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從作者李海文從事黨史研究30余年來寫的數百文章中,精編28篇(含附錄)而成。時間跨度從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涉及人物: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彭真、張浩、師哲、江青、聶元梓……涉及事件:反王明斗爭、解決張國燾問題、國共第二次合作密談、出兵朝鮮、越南停戰(zhàn)談判、“文革”第一張大字報、農村包產到戶……
有些是第一次發(fā)表。有些是獨家史料披露。有些話題拋磚引玉,為后續(xù)研究開了個頭。有些枯燥有些很生動,還有些,以個人背景、經歷和觀察,觸及特定歷史時段的細微處。
呈現歷史關鍵點中那些人與事,人與事態(tài)的交互作用,是本書編選思路。不怕掛一漏萬,也真不拘一格,意在補過往之闕,解當下之惑,借歷史之鑒以為未來。
李海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先后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小組副組長、組長、周恩來研究組副組長、《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中共黨史資料》主編。出版專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整理人),《周恩來年譜》(1898-1948,副主編),《世紀對話——憶法制奠定人彭真》(合著),《張浩傳》(合著)等。主編《周恩來家世》《周恩來之路》《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親歷記》等。
序言
毛澤東的成功與失誤
附:我在臺灣談毛澤東
20世紀世界政治格局中毛澤東的立場
周恩來——堅韌不拔,相忍為黨
李求實與“左聯”及反王明上臺的斗爭
東方旅社事件與李求實等人的被捕犧牲
長征的故事是如何流傳的
附:徐夢秋編輯《二萬五千里》
張浩在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日對蔣政策轉變與解決張國燾
問題中鮮為人知的作用
1935—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密談過程
共產國際態(tài)度與中共從反蔣到聯蔣抗日政策的改變
周恩來與新四軍第五師中原突圍談判
一波三折,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朝鮮的復雜過程
1954年日內瓦會議與越南停戰(zhàn)談判經過
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來及職權
我所知道的師哲與《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與康生、曹軼歐的關系
1966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學見聞
周恩來勸止紅衛(wèi)兵大串聯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fā)表經過及影響
1972—1973年大規(guī)模引進西方技術設備由來
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腥風血雨”中接班
前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憶貴州“包產到戶”經過
審理林彪、江青集團“兩案”的經過與面對的難題
訪許崇德:憶彭真與1982年憲法的制定
附編:我的公公嚴佑民在逆境中
附編:回憶我的父母李琪、李莉
未收錄本書文章記列
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腥風血雨”中接班
葉劍英轉述毛澤東的一段話出處何在?
胡繩前輩在1993年為紀念毛澤東百周年誕辰文章《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這樣寫道: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談話。這時,“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臨近尾聲,但誰也不知道局勢將如何發(fā)展。據說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后事。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彼f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甚少。只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個海島收回罷了!保ㄟ@是指臺灣)然后他講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逗K全書》第3卷(上),第196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
胡繩的話表現出歷史學家的嚴謹,沒有講得那么確定。
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就講得更多些:
這一年,毛澤東在他的住所召見華國鋒等,又一次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箲(zhàn)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復雜心態(tài)。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對這場“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怎么交這個班?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毛澤東傳》這樣寫的根據是什么呢?書中特別注明參見葉劍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葉劍英的這個講話,是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的,但是聽到、看到的人比較少。
葉劍英不止一次講這一番話。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暉講過,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過,1979年夏在六所,葉劍英向起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講話的寫作班子也講過。當時我所在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有不少同志參加了這個寫作班子,聆聽了葉劍英講話。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3年,大家經常討論“文化大革命”,總結教訓,研究成因、過程及結束。葉劍英所轉述毛澤東的這段話當天就在機關傳開了,引起大家心靈的震動和共鳴。首先是驚愕,毛澤東這樣看重“文化大革命”!那還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嗎?毛澤東預料到在“血雨腥風”中交班?那他為什么不自己解決“四人幫”?華國鋒是不是聽了這些才下決心粉碎“四人幫”的?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樣估計的?一連串的問題。那時思想活躍,氣氛寬松,大家議論紛紛,各持己見,直抒胸臆,爭論不休,人人激動,場面熱烈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人建議這段話就選入毛澤東選集或全集。研究歷史,出選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據,或是手稿、或是講話記錄稿,當時就查毛澤東這段話是否有原始文字記錄。因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全集,從全國各地集中了大量資料,直接從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拿到許多檔案。但就是沒有查到這段話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胡繩當時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這個情況。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沒有全文引用這段話,也沒有指出毛澤東是向誰講的,只是含糊地說:“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
而逄先知、金沖及是1980年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對此情況并不知情。
1979年夏在六所,葉劍英向起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講話的寫作班子講的這段話,也沒有用在他的公開講話中。但是事隔不久,鄧力群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引用了這段話。鄧力群的講話廣為傳播,很快理論界、新聞界都知道了葉劍英傳達的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成為研究毛澤東晚年思想、心態(tài)一個重要的史料,廣為引用。
“血雨腥風”中交班的含意是什么?
這段話之所以引起強烈的震動,一個是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另一個是關于在“血雨腥風”中交班。胡繩專門為此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另一篇是《對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的說明》,可見他對此段話之重視。在研究毛澤東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這段話常常被引用。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
對這段話應如何理解呢?胡繩回憶:
1991年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同志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證明毛主席到最后對“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為這本書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這段話,還得多說些話,所以沒有引用,F在我在這文章中引了,也算實現喬木同志的一個囑咐。不過,這里也沒有引用全。毛主席說,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說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根據這兩句話也許還不足以證明他這時候對“文化大革命”已經失去信心了。實際上他下面還有幾句話。他說:“這兩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說臺灣還沒有收回)都沒有做完。這筆遺產將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蕩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風”。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個月,身體很壞,心情很傷感。自然規(guī)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長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慮這些問題。《胡繩全書》第3卷(上),第205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93年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胡繩寫道:
毛主席在那時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顯然已不是那么絕對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歷史的定評,還是有很大的距離。對毛主席所說的兩件事,歷史的定評是:前一件事是改變中國的悲慘的、痛苦的命運,造福千秋萬代的偉大勝利。后一件事卻是巨大的錯誤和巨大的失敗。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當做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件事確實極為濃重地帶有他個人的印記。但是后人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這個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為“文化大革命”這個巨大的錯誤。
毛澤東的前半生探索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達到了完全的勝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卻沒有能夠達到應該達到的目的。雖然在他的探索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但是歷史不能忘記他首創(chuàng)進行這種探索的偉大功績。
綜合本文的論述,毛澤東一生是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tǒng)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要戰(zhàn)勝如此強大的敵人,中國革命不能沿襲別國的模式,而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獨特的道路。毛澤東敢于和能夠抵制從國際來的錯誤的影響,找到并堅持唯一能使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才使他能夠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帶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毛澤東是這種探索的開創(chuàng)者。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抗拒來自國外的強大影響和強大壓力,從而發(fā)動并且堅持進行這種探索。所以毛澤東作為這種探索的開創(chuàng)者的歷史功績應當用最濃的筆墨記載在史冊上。毛澤東沒有能夠親眼看到這種探索開花結果,但是在他的學生手里,能夠抗拒任何風霜的花和果實已在中國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長起來。
《毛澤東傳》的作者則認為:“毛澤東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復雜心態(tài)。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然是不適當的,也不符合實際。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對這場‘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怎么交這個班?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那么,毛澤東是什么時候講的這段話?
胡繩認為:“毛主席臨終前不久,講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講話的時間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錯寫成4月30日,應該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