斷裂與延續(xù):《個人影響》的影響 （代譯者序）
在傳播學術史的研究與探討中，一般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話語。其一
是施拉姆（Schramm，1997）建構起來，并被羅杰斯（2002）重申的以
“四大奠基人”為傳播學科源起的學術史話語。這一歷史話語體系以傳
播效果為核心，將整個傳播學術史大體劃分為強效果論（“魔彈論”）階
段、有限效果論階段和新強效果論階段，諸多傳播理論按其效果觀以及
提出的時間，在一個線性的時間軸上各居其位、各安其所。這無疑是一
種主流的歷史敘事（但也經(jīng)常處于被批判地位），絕大多數(shù)傳播學教材
普遍采用這一說法——這既體現(xiàn)了它的主流地位，同時又反過來將其進
一步強化。在這個譜系中，拉扎斯菲爾德以及傳播學的哥倫比亞學派
（以下簡稱哥倫比亞學派）當仁不讓地處于歷史轉(zhuǎn)折點的核心位置，被
認為是“魔彈論”的終結者和有限效果論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而開啟這一重
要轉(zhuǎn)折進程的，是拉扎斯菲爾德所領導的兩項重要研究以及據(jù)此出版的
兩部著作——伊里縣調(diào)查與《人民的選擇》、迪凱特調(diào)查與《人際影
響》。
與此同時，近十多年來興起了重新評價與重寫傳播研究學術史的潮
流。在這一話語體系下，“四大奠基人”被認為是施拉姆一手創(chuàng)造出的
“神話”，其目的之一在于讓傳播學能夠攀附上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主
流學科從而更快得到學界承認。在這一“神話”體系中，美國式的實證
傳統(tǒng)成為傳播研究的主流，而以杜威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的更偏向于人
文的路徑，以及歐洲的、批判主義的路徑均被忽視，甚至受到貶抑（可
見黃旦，2015;胡翼青，2007）。在對這種歷史譜系的批判中，作為
“美國傳統(tǒng)”的重要代表，拉扎斯菲爾德以及哥倫比亞學派幾乎成為眾
矢之的，受到猛烈批評。不過吊詭的是，這樣的批判客觀上卻又使得哥
倫比亞學派的學術影響力得到極大提升，至少進一步證明了哥倫比亞學
派的重要學術地位（劉海龍，2010）。因為無論是支持者還是批評者都
發(fā)現(xiàn)，拉扎斯菲爾德和他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始終是繞不過去的話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再晚近些，出現(xiàn)了對于上述批判的進一步反思與
“批判”。此處所說的“批判”與批判者，并非是簡單地站在主流路徑上
與第二種歷史話語展開論爭，而是認為上述相互對立的兩大歷史話語系
統(tǒng)都有失偏頗，有將其自身意識形態(tài)化的傾向。一方面，施拉姆及其路
徑的追隨者們對傳播研究的框定有其狹隘之處;但另一方面，鼓吹芝加
哥學派、批判傳統(tǒng)等等其他路徑的學者們，出于確立自身正當性的需
要，往往在將哥倫比亞學派樹為稻草人進行否定與批判時，裁剪、修正
了哥倫比亞學派的學術思想，忽略了該學派一些重要的探索與貢獻。換
言之，主流路徑的研究者們對于傳播學源流與發(fā)展的認識是一種有著自
身目的的建構，那么它的批判者們，比如凱瑞（James Carey），同樣也
在建構，并受到其所處情境的影響（周葆華，2008a;方師師、 於 紅梅，
2010;孫藜，2012）。
由此可以看出，在對傳播研究知識地圖的譜繪中，不同學者從各自
立場和角度，對于拉扎斯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學派有著不同的解讀，這也
使得哥倫比亞學派的面孔似乎在逐漸變得模糊———大體近似，但在一些
重要的細部上卻又眾說紛紜。這也正是譯介包括《人際影響》在內(nèi)的哥
倫比亞學派經(jīng)典著作的價值所在，它可以使我們在揭秘式的知識社會學
視角之外，能夠更多地從傳播研究的內(nèi)部，更為清晰地厘清哥倫比亞學
派的成就與貢獻，以及它的不足與問題。
即使是哥倫比亞學派最嚴厲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人際影響》
在傳播研究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Gitlin，1978）。該書基于拉扎斯菲爾
德在1944年領導進行的迪凱特研究，而就在四年前，拉氏剛剛進行了
著名的伊里縣調(diào)查，出乎意料地發(fā)現(xiàn)大部分選民所獲取的競選信息以及
他們的決策依據(jù)，并非如預想那般來自大眾媒體，選民們似乎更傾向于
從其他個體那里獲得信息，并受到直接影響。由此，拉扎斯菲爾德等人
提出了“意見領袖”與“二級傳播”的假設（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
森、高德特，2012）。但是，什么樣的人才是意見領袖，他們具有哪些
屬性，他們與他們的追隨者之間是怎樣的關系，二級傳播的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