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卷子本到冊子本
　　高峰楓
　　西方古代標準的書籍形式是卷子（roll）。古希臘羅馬時代，制作卷子*流行的材料是埃及出產(chǎn)的紙草。間或有用羊皮或牛皮進行打磨和漂白，制成可以書寫的皮紙（parchment），但就文獻記載和出土發(fā)現(xiàn)來看，紙草卷子乃是古典時代主流的圖書裝幀形式（猶太經(jīng)典不在討論范圍之列）。制作卷子的標準做法，是將20張固定尺寸的紙草葉子粘連在一起。紙草纖維的紋理呈水平方向的一面，比較光滑，吸附性好，稱為正面（recto）。紋理呈垂直方向的一面，紙面相對粗糙，稱為反面（verso）。職業(yè)的寫工（scribe）將所要謄抄的文本，分欄書寫，經(jīng)常連同母本上所施的句讀以及其他標記符號也一同復制。如果抄寫的空間不夠，則在卷子的盡頭繼續(xù)粘上散葉的紙草。
　　一張抄寫典籍的紙草卷子，長度是非�？捎^的。以往學界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卷子的長度通常為6-10米。但據(jù)*近的發(fā)現(xiàn)以及更加科學的推算，長達15米以上的卷子也并不罕見，個別卷子甚至有23米長。卷子收攏起來，形成卷軸，可以放在專門的書筒里。讀者閱讀時，一般左手持握卷子*左端，右手展卷，打開1米左右的卷面。待讀過這一部分文字之后，左手收卷，右手繼續(xù)展卷，就這樣一收一放，重復進行。待讀到卷子的末端，不能直接將卷軸立即插入書筒，而需從*右端開始，將卷子全部倒卷回去，以保證下一次閱讀時起首的文字仍始于卷子左端。其實論到廣義的文字記錄，希臘、羅馬還同時有多種文字載體，比如古希臘的陶片、古羅馬的木牘、以及勒于金石的銘文，但對于復雜智力活動產(chǎn)物的“典籍”而言（指詩文、學術(shù)類文本），也就是有別于書信、契約、簿記這些日常文書，夠得上“書于竹帛”的那些著作，卷子是公認的、享有**文化權(quán)威的書籍形式。蘇格拉底說任何人都能在市場上買到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的“書”（《申辯》，26d），他指的就是這樣的紙草卷子。
　　西方現(xiàn)代的書籍裝幀形式，已不再是卷軸裝，而是冊頁裝。以冊頁裝制成的圖書，稱作“冊子本”（codex）。所謂冊子本，從古代晚期開始，指將數(shù)葉紙草或者皮紙疊放在一起，從中間對折，然后從對折的地方固定、裝訂，再加上封皮作為保護。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習見的、翻頁的現(xiàn)代圖書。特別從公元4世紀開始，西方書籍的制作中，冊子本的比例逐漸增大，而傳統(tǒng)文人雅士終日捧讀的卷子本逐漸式微。進入中世紀以后，冊子本更是一統(tǒng)天下，完全取代了卷子本，成為主導的書籍形式，這種霸主地位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研究西方古代的書籍制度，冊子本的起源是無法繞開的問題。一種士人階層所不屑使用的圖書裝幀形式，何時演變成為有資格承載文化典籍的書籍形式？有哪些重大歷史事件、哪些深層社會力量推動著西方書冊制度完成了這場影響深遠的變革？研究書籍史和版本學，都需要解答這樣的問題。
　　冊子本算“書”嗎？
　　1954年，英國古文書學家和紙草學家羅伯茨（Colin H.Roberts,1909-1990）在《不列顛學院集刊》（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第40期，發(fā)表了一篇35頁的論文，題為《冊子本》（“The Codex”）。近30年后，他與另一位著名古文書學家斯基特（T.C.Skeat,1907-2003）一道，對此文做了大幅增訂，于1983年出版了《冊子本起源考》（The Birth of the Codex）一書，對上述問題做了全面的討論。兩位作者長期從事出土寫本的一線研究，對紙草文獻，終日摩挲，了如指掌，都是古文書學專業(yè)內(nèi)卓有建樹的大學者。加上他們的古典學功底深厚，能將過去幾代學者從古籍中發(fā)現(xiàn)的有關(guān)書籍制度的史料加以重新整理和解讀，因而*有資格“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這本書薄薄一冊，正文不足80頁，卻建筑在兩位作者深厚的舊學根底和對出土寫本幾十年釋讀和整理的基礎(chǔ)之上。作者所得出的結(jié)論，30年之后來看，已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但這部小書在西方古典文獻學、古文書學、寫本學（codicology）諸領(lǐng)域，都堪稱經(jīng)典之作。
　　《冊子本起源考》（以下簡稱《起源考》）先破除了學界一些長期流行的誤解。比如從19世紀末開始，都以為凡是卷子本必用紙草，而凡是冊子本則一定用皮紙。而實際上，書籍的形制（卷子本或冊子本）與書寫材料（紙草還是獸皮），并無**的關(guān)聯(lián)。又比如，學界長期相信古代的傳說，認為皮紙是公元前2世紀在古城帕伽瑪（Pergamum）發(fā)明的。帕伽瑪?shù)膱D書館是古代繼亞歷山大城之后又一個學術(shù)重鎮(zhèn)。根據(jù)這一傳說，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嫉妒這一新興的藏書中心，為打擊競爭對手，便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禁止向這個小亞細亞古國出口埃及所特產(chǎn)的紙草。抄書卻沒有紙用，這就迫使帕伽瑪想出應對的方案，發(fā)明了皮紙，從而獲得紙張供應的獨立。另外，皮紙一字的拉丁文寫作pergamenum，讓人易產(chǎn)生聯(lián)想，以為這種書寫材料真的創(chuàng)自帕伽瑪。其實，獸皮之用于書寫材料，古已有之，實在不必依賴某樁突發(fā)事件而突然涌現(xiàn)。而且即使埃及真的實施過禁運，恐怕也難以奏效，因帕伽瑪可輕而易舉從他國間接獲取紙草。像這樣長期流傳的說法，兩位作者匯集其他學者的研究，均一一破除。
　　論到冊子本的來源，兩位作者認為，其前身乃是古代的版牘（writingtablets）。版牘通常由兩塊以上的扁平木板組成，或用夾子夾住，或用契繩穿過鉆孔來固定。在希臘化時期，版牘并不用來抄寫經(jīng)籍，而是擔負更加世俗的職能，比如書信、便箋、賬簿、學生的習字板、作家的草稿本等等。小普林尼（PlinytheYounger,61-113）在書信中曾記載其舅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埋頭著述的情景。家中的仆從準備好版牘，將主人命令抄寫的文字用速記法記在上面，可見版牘相當于學者作札記、收集素材的便捷工具。而更加正式的札記（commentarii）則是工工整整地抄在卷子上。
　　羅馬人將版牘的尺寸擴大，以容納更多文字，并且用更輕、更薄的材料取代木板，這樣就開始出現(xiàn)以皮紙為材料、像傳統(tǒng)版牘那樣裝訂的皮紙札記簿（parchment notebook）。兩位作者在羅馬的詩文中找到不少佐證。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賀拉斯的《詩藝》（Ars Poetica），可作為一例。賀拉斯奉勸友人，若想文章傳世，須反復修改，“封存九年，皮紙藏于家中”（membranisintuspositis）。此句中membranae一字，即指打草稿所用的皮紙。賀拉斯在隨后幾行中提到可將不盡人意、羞于問世的詩句“去除”，即指從紙草上抹去文字，因為墨跡很容易清洗掉。我們雖不能確定這些單張的皮紙葉子是縫在一起還是用其他方式固定，但這種打草稿的札記簿，極有可能是以冊頁裝來裝訂的。
　　但真正用于抄寫典籍的冊子本，其*初問世乃是在公元1世紀80年代。羅馬詩人馬提亞爾（Martial，約40-104年）曾作《諧謔詩》（Epigrams），在卷一第2首中，他向讀者推銷自己的詩集，其中有這幾句：
　　你若想帶著我的書四處游走，
　　若長途跋涉需要陪伴，請買吧，皮紙將它們縮進狹小的頁面：
　　書箱盡可以送給貴人，我的書你單手即可握住。（第1-4行）所謂“書箱”（scrinia），指專門用來盛放卷軸的箱子。書箱送人，則暗示新書就不當是卷子本。馬提亞爾所推薦的本子，大概是某種用皮紙制成的袖珍本，文字可以壓縮進有限的空間。這種本子**的優(yōu)越之處，就是攜帶方便，適合經(jīng)常出游的讀者。馬提亞爾無疑是在向不熟悉冊子本的讀者，大力推銷這種新潮的書籍形式。
　　在《起源考》第6節(jié)中，兩位作者從3世紀初年的羅馬法學家著作中找到了極有價值的材料。乍一看，法學家與書籍制度會有什么聯(lián)系呢？原來在判例中，或在涉及民法具體問題的討論中，書籍形式成了繞不開的問題。比如，如果有人在臨終時，將名下的財產(chǎn)贈與他人，而這筆遺贈中還包括書籍，那么問題就來了：所謂“書”（liber），其內(nèi)涵到底為何？用來抄寫典籍的卷子本，自然而然屬于法律所界定的“書”。但我們上文所提到用來打草稿、以冊頁裝裝幀的札記簿，還算法律意義上的“書”嗎？又比如，尚未抄寫文字的卷子或者皮紙葉子，能算“書”嗎？若繕寫完畢，但未經(jīng)后期處理、未加裝訂者，也要算作“書”而交付受贈人嗎？在如何界定遺贈書籍的法律辯論中，法學家意外地給古典文獻學提供了幫助。在《學說匯纂》（Digest）中，有3世紀的法學家引述前人意見，認為：凡卷子本，不論其材料為何，都可稱為“書”；而冊子本，無論是紙草還是皮紙，甚至包括蠟板、皮紙札記簿，也都可入“書”的范圍。另一位法學家則走得更遠，他甚至說，任何書寫形式，只要有固定邊界將文字框范，都可以稱為書。這樣一來，“書籍”便成了一獨立自足的概念，與制作材料、形制沒有必然關(guān)系了。羅馬法學家在不經(jīng)意之間，賦予了冊子本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