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叢書序一 ◆
機械工業(yè)出版社經過長期的策劃和細致的組織工作，推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該叢書預計出版經濟學獲獎者的專著數(shù)十種，精選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計劃在三四年內面世。我以為這是國內經濟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
要知道，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學領域內名家輩出，學術方面的爭論一直不斷，許多觀點令經濟學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這既是一個懷疑和思想混亂的時期，也是一個不同的經濟學說激烈交鋒的時期，還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斷探索和在理論上尋找新的答案的時期。人們習慣了的經濟生活和政府用慣了的經濟政策及其效果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學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尋新路，提出新的解釋，指明新的出路。經濟學成為各種人文學科中最富有挑戰(zhàn)性的領域。難怪不少剛剛步入這個領域的經濟學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yè)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于提供了一個臺階，也就是說，這等于告訴初學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各位經濟學家是怎樣針對經濟學中的難題提出自己的學說和政策建議的，他們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論、如何探尋新路的。這就能夠給后來學習經濟學的年輕人以啟發(fā)。路總是有人探尋的，同一時期探尋新路的人很多，為什么他們有機會進入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呢？經濟學重在思考、重在探索，這就是給后學者最大的鼓勵、最重要的啟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學一樣，經濟學研究也必須深入實際，立足于實際。每一個新的經濟觀點的提出，每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種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導，都與實際有關。一個經濟學家不可能脫離實際而在經濟學方面有重大進展，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致用之學。這可能是經濟學最大的特點。就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所選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著作為例，有哪一本不是來自經濟的實踐，不是為了對經濟現(xiàn)象、經濟演變和經濟走向有進一步的說明而進行的分析、論證、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脫離了經濟的實際，這些分析、論證、推理全都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即經濟學的驗證經驗是滯后的，甚至可以說，古往今來凡是經濟學中一些有創(chuàng)見的論述，既在驗證方向是滯后的，而在同時代涌現(xiàn)的眾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驗證的滯后性，表明一種創(chuàng)新的經濟學研究思路也許要經過一段或短或長的時間間隔才能被變化后的形勢和經濟的走向所證實。觀點或者論述的超前性，同樣會被經濟的實踐所認可。有些論斷雖然至今還沒有被完全證實，但只要耐心等待，經濟演變的趨勢必然遲早會證明這些經濟學中的假設一一都會被人們接受和承認�；仡�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經歷和學術界對他們著作評價的變化，難道不正如此嗎？
經濟學同其他學科（不僅是人文學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學科）一樣，實際上都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跑。后人是有幸的，為什么？因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經在學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后人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即使前任在前進過程中有過疏漏，有過判斷的失誤，那也不等于后人不能由此學習到有用的知識或得出有益的啟示。
我相信，機械工業(yè)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關注經濟學的進展，促進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的深化，并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厲以寧 北京大學教授
2014年9月21日
◆ 叢書序二 ◆
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后半葉，是經濟學家人才輩出的時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于其成立300周年的時候設立，并于1969年首次頒獎。這一獎項被視為經濟學的最高獎。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經濟學家獲獎。
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以諾貝爾獎論英雄。有些經濟學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獲獎的機會。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授予一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領域熱門，有些領域冷門，博弈論是發(fā)展最為迅猛的一個領域，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領獎臺。有時候，諾貝爾獎的授獎決定會引起爭議，比如1974年同時授給左派的繆爾達爾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時授予觀點相左的法瑪和席勒。盡管同是得獎，得獎者的水平以及學術重要性仍存在較大的方差。但是，總體來看，可以說，這75位經濟學家代表了20世紀經濟學取得的重大進展。
經濟學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經濟學發(fā)展出了一套系統(tǒng)的分析框架，從基本的假設出發(fā)，采用嚴密的邏輯，推導出清晰的結論。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會發(fā)現(xiàn)和同行的學術交流變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夠知道觀點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問題是什么；經濟學形成了一個分工細密、門類齊全的體系。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是經濟學的旗艦，后面跟著國際經濟學、發(fā)展經濟學、產業(yè)組織理論等主力，以及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新興或交叉學科；經濟學提供了一套規(guī)范而標準化的訓練，不管是在波士頓還是上海，是在巴黎還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學習經濟學的學生使用的大體上是同樣的教材，做的是同樣的習題。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經濟學訓練拾級而上，由易入難，由博轉精；經濟學還值得驕傲的是，它吸收了最優(yōu)秀的人才，一流大學的經濟系往往國際化程度最高，學生的素質也最高；在大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經濟學成為一門顯學，經濟學家對經濟政策有重大的影響，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里有經濟學家，大眾媒體上經常見到活躍的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經常會到經濟學的殿堂里接受培訓，然后回到自己的陣地傳播經濟學的火種。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指出，經濟學發(fā)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頸”，創(chuàng)新的動力明顯不足。經濟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整齊劃一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單調乏味。有很多人指責經濟學濫用數(shù)學，這種批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沒有擊中要害。經濟學使用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數(shù)學，即極值方法。消費者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他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效用的最大化。企業(yè)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資源的約束下尋找利潤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社會福利函數(shù)的最大化。經濟學的進步，無非是將極值方法從靜態(tài)發(fā)展到動態(tài)，從單個個體的最大化發(fā)展到同時考慮多個個體的最大化（博弈論），從確定條件下的極值發(fā)展到不確定下的極值，等等。其他學科，比如物理學、生物學也大量地使用數(shù)學工具，但它們所用的數(shù)學工具多種多樣，變化極快，唯獨經濟學使用的數(shù)學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經濟學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較為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經濟學家原本也是各執(zhí)一詞，爭吵激烈，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還是要“和平共處”。20世紀70年代之后，經濟學不僅在研究方法上“統(tǒng)一”了，思想上也要“統(tǒng)一”，經濟學界對異端思想表現(xiàn)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會被邊緣化，被發(fā)配到海角天涯，根本無法在經濟學的“部落”里生存。這種力求“統(tǒng)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經濟學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經濟學常常被批評為社會科學中的“帝國主義者”，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常會滲透到其他學科，更主要的是因為經濟學和其他社會學科的交流并非雙向而平等的，別的學科向經濟學學習的多，而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學習的少。經濟學變得日益封閉和自滿，討論的問題“玄學”色彩越來越濃厚，往往是其他學科，甚至經濟學的其他領域的學者都不知道討論的問題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huán)。
科學的發(fā)展離不開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20世紀中葉經濟學的大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戰(zhàn)后重建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回應。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引起了經濟學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們正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新階段，經濟增長前景不明，金融風險四處蟄伏，收入分配日益惡化，這些復雜的問題給經濟學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經濟學或將進入一個反思、變革的新階段，有可能迎來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輕一代學者將在銳意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脫穎而出。
創(chuàng)新來自繼承，也來自批判。機械工業(yè)出版社擬推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出版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的各類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奧的基礎理論，又有對重大現(xiàn)實問題的分析，還有一些是經濟學家們對自己成長道路的回憶。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也有一些是過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經淡忘的。這將是國內最為齊全的一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系列叢書，有助于我們對20世紀的經濟學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們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
何帆 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