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
　　那些天絕對沒有必要更早起床。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棟三層小樓的頂樓，整個屋頂被天窗占據(jù)，角落里放著一張大床，電話機擱在地板上。沒有其他家具，連個鐘也沒有。陽光把我喚醒。我不知道時間是幾點，也并不特別想知道。我身上的現(xiàn)金只剩下一枚五分鎳幣。電話鈴不響，我便不想動彈，我等著人家來電請我吃頓飯，給我份工作，至少借給我一點錢。電話鈴不肯響，我的肚子卻叫了起來。我意識到，再想睡上一會兒那是沒門兒了。
　　我翻了個身，看見了女房東從門底下塞進來的三封信。最近幾個禮拜只有電話公司和供電局給我來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終于把我請下了床。
　　果然，一封信是愛迪生聯(lián)合電信公司來的。第二封信來自司法部，通知我說，我，羅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現(xiàn)無明確身份人士，據(jù)此而被劃歸為潛在敵僑，因此必須交出相機、雙眼望遠鏡和輕武器，如果要外出離開紐約超過10英里，必須提出申請，獲得特批。第三封信是柯里爾雜志的編輯寫來的，他說，對我的剪貼簿經(jīng)過兩個月的研究之后，柯里爾雜志突然確信我是一個了不起的戰(zhàn)地攝影師，非常樂意派我去擔(dān)當(dāng)一項特殊任務(wù)；他們?yōu)槲以谝凰宜氖�八小時后開往英國的船上預(yù)訂到了一個艙位；信中附有一張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為預(yù)付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