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古代日本的發(fā)現(xiàn)
　　——中國上古文獻中關(guān)于日本的記載
　　第一節(jié)《爾雅》中的“日下”與“日本”的定名
　　公元前五世紀(jì)至前三世紀(jì)，中國上古時代最早的字書《爾雅》第一次記敘了我國先民對中國四周的地理觀念。它稱北方為“觚竹”，南方為“北戶”，西方為“西王母”，東方為“日下”。其中關(guān)于“日下”，《爾雅》說：日下者，謂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國也。在古代漢語中，“下”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表示“從高處到低處”，與日本語中的“さがる”(Sagaru)和“おろす”(Orosu)等同義，屬于動詞形態(tài)。一是表示“所處的位置在下方”，與日本語中的“もと”(Moto)和“した”(Shita)等同義，屬于名詞形態(tài)�！稜栄拧分小叭障隆钡摹跋隆�，應(yīng)當(dāng)屬于前一種意義的方位詞。所以，所謂“日下”，便是“在太陽之本”，而不是“太陽落下”的意思。
　　如是，《爾雅》的這一表述便可以得到順理成章的詮釋。它的本意是說，中國之東，那里是太陽的故鄉(xiāng)。這一記載，在當(dāng)時未必確指日本列島，它更多的是表現(xiàn)了中國古代先民關(guān)于太陽的奇特幻想和對于東海的神奇?zhèn)髡f，從而構(gòu)成了上古時代獨特而神秘的東方觀念。
　　盡管如此，由《爾雅》所表述的中國上古先民的這一東方觀念，與以后“日本”的定名，卻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日本在飛鳥時代之前，關(guān)于自身的國土和人種，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確定的名稱。日本最早的書面文獻《古事記》是依據(jù)上古流傳下來的若干“帝紀(jì)”和“舊辭”編纂而成，其中稱自己的國土為“大八島國”“大八洲”“葦原中國”“豐葦原水穗國”等。八世紀(jì)末編成的《萬葉集》及以后的《古今和歌集》，自稱國名為“やまと”(Yamato)，用漢字表為“倭”或“倭國”。這顯然是把中國古文獻自《山海經(jīng)》以來關(guān)于“倭”的記載，與《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關(guān)于“邪馬臺”記述綜合而成的定名。然而，在七八世紀(jì)時代日本律令制國家體制逐步確立，形成古代國家的時候，朝廷開始官定國名為“日本”。公元720年依據(jù)中國傳統(tǒng)的編年體裁又采用古漢文撰寫成的日本古代第一部史書，首次命名為《日本書紀(jì)》。
　　“日本”的含義便是“太陽的故鄉(xiāng)”。在這里，“本”就是“もと”的意思，即在太陽之下。那么，當(dāng)時的日本人究竟依據(jù)什么觀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土地竟然是“太陽的故鄉(xiāng)”呢?地球運動的實際狀況使人類對于太陽的升降具有共同的感受——即太陽從東方升起，在西方降落。這一點，對古代日本人來說具有同樣的意義。因此，“日本”這一名稱的意義，在最初的時候，它并不是日本列島本土居住民的意識，而是觀察到太陽從東方升起的日本列島西側(cè)的居住民的意識。
　　實際上，“日本”這一名稱，與中國《爾雅》中把東方稱為“日下”具有極為深刻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六七世紀(jì)時代的日本貴族階級正是接受了《爾雅》中所表達的上古時代中國先民的最原始的東方地理觀念，進而把它作為自己生活的土地、國家和人種的稱謂。
　　古代日本確定“日本”這一國名與“天皇”這一稱號，經(jīng)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從中顯示出《爾雅》的東方觀念對當(dāng)時日本最高層知識分子心態(tài)的影響。古代日本的最高君主在確定“天皇”的稱號之前，曾稱為“王”“大王”“天子”等。公元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大臣小野妹子攜帶“推古天皇”(這是后世的稱呼)致中國隋代皇帝的《國書》。此《國書》的開首這樣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此《國書》引文見《隋書》卷八一《東夷傳》，并見《冊府元龜》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此話的前半部分“日出處天子”是日本國王的自稱，文句中的“日出處”，明顯地來自《爾雅》中“日下者，謂日所出之所”，使用的是中國先民的東方地理概念。此句的后半部分用“日沒處天子”來指稱中國的皇帝，這里表述的是日本人的西方地理觀念，認(rèn)為中國便是太陽西落的地方。這是當(dāng)時日本的貴族知識分子仿照《爾雅》中“日所出之所”而擬就的西土地理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確認(rèn)“日本”這一定名是從“日下”引申出來的，這并不過分。這是《爾雅》表述的中國古代先民原始東方觀念的最大價值。
　　第二節(jié)《尚書》中的“島夷”與“原日本人”
　　中國上古時代記載日本列島的知識的最早文獻，應(yīng)該推斷為《尚書·禹貢》本章引《尚書》文，皆見清人阮元�？獭妒�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队碡暋窞椤渡袝�》中一篇獨立的地理學(xué)著作，相傳它記敘的是大禹時代華夏族的地形、山川及田賦等的狀況。司馬遷確信《禹貢》的價值，《史記·夏本紀(jì)》幾乎全文抄引《禹貢》的文字。
　　如果從《禹貢》記敘的地理觀念來考察——北起冀州，南至衡陽，西自傭州，東抵大海，這顯然是戰(zhàn)國時代政治活動的主要區(qū)域。由此大致可以判斷《禹貢》是公元前五世紀(jì)至前三世紀(jì)時代的作品，無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學(xué)著作。
　　在《禹貢》中，有兩處記載透露出中國古代先民關(guān)于日本列島的最初的知識和觀念：
　　其一曰：“冀州……島夷皮服，挾右碣石，入于河�！�
　　其二曰：“揚州……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桔柚錫貢�！�
　　這是中國上古時代與海東原始居住民的最早記載。
　　從殷周開始，華夏族關(guān)于域外四方居住民的基本概念，習(xí)慣上采用“北狄”“西戎”“南蠻”“東夷”的稱謂。最早時期的“東夷”，指的是今天江淮流域一帶的原居住民。自春秋后期之后，江淮流域逐漸得到開發(fā)，楚、吳、越等諸侯國曾強大于一時。從此時代起，中國古文獻中關(guān)于“夷”的觀念，與殷周時代的“東夷”，其內(nèi)涵便有了很大的不同。隨著江淮流域的繁榮與海外交通的拓展，上古時代中國人的地理知識面也逐步擴大，這時候所謂的“夷”與“東夷”主要是指海外居住民了。
　　從《禹貢》所指示的方位來看，它所記載的“島夷”，指的是中國戰(zhàn)國時代活動于我國河北之東大海之中，與江浙之東大海之中的域外人種。他們分別從冀州(今河北)與揚州(今江蘇)一帶，分南北兩路，登陸上岸，進入我國境內(nèi)。此種“夷民”，考之戰(zhàn)國時代的地理觀念，再參證相關(guān)的古文獻資料，可以判斷，他們是日本列島上的原居住民。人類學(xué)上稱之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那么，究竟依憑什么作此判斷呢?《論語》中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實，生動地表明了那個時代中中國先民關(guān)于“夷”的觀念的演變。
　　《論語·公冶長》記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本章引《論語》文，皆見清人阮元�？獭妒�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孔子打算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xiàn)，他就準(zhǔn)備乘筏渡海，離國他去。此種因政治的失意而欲作“寓公”的想法，是上古以來中國華夏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并不奇特。令人震驚的是，孔子竟然欲渡海東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公開言明打算移居海外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學(xué)者。那么，孔子到底準(zhǔn)備去什么地方呢?《漢書·地理志》說得很明白，其文曰：孔子悼道之不行，設(shè)桴于海，欲居九夷。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本章引《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文，皆見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校刊本)。這兩段史料中，有兩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春秋時代，海外傳聞的增多及與海外交往的拓展，促使孔子產(chǎn)生了欲去海外作政治“寓公”的念頭。第二，孔子欲居的海外，就是“九夷”之地。而此時的“夷”，已不在中國本土，實在便是樂浪海中的“倭人”。據(jù)此則知，此時代的所謂“夷”，即是“倭”，也即是“原日本人”。
　　從現(xiàn)在的研究中已經(jīng)獲知，古代日本列島與中國大陸的交往，首先是通過朝鮮半島來實現(xiàn)的。從日本列島的九州，越過對馬海峽，沿朝鮮半島西南海岸，西北向航行，便可到達中國大陸�！队碡暋分兴�記在冀州見到的“島夷”，即是沿此航線進入我國河北渤海灣的“原日本人”。他們身穿獸皮衣服，沿碣石山下行，到達黃河入�？�。在這里需要指明的是，《尚書》中的“右”，是與《易經(jīng)》中所表示的相一致的方位概念，即指“西”位。同時，上古時代中日之間的聯(lián)系，也有利用季風(fēng)，直接越過東海而到達中國大陸的江浙沿岸，然后登陸上岸。《禹貢》中所記在揚州見到的“島夷”，他們身穿草麻編織的衣服，挑筐中裝著貝類的海貨，又以桔子、柚子等南方水果進獻，這便是利用季風(fēng)和大洋回流，直接渡過東中國海，到達江浙大陸的日本列島九州、鹿兒島等的原居住民。
　　東漢學(xué)者王充在《論衡》中的記載，加強了《禹貢》的確證性�！墩摵狻せ謬�》篇曰：“成王之時，倭人貢暢�！薄墩摵狻と逶觥菲�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北菊乱�《論衡》文，皆見《諸子集成》(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這都是記載的日本列島南部的原居住民攜帶香草登上中國大陸的狀況。
　　《尚書·禹貢》中記錄的這些“島夷”，是全世界第一次在文獻中記錄到的“原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