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2年，團結出版社出版了筆者的拙著《虎賁獨立師——國軍第102師抗戰(zhàn)紀實》，該書面市后，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蒙出版社副主編唐立馨老師鼓勵，建議我多寫幾本以國軍在正面戰(zhàn)場，以師級為單位的作品，擬以“虎賁獨立師”單成系列。

唐老師的建議正符合我的想法，因為在此之前我做了大量的資料整理和采訪工作，正準備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微觀的戰(zhàn)場，定位于黔軍。既與出版社達成了共識，所以動起手來，就駕輕就熟許多。

黔軍，因為抗戰(zhàn)史無載，所以一直以來是個研究空白，但貴州先后有十一個師奔赴抗日戰(zhàn)場，前后輸出兵源七十多萬，占當時貴州總人口的7%。這個數字只是針對各師管區(qū)征兵名冊而得到的統(tǒng)計結果，實際數字還遠不止于此。

抗戰(zhàn)未啟時，貴州就先后有七個師先期出黔，加上貴州征兵制起步較晚，抗戰(zhàn)軍興出黔部隊均以募兵形式到家鄉(xiāng)招兵買馬，因而總的數字較為模糊，但僅就七十萬而言，對于一個人口僅八百萬的省份，已經算是個奇跡！

八年抗戰(zhàn)，正是依靠許許多多局部戰(zhàn)役的拼搏犧牲，才組成了一次次宏大的會戰(zhàn)，給了日本侵略者以痛創(chuàng)，阻擋和遲滯了日寇的深入，持久地消耗著敵人的戰(zhàn)力，積小勝為大勝，終于在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大反攻中贏得了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

抗戰(zhàn)八年，貴州兵就在前線打了八年。從七七事變后的太原會戰(zhàn)、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到徐州會戰(zhàn)、武漢會戰(zhàn)、南昌會戰(zhàn)、長沙會戰(zhàn)、常德會戰(zhàn)、宜棗會戰(zhàn)、鄂西會戰(zhàn)，以及后期的兩次遠征軍作戰(zhàn)……哪里有惡仗哪里就有貴州兵，貴州對抗戰(zhàn)的貢獻不可謂不大！而黔軍在抗戰(zhàn)的部隊中又是一支支名副其實的“獨立師”。這幫貴州子弟兵穿草鞋，打綁腿，背大刀、戴斗笠，肩扛“漢陽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憑著一腔熱血奔赴抗日戰(zhàn)場。

黔軍部隊自1935年接受中央整編以來，消除了地方的潛規(guī)則，加入了中央軍序列，但在地方軍看來，他們是中央嫡系，而在嫡系眼中，他們卻又是雜牌，所以往往是吃苦在前，有過無功。這些處境尷尬的“獨立師”，在抗日戰(zhàn)場上征戰(zhàn)南北，浴血東西，沖鋒打前沿，撤退打后衛(wèi)，鏖戰(zhàn)八年，屢建功勛，無疑是真正的“虎賁獨立師”。

貴州是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山地省份，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的各族人民，在“與野獸爭生活”的艱難生活環(huán)境中，把自強不息的精神傳承了下去。貴州人平時亦耕亦獵，平時為農、戰(zhàn)時為軍，在艱苦的生存環(huán)境中磨礪出了與內地人不同的性格，那就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又特別能戰(zhàn)斗，就算沒有經過專門的軍事訓練，照樣能征善戰(zhàn)。

這就不難理解，黔軍部隊在抗日戰(zhàn)場上一路附屬，屢被肢解，但黔軍部隊打不夸、拆不散，而各師師長均堅持“憑戰(zhàn)績說話”，在抗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屢建奇功，表現出了當時極為罕見的大局觀，極大地維護了黔軍的穩(wěn)定。

抗戰(zhàn)期間，國土淪陷，大批東部發(fā)達地區(qū)的民眾轉移到了貴州，初來乍到，幾乎人人都會抱怨貴州的貧窮落后，可過了不久就開始稱贊貴州人的好處了。貴州人的好處在哪里？好在他們特別地吃苦耐勞，好在他們特別地勇敢頑強。那么多難民來到貴州，你沒有糧食吃？不要緊，我勒緊褲帶陪著你一起挨餓；你失去了家園？別著急，我出去幫你報仇！什么叫憨厚樸實夠義氣？貴州人的抗戰(zhàn)表現已做出了最好的詮釋！

抗戰(zhàn)時期，貴州不是淪陷區(qū)，卻是一個兵源大省，貴州兵有著很強的國家意識。在貴州很少聽說“抓壯丁”的事，因為只要有一個召集人，他們就立即能組織起來主動參軍。貴州不僅出動了十一個師，而且還直接承擔了其他部隊的兵源補充任務，比如號稱“王牌軍”的第74軍，其主要兵源補充基地就在貴州“鎮(zhèn)獨師管區(qū)”，所以前方每倒下一個“王牌軍”的戰(zhàn)士，后方立刻就補進一個貴州兵！

抗戰(zhàn)勝利七十年了，我們有什么理由忘記這些在國家危亡挺身而出的貴州兵。

（二）

國民革命軍第82師屬中央軍旁系，是由貴州松桃人羅啟疆親手締造的一支以苗族為主體的建制師，其前身為獨立第34旅、預備13師。1938年武漢會戰(zhàn)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將預備13師與原湖北張剛的第82師合編成“新”第82師，羅啟疆任師長，正式納入中央軍序列。但無論其番號與從屬關系怎樣變，這支部隊的主體結構不變。

第82師在雜牌軍眼里，搖身一變成了中央軍嫡系；可在嫡系眼中這支部隊始終就是雜牌。在中央軍里主官非黃（黃埔）即陸（陸大）的背景下，第82師一開始就有了自身的宿命。盡管屢立戰(zhàn)功，還是屢被肢解。

第82師創(chuàng)建人羅啟疆是貴州松桃人，由于生長在苗地，有著苗族人特有的性格。但是他雖然名不見經傳，卻比起黃埔嫡系的將軍們，以及廟堂之上的那些顯貴，羅啟疆更具有亂世之秋的標本價值。

羅啟疆從北伐開始，在家鄉(xiāng)松桃拉起隊伍，歷經北伐、“剿共”、抗日，部隊能踣而復起，散而再聚。在政潮迭起、內訌不斷的時代，他又龍門能進、狗洞能爬，歷經修練，成為了軍中不倒翁，三十八歲病死疆場，入列忠烈祠，被追晉為上將。

羅啟疆生于黔地，其所屬部隊幾為黔人，自然就屬于黔軍系列。在軍閥混戰(zhàn)時期，貴州從爐山（凱里）至黃平以下，直至松桃、銅仁，兼及雷山、臺江、劍河一帶，均被稱為黔省“東路大同鄉(xiāng)”，籍屬以上各縣的軍政人員在外彼此抱團，都拉得很緊。自北伐開始，羅啟疆以鄉(xiāng)緣為紐帶，開始組建、經營、發(fā)展自己的部隊，憑個人魅力為凝聚，建立了一支以他為核心的純“地方”武裝。

在第82師中，校級以上軍官多為羅啟疆松桃籍的親信，計有：副師長歐百川、旅長楊恩貴、參謀長毛定松；團長楊廣培、王成龍、喻杰、營長劉鴻斌（后任103師中校團長）、李昌權、李叔康、中校副官主任楊晉三、中校副官主任、副團長李叔謹、中校副團長楊先允、中校副團長羅啟明、中校副官主任、副團長周命佐、中校營長敖傳祿、中校會計課長鄧雅樂、少校營長楊再云、少校營長楊廣楨、少校營長姚明輝、少校營長王成禮、少校營長姚杰武、少校營長周超榮、中校經理處長李浩若、少校營長敖傳盛、少校營長劉昆、少校營長羅茂清、少校營長羅啟樹、少校營長羅紹基、少校營長羅洪中、少校營長、軍械主任羅洪錦、少校營長羅海清、少校軍需龍祖純。

正是這種純“地方”武裝，在抗日戰(zhàn)場上令日軍聞風喪膽，成了其第6師團的心腹之患。第82師在繳獲的文件中，發(fā)現一份當地日軍的作戰(zhàn)指令，其特別指出“當心羅部毛團的襲擊�！庇纱丝梢姷�82師在抗日戰(zhàn)場的作用。

第82師前后換過四任師長，雖然歷經淞滬會戰(zhàn)、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武漢會戰(zhàn)，第一、二次長沙會戰(zhàn)、冬季反攻作戰(zhàn)，以及滇西松山攻擊戰(zhàn)等七次大戰(zhàn)，屢立戰(zhàn)功。也因羅啟疆過早去世，部隊失去向心力而屢受肢解，師長不斷換人，由于拒絕吞并，不斷反抗，出現了四次兵變，最終于在抗戰(zhàn)勝利前被撤銷番號。

第82師是一支以苗人為主體的抗日部隊，其從發(fā)展到消亡就是一個悲壯的故事。

三

在過往的時間里，很少能看到有對一支部隊（一個師）的立傳，因為沒有經驗，又沒有可資借鑒的樣版，寫作起來較為困難。但是探索卻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因為披荊斬棘過程就比目標本身重要。因此，筆者完成了從聽人講故事，到了給人講故事的過渡。

寫作一支部隊的抗日經歷，說穿了就是把親歷者的所見、所聞、所感描寫出來，與讀者一起重溫那段歷史，使戰(zhàn)爭成為大家的一個理性的認識，從而珍惜和平的來之不易。

一個人、一支部隊在戰(zhàn)爭面前，不可能是什么中流砥柱，他們僅僅是這場戰(zhàn)爭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所以在筆者筆下就只有群像，沒有個人的塑造，只有生命的群體，沒有非常強調刻畫的大英雄，只有“重返”到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深入戰(zhàn)場，你才會發(fā)現生命的可貴，才知道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是千千萬萬個將士的尸骨堆積出來的。所以，在筆者的心中，勝利的豐碑應該屬于那些英烈，屬于那些在國家危難時敢于沖向戰(zhàn)場的軍人。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筆者盡可能地避開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本著客觀、嚴謹、負責的態(tài)度敘述事實真相。在真實性、可讀性方面，筆者力求做到兼顧讀者中的專家品位與百姓口味，并與時下的歷史論著和文史演繹作品區(qū)分開來。在講求真實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做到圖文并茂、通俗易懂、細節(jié)完整、情節(jié)生動，把握語言分寸，避免歷史論著般的枯燥乏味，以及演繹作品的胡編亂造。

成書之前，筆者得到了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淞滬會戰(zhàn)紀念館、貴州省圖書館、貴州省民革、貴州省黃埔同學會、貴州省遵義市檔案局（館）、貴州省松桃縣檔案館、貴州省鎮(zhèn)遠縣檔案館、貴州省天柱縣政協(xié)文史委、貴州省錦屏縣政協(xié)文史委、貴州省黎平縣黎平會議會址紀念館的大力支持。其中，貴州省松桃縣政協(xié)文史委的巨大幫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中山市誠豐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駱科云先生無私幫助，使本書能順利出版，在此特別致謝！

由于筆者才疏學淺，加之視野所限，難免掛一漏萬和錯訛，祈為引玉之磚。敬希讀者指正！

第一章 抗戰(zhàn)軍興，請纓出黔

盧溝夜月，日軍謀華

1937年7月7日夜，駐北平西南宛平縣盧溝橋附近的日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了軍事演習，并詭稱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縣城搜查，被中國駐軍嚴詞拒絕。不肯善罷甘休的日軍，隨即向宛平城發(fā)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還擊。至此，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

此時，北平已是危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