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試讀： 

      講了這么多期《曉松奇談》，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發(fā)現(xiàn)。什么發(fā)現(xiàn)呢？我注意到，我講了那么多家國大事、大人物，但最受大家歡迎的，其實還是小人物的歷史，比如崔大師的故事，比如八千山東學生的故事，還有張大千怎么趕飛機的故事。由此給我一個重大啟發(fā)：對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史、口述史，大家可能更感興趣。因為好多大歷史，在書上就能看到，不用再聽我講了。

      因此，從今天開始，我要講一個很小的系列，講一個小人物、一個普通人的家族史。誰呢？就是鄙人，“矮大緊”本人。

      按說，一個剛四十多歲的人，就講口述歷史，實在是有點早。但是呢，要知道，中國是個很不一樣的國家，剛過去的這一百年，經(jīng)歷了三朝之多，經(jīng)歷了那么多的悲歡離合；尤其是最近這四十年，又經(jīng)歷了中國歷史上罕見、全世界都罕見的巨變。所以，既然一位中國的百歲老人都可以闡述三朝歷史，那我這個四十多歲的人，當然也可以講一些不一樣的往事，講一些在今天的年輕人和小孩聽來匪夷所思的、關于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小小歷史。這些故事既有我親身經(jīng)歷的，還有家里人跟我講的，我把這個小系列叫做“朝花夕拾”，就權當我本人的“口述歷史”吧。

      從哪兒開始講呢，就從我出生開始講吧。我出生在1969年11月14號，這要讓講究風水的人聽了，估計會覺得很可怕，11月14號，“要要要死”！別怕，我后來搞了音樂嘛，“1114”就變成了“多多多發(fā)”。生在哪兒呢？生在北京。生在北京什么地方呢？當然是婦產(chǎn)醫(yī)院。但奇怪的是，我在婦產(chǎn)醫(yī)院只待過一天，我媽待產(chǎn)、坐月子，都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我一個親戚家里。什么親戚呢？我的舅公。我舅公姓施，就是中國最有名的中醫(yī)——施今墨。施大夫，北京四大名醫(yī)之一，也是唯一給孫中山、蔣介石、毛主席都看過病的大名家。施家跟我家關系非常近，以后我再慢慢講施家的故事。

      先說說為什么我生在我舅公家，而不是自己家。大家想想，1969年，那是個什么樣的年代？不管是叫“十年浩劫”也好，還是叫“文革”也好，反正對知識分子來說，對很多很多人來說，那是一個最難過的年代。在那個年代里，很多人甚至性命都不保。我們家還算好，保住了性命，但是其他東西都沒保住。我出生那年，我們家被打倒了，存款被凍結了，工資也停發(fā)了，家里還搬進來五六家成分比較好的人。所以那時在北京，我們家那真是片瓦全無，一分錢沒有，連糧票都沒有。大家知道，那個時候如果沒有糧票，你就算有一億塊錢也會餓死，因為就算你買一塊桃酥、一個饅頭，也得要糧票，而且還必須是北京市糧票，才能在北京買東西。

      當時慘到什么程度？據(jù)我舅舅講，我媽那時在單位門口放了一個盒子，大家來募捐糧票，有人可憐我們家，時不時給個半斤一斤的糧票，就這樣，一大家子才得以生存下來。我舅舅說，那時家里的古董、字畫什么的，該搶的也搶了，該拿的也拿了，藏起來的也不敢拿出去賣，因為這叫“四舊”。最后能賣的全賣掉了，比如家里的幾個明朝傳下來的太師椅，一塊錢一個，全賣掉了，賣了幾塊錢。我的外公最后拿這全家僅剩的幾塊錢，讓我舅舅去買菜，然后說，你一定要記住，以后咱們家再有錢的時候，一定要省著花。那個時候家里就是這樣凄慘的狀況，于是外公外婆只好把有孕在身的我媽托付給了我舅公。于是我就在我舅公施今墨家里出生了。

      這還是我沒出生時的情況。等我出生的時候，家里其實已經(jīng)沒有人了，因為全家都下放了。我外公外婆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養(yǎng)豬，我父母到大慶去參加松遼油田會戰(zhàn)，在那里住“干打壘”，當工人。我父親是清華土木系，我媽是清華建筑系，倆人加一塊正好能蓋房，于是就去建設大慶。那時候還不叫大慶，還叫松遼油田，大家知道我為什么叫高曉松了吧？就是因為在松遼油田會戰(zhàn)的時候，“會戰(zhàn)”出了一個我。我妹妹叫高曉江，就是因為后來他們又轉(zhuǎn)到江漢油田會戰(zhàn)去了，又“會戰(zhàn)”出一我妹來。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家為什么被打倒。說白了，在那個年代，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管你什么出身，想打倒你，都很正常。你參加過國民黨，給國民黨當過郵遞員、稅務員，不行，要打倒你，城管也不行，反正你就是幫助國民黨欺負過中國人民。你是老革命，但你跟錯了路線，走向了修正主義路線，也要打倒。你既沒當過國民黨，也沒當過共產(chǎn)黨，但是你出國留學了，也不行，這叫里通外國，你就是特務。

     我們家這一撥人就都是出國留學的，于是就都被打成了特務。具體罪名也很有意思，當然有很多罪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叫“里通外國，偷運貴重金屬出境，給帝國主義”。那時這可是一大罪。

      我們家這樣的一個罪怎么來的呢？話說我外公外婆曾經(jīng)留學德國十多年。我媽就是在柏林生的，那是在1942年12月31號，陽歷除夕，所以我們家后來還保存了一封珍貴的小電報。那時候留學生都沒錢，窮，而電報又很貴，所以只發(fā)了五個字，叫“除夕得一女”。那會兒柏林正趕上英美大轟炸，大家都得逃難。

      我外公外婆逃難沒法帶著我媽，就把我媽寄養(yǎng)到了一個德國上校的家里。這個德國上校是納粹黨員，他為什么同意收留我媽呢？因為那時候他可能是感覺到德國要戰(zhàn)敗了，如果德國戰(zhàn)敗了，那家里養(yǎng)著一個盟國的孩子，是不是以后罪行可以輕一點呢？要知道，不是每個德國納粹都像電影里演的那樣信仰堅定的，任何一個組織都不缺動搖的人。所以，他們家對我媽還挺好，把我媽養(yǎng)得白白胖胖。

      我外公外婆的逃難生涯，直到德國被占領，美軍進來了，才算結束。外公還給我講過他們逃難時的情景，特別有意思。那時所有的德國人，不管是軍人還是老百姓，都拼了命地往西邊跑，因為西邊是英美法的軍隊占領的，在那邊好像還能保命；而東邊是被蘇軍占領的，德國人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軍隊在蘇聯(lián)犯下的罪行，所以覺得被蘇軍俘虜了肯定會很慘。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往西跑，最后在西邊的一個小城，終于迎來了美軍的占領。

      外公外婆那時候已經(jīng)整整兩年沒吃過肉了，德國老百姓也一樣，因為那個時候后方實行配給制，幾乎所有的資源都供應軍隊去了，所以老百姓就只能吃點土豆，面包都很少。以至于外公在戰(zhàn)爭期間養(yǎng)成了一個壞毛病，就是吃完了飯要舔盤子。大家現(xiàn)在去德國看，德國人都還很嚴謹，不浪費糧食，通常在吃完飯以后，不管是湯盤子，還是菜盤子，都會拿一小塊面包把盤子擦干凈，然后把那面包吃了，盤子都不用洗了。

      戰(zhàn)爭年代，沒面包，拿什么擦呢？只能拿舌頭舔。以至于我外公都七十歲了，這毛病都沒改。有一次，中央電視臺來采訪，吃完了飯，他居然當著人家的面，把一盤子給舔了。我說，你別這樣，人正開著攝像機。他說，哦，我忘了。你看，這就是戰(zhàn)爭年代窮慣了養(yǎng)成的一個毛病。

      外公跟我講，那時大家都藏在地窖里，聽著外邊的炮聲漸稀，有膽大的男人爬出去看�；貋碚f，美軍進來了，德軍全撤了，于是我外公外婆就跟著全鎮(zhèn)人出來了。美軍一看，咦，這兒居然還有倆盟國的人啊。等美軍打開了德軍倉庫，賑濟饑民的時候，德國的普通百姓給兩片面包就算了，卻給了我外公一罐兩公斤裝的熟牛肉。我外公說當時就吃了半罐，太餓了，兩年沒吃過肉。

      在這種顛沛流離的情況下，我媽居然還養(yǎng)得白白胖胖。養(yǎng)我媽的這家人，到現(xiàn)在還跟我家有聯(lián)系。當然中間斷了很多年聯(lián)系，因為后來東西德分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互不往來嘛。直到1998年，我妹妹結婚，她嫁給了一個一米九七的德國人�；槎Y在德國北部一個叫Hohe Acht（德語）的山頂舉行。我媽就懷著試試的心情，寫了一封信，寄到她小時候被收養(yǎng)的那個地方，想看看那家德國人還在不在。信里說，當年我還是個小女孩，現(xiàn)在我的女兒都要結婚了，如果你們還在，希望你們來參加婚禮。還附帶了一張地圖，講了怎么過來的路線。

      婚禮那天，等我們到了那山頂，開來了一輛奔馳，下來一個老太太，老人已經(jīng)九十歲了。一看見我媽，倆人就抱頭痛哭，管我媽叫“quinne”。因為我媽叫張克群，所以管我媽叫“群”，發(fā)音不準便成了“quinne”。于是他們就參加了我妹的婚禮。他們家那兒子后來也去了美國，在康奈爾大學當教授，前一陣我還收到了他的郵件，說有機會一定來拜訪，因為他在家里看到過我外公外婆、我媽媽的照片。這么一來，我媽就等于在德國人家里長大的，所以我媽剛回國的時候，不會說中文，只會說德文。

      說了半天，這“貴重金屬”是怎么回事呢？德國戰(zhàn)敗以后，我外公外婆的很多同事，參加過納粹黨，就很害怕，畢竟納粹犯了那么多罪行，怕盟國來了，被絞死，被槍斃。那個時候，人心惶惶，德國的貨幣體系也已經(jīng)完全崩潰。德國西部所有的貨幣，都成了廢紙。德國東部就根本無所謂貨幣了，蘇聯(lián)紅軍來了就隨便搶。蘇聯(lián)紅軍都懷著報仇的愿望，據(jù)說強奸了100多萬德國女人，搶了無數(shù)東西，正義不正義咱就不說了，納粹在蘇聯(lián)土地上也沒少犯這些罪行。西邊來的英美軍，好歹文明一點吧，就不搶東西了，咱買東西�？墒悄阌譀]貨幣，拿什么買呢？駱駝牌香煙。美軍每天的配給都有駱駝煙，于是駱駝煙就成了硬通貨。一根駱駝煙，恨不得就能睡一個美女；兩根駱駝煙，搬走一鋼琴；半包駱駝煙，拿走一幅名畫。

      在這種整個社會體系都崩潰的情況下，我外公外婆的一個好朋友，一個德國教授，就把家里的家當全部變賣掉，換了一小塊白金。其實也沒多大，然后就交給了我外公外婆，說你們是盟國的人，盟軍來了，你們的財產(chǎn)應該不會被剝奪，我就把這塊白金交給你們。如果以后我還能活下來，你們還能找到我，就再還給我；如果找不到我了，也找不到我家人了，就算送給你們了。我外公外婆在戰(zhàn)爭期間都獲得了博士學位，已經(jīng)在德國開始教書，大家同事一場，所以也就接受了這塊白金。

      外公外婆后來的日子雖然也很苦，但一直也沒動這塊白金，因為他們覺得這不是自己的，是人家的。他們帶著這塊白金，先是從德國到了瑞士。為什么到瑞士呢？因為外公外婆這些留學生啊，當時天天想的就是回國參加建設，而且覺得應該學一些本事再回國。當時中國最缺的都有什么呢？比如發(fā)電站。他們知道小豐滿水電站用的是瑞士的汽輪機，于是他們就到了瑞士，到生產(chǎn)這個輪機的工廠去做工程師，想學會這套本事再回國報效。

      可見那時候的人是非常愛國的，那個時候的留學生應該說比今天的留學生要愛國很多。我之前在《曉說》中有三期講淞滬戰(zhàn)役，就有過這么一個小細節(jié)。我外公外婆是1937年離開的中國，我外公考的是公費的“庚款”留英，第四屆還是第五屆來著；我外婆是自費留德，因為留德沒有公費生。他們登船離開上海那天，正好是1937年8月17號，上海淞滬戰(zhàn)役正式打響的日子。因為戰(zhàn)爭沒有打進租界，所以船是從租界出發(fā)的。當時整個華界已經(jīng)炮火連天，所有的留學生都站在船尾，哭著對這個炮火連天的苦難祖國說：我們一定要學好本事，回國建設這個國家。

      當時船上的學生，除了我外公外婆，還有后來成了中國科學院院長的盧嘉錫、后來成了農(nóng)大著名教授的裘維蕃等等。這批留學生對這個國家的感情尤為強烈，因此在留學期間，他們的專業(yè)不停地變。我外婆一開始學的是物理，后來聽說日本空軍如何如何厲害，日軍怎么怎么轟炸中國，就立志學航空，所以在哥廷根大學就改學了航空，而且?guī)煆牡氖鞘澜缈諝鈩恿�學的奠基人——大師普朗特。我外婆就成了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也是普朗特唯一的中國籍博士。

      普朗特還有一個中國籍的徒孫。這人是誰呢？就是錢學森。普朗特在1902年收了他第一個博士，叫馮·卡門。喜歡軍事科技的人當然知道，馮·卡門是美國的火箭之父。馮·卡門后來帶了一個博士，就是錢學森。四十年之后，普朗特的最后一個博士，叫陸士嘉，就是我外婆。這一點很有趣，本來我外婆跟錢學森是北師大附小的同學，結果大家從國外學一圈回來以后，我外婆變成錢學森的師姑了。

      我外婆后來回國參與創(chuàng)辦了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個空氣動力學專業(yè)。我外公也是這樣，一開始也是學物理的，后來也是為了報國，就學了翹體力學。翹體力學大家都知道，就是輪機、潛艇等等。1946年前后，他們在瑞士那個輪機廠做工程師的時候，就開始不停地聯(lián)絡怎么回國。最后終于聯(lián)絡上了中國駐法大使館，獲得了幫助。回國的這一路特別艱辛，從法國先到法屬越南，又從法屬越南到香港，從香港才回到了內(nèi)地。

      我外公外婆回國后，先是在同濟大學教書，后來去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做教授，后來又到清華大學做教授。剛才不是說白金的事嗎，這一路上他們就一直帶著這塊白金，直到一九五幾年的時候，德國分裂了，東德跟我們是友好國家，所以東德就有教授來訪問。他們就問來訪問的人，你們認不認識那個什么什么教授，那是我們當年在德國的同事，我們還幫他保存著一塊他的白金呢。他還活著嗎？東德教授說，還活著呢，而且家里人都還在。我外公外婆說，這塊白金是他的財產(chǎn)，我們帶了這么多年，現(xiàn)在趕快完璧歸趙吧，就托這位東德教授帶回了德國。

      其實那教授當時還在西德，那時德國剛剛分裂，兩邊的隔離還沒那么嚴格，后來修建柏林墻，完全封鎖，那都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把一塊貴重的白金，從國內(nèi)輾轉(zhuǎn)交給西德的某教授，這就是后來“偷運貴重金屬出國”這么一個大罪的來歷。

      1966年，“文革”爆發(fā)，各種各樣的批判就上來了，“偷運貴重金屬出境”這些就全都抖出來了。加上那個時候，外公外婆都是一級教授，外公還是院士，所以工資很高，他們兩個人那時候都是360塊錢工資。所以就風傳有多少存款，“清華首富”什么的，反正各種各樣的資產(chǎn)階級的罪名就全上來了，一通痛批。這就是剛才說的靠“募捐糧票”生存的那段凄慘歲月。

      到了1968年，我外公外婆就都下放到江西鯉魚洲養(yǎng)豬去了。雖然說是養(yǎng)豬，我外公外婆還很樂觀。我們家好像有一種樂觀的傳統(tǒng)吧，大家看我也是，不管什么境遇我都倍兒高興，可能就是有祖?zhèn)骰�因。那時候，我外公還專門托人在北京買關于養(yǎng)豬的書，寄到江西去。還說，一定要把養(yǎng)豬這個事研究好。知識分子就這毛病，什么都要研究一下，訓練一下。

      外公外婆在那兒養(yǎng)了很多年的豬，其實對他們的學術、研究等方面是有很大影響的。后來他們倆年老以后，經(jīng)常跟我說，一個科學家最珍貴的時光，就是五十歲到六十歲這段時期，因為到這時候，你所研究領域的各種東西，基本上已經(jīng)看明白了，你已經(jīng)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這時候你也已經(jīng)有了資源，有了實驗室，有了助手，還又有了思想，有了精力。所以說，五六十歲是科學家最好的時光。結果倒好，這段時光他倆跑江西養(yǎng)豬去了。

      當然后來我外公外婆去世的時候，國家也給了很高的待遇。我第一次上中央電視臺是在十七歲，就是我外婆去世后的追悼會。當時的副總理習仲勛同志親自到場，我還跟習仲勛同志握了手。因為當時我舅舅還沒回國，我就變成了站在最前面的，趕上了和習仲勛握手。

      外婆去世時還有一個小插曲。追悼會上來了外婆的很多學生，這其中有兩位當了部長的，一位是當時的高教部部長何東昌，一位是當時的廣電部長艾知生，都親自陪同到了八寶山。當時出現(xiàn)了一件讓我特別難以忍受的事：一位負責火化的工人就不給我外婆火化，問他為什么，他說這么熱的天，你得給我送兩條圓球煙和兩瓶二鍋頭，我才燒。陪同去的那么多人，學校的校領導，還有兩位部長，大家一聽都傻了，都說：“小同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能這么對待我們國家這著名的科學家呢？這是我國的‘居里夫人’你知道嗎？”“那我不管，大不了你們把我撤職，反正我就是不想干，燒死人的事我就是不想干。”我只好連夜騎車，從八寶山騎到前門，商店都已經(jīng)關門了，我只好挨家敲門，總算買到兩條圓球煙、兩瓶二鍋頭，然后再騎回去。最后把煙酒送上去，這才給燒了�？梢姰敃r這個社會風氣，已經(jīng)成了什么樣子，現(xiàn)在想起來都不寒而栗。

      再說回到我外公外婆。外公外婆這一代知識分子對這個國家的感情，今天的人是很難理解的。他們不僅在戰(zhàn)亂年代學的專業(yè)都是為這國家的未來著想的，而且回國以后即使受到迫害，他們也都是無怨無悔的。不是戴高帽，他們真的是在無怨無悔地愛著這個國家，而且他們都兩袖清風。我外公去世的時候，所有的遺產(chǎn)加一起，只有三千塊錢。八十年代初，外公受命創(chuàng)辦深圳大學這所給全世界看的“窗口大學”的時候，他身為第一任校長，經(jīng)手了無數(shù)的錢、土地，愣是沒有把一分錢拿回家來過。那時候一個深圳特區(qū)戶口，能賣八萬塊錢，我外公手里拿

      著無數(shù)的深圳特區(qū)戶口，也沒有徇過一次私。

      現(xiàn)在深圳大學的主樓里還有我外公張維的雕像，后面刻有銘文，上面還有我寫的二百字。“夫妻同為科學棟梁，兒孫上進不辱家風”，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