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諾子言——諾丁斯教授北京紀行
　　一、引子
　　2011年12月6日—10日，冬季的北京在濃霧消散之后迎來了幾天晴空萬里的好日子。當代最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之一，關懷倫理、關懷教育理論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內爾?諾丁斯（Nel Noddings）訪問北京。鑒于諾丁斯教授在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女性研究等領域廣泛的國際影響，我以為，諾丁斯教授來訪的意義堪比1919年約翰?杜威的中國之旅。她的來訪不僅是中國教育界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國當代學術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十分可惜的是，由于本人的懶惰、不愿“做大”（造勢）的行事風格，也由于浮躁而沒有文化的中國傳媒缺乏應有的敏感性，諾丁斯教授的北京之行基本上是“悄悄地回，正如她悄悄地來”，沒有它應該有的歷史記錄。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作為諾丁斯教授北京之行的邀請者和陪伴者，筆者鄭重寫下這篇紀行，聊解內心的歉疚，也與有緣人分享數(shù)日京城從游于大師的喜悅。
　　二、好事多磨
　　雖然直到這次諾丁斯教授來訪我們才得謀面，但我與她的交往至少可以上溯到9年以前。而邀請諾丁斯的過程更是充滿戲劇性的曲折。
　　2002年夏天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qū)做高級訪問學者時，就曾經因為提高在美閱讀、研究效率和回國后遴選譯介有關著作的需要，寫信給包括諾丁斯教授在內的多位資深的美國德育專家，請教“最近10年美國最重要的德育理論/實踐方面的著作名錄”（表格形式）。諾丁斯教授不僅很快回復，而且還在我設計的固定表格之外另外推薦了幾本著作，并細心說明了推薦的理由。而年底的時候，我則錯失了一次當面求教諾丁斯的絕好機遇——當我按照諾丁斯在e-mail里給我的詳細地址到斯坦福大學校園拜訪她時，卻發(fā)現(xiàn)她已不住在斯坦福校園里。原來她早已于4年前榮譽退休并轉往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任教了，而我在一個月前剛剛訪問過哥倫比亞大學！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但從此我就有了一個真誠的愿望，希望有機會能夠由自己邀請從沒有到訪中國大陸的諾丁斯教授訪問北京。
　　2011年初，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啟動“985”項目“國際教育前沿系列講座”，大力度資助邀請世界知名學者來校作講座。作為關懷教育理論大師的諾丁斯教授當然完全符合條件。于是我在學部的支持下很快向諾丁斯教授發(fā)出了邀請，并順勢誠懇邀請其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榮譽研究員。經過多次e-mail及電話磋商，她最終愉快地接受了兩項邀請，并確定于10月4—10日來京講學。但令人遺憾的是，就在最后一刻風云突變——3日晚，我收到諾丁斯表示抱歉的e-mail，說是由于她不了解到中國大陸需要簽證、沒有申請簽證而被擋在登機口，再加上9月底剛剛痛失長子，她實在無法打起精神訪問中國了！我雖失望之極，但也只好表示理解，等待更合適的機遇。
　　一個月后，我再次發(fā)出邀請，并通過好朋友、在南伊利諾伊大學任教的于天龍博士（諾丁斯曾是天龍教育博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參與游說，終于再次說動了諾丁斯，她確定于12月5—10日訪問北京師范大學。
　　12月4日，霧鎖京城，許多航班停飛。為了及時了解航班信息，我?guī)缀踉陔娔X前刷屏刷了一整天。就在我為了籌備去機場迎接諾丁斯的細節(jié)、查閱e-mail的時候，卻驀然發(fā)現(xiàn)“最后一刻”的悲劇似乎又要重演了！——以“我不知如何對你說”開始，諾丁斯在e-mail里解釋說，她所乘坐的美聯(lián)航航班糟糕透頂。從紐約起飛抵達芝加哥轉機時，由于兩家航空公司的銜接出了問題，她被無端告知：到北京的航班取消了！4日晚至5日凌晨（紐約當時是上午），我一再嘗試打電話到諾丁斯的家，終于打通。接電話的是諾丁斯的先生吉姆（James Arthur Noddings，昵稱為Jim）。雖然未曾謀面，我仍然能夠感受到電話那邊的吉姆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聲若洪鐘、十分豪爽。我說，吉姆，接到您的電話，是否意味著你們已經決定取消北京之行了？吉姆回答說，我想是的。強忍著強烈的失望情緒，我試著做最后的努力說：我理解你們現(xiàn)在一定很疲憊，但是，您知道嗎，海報早已貼出去了，北京有太多的人在等著諾丁斯教授……而且吉姆，您自己不是也想看看長城嗎？你們?yōu)槭裁床辉囈辉嚕�重新訂票？吉姆笑了笑，同情地說他可以試著去和諾丁斯商量商量，然后看看能否買到合適的機票。一刻鐘之后，吉姆居然朗聲回電說，大陸航空告訴他們，還剩兩張當天紐約直飛北京的機票，他們會馬上出發(fā)去機場！
　　6日下午4點多，當我和溫婉的諾丁斯、高大的吉姆在首都機場擁抱在一起的時候，我和一同前去迎接的博士生劉華杰都不禁有些手忙腳亂了——因為我們幾乎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飛越萬水千山，舉世景仰的諾丁斯教授真的已經微笑著抵達北京了！
　　三、關懷倫理的言說
　　在北京，諾丁斯的主要活動有四項：12月7日下午，在北京師范大學英東教育樓318室與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生進行主題為“21世紀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的非公開座談；8日上午，在教育科學出版社出席《內爾?諾丁斯文集》出版座談會并發(fā)表即席演說；9日上午，在英東學術會堂演講廳作為北京市“德育專家大講堂”的主講人面向全市中小學教師演講“道德教育與關懷倫理”（Moral Education and Care Ethics）；10日上午，作為“國際教育前沿系列講座”的嘉賓之一面向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師生演講“關懷倫理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Care Ethics）�？梢哉f，每一場言說都是妙語連珠、發(fā)人深省、精彩之極。對我來說，至少以下三個方面的教誨讓我受益匪淺。
　　1. 關系、同情與關懷
　　對于關懷倫理學或者女性倫理學來說，“關系”（relation）或者“關懷性關系”（caring relation）是最重要的關鍵詞。諾丁斯在京期間的所有演講都幾乎一致強調了這一核心概念的至關重要性。
　　諾丁斯強調：只有注意、關切、接納對象及其需要，“關懷者”（the carer）才能有真實的感受、動機，并找到關懷對方的切實方式；而“被關懷者”（the cared-for）的貢獻也十分重要，因為只有他作出適當反應表明他切實感受和得到了關懷，真正意義上的“關懷”才能成立——“就像嬰兒用停止啼哭來證實母親的關心、學生對特定問題的嗷嗷待哺確證了教師對他的鼓勵、患者用漸漸放松的呼吸來回應醫(yī)護人員的關照那樣”。一句話，只有在“關系”之中才有所謂的“關懷”。諾丁斯也由此來明晰區(qū)分關系型關懷與傳統(tǒng)的美德意義上的關懷——“我們關注的是‘關懷性關系’，而非只是‘仁慈的美德’。當由于種種原因‘關懷’不被被關懷者感受或接納的時候，關懷倫理要求我們趕緊去做別的嘗試，直到關懷關系成立。而美德倫理只是強調道德主體的個人參與、關懷者的德性品質，等等”；“被關懷者的反應如此重要，它不僅確認了關懷的存在，而且會進一步深化、拓展關懷關系，因而成為關懷關系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基石！”
　　雖然諾丁斯承認倫理性關懷不同于自然性關懷，但是她仍然堅持出于愛的傾向的自然之愛的重要性。“按照康德的說法，婦女有天然的善和愛的傾向，但是她們可能缺乏真正德性所需要的道德推理能力。”
　　諾丁斯的反應是：“雖然關懷往往需要精明的推理，但它更需要基于移情（empathy）、同情（sympathy）等情感以形塑的對于需要幫助者的關懷動機！”由此，諾丁斯特別強調“移情”及其教育的重要性。當然，諾丁斯還特別強調：關懷倫理強調的移情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同情——它不僅僅是對他人的理解，而是對他人的“感同身受”（feeling with）或者“讀懂”（reading of）他人。也就是說，同情是對他人最深切的“理解+感受”。
　　鑒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只傾向于對于“我們（自己人）”產生同情，而不容易產生對于他者的同情，所以諾丁斯特別強調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應當是：通過批判性思考幫助孩子們打開自己的心扉，發(fā)展更加超越自我的同情心或者“關系性同情”。諾丁斯舉例說：當一個孩子對老爺爺說了大不敬的話之后，傳統(tǒng)上媽媽總是會教育這個孩子說：“想想看如果別人這樣對你，你會有什么感覺？”諾丁斯建議改成這樣的互動：“孩子，你那樣說話，你覺得此刻爺爺?shù)母惺軙�是什么樣子的呢？�?br /> 　　可以說，基于“關系”的思考，諾丁斯認為：聆聽、關切他人的感受而非僅僅聚焦于自己，對于形成關懷、同情的品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且，諾丁斯進一步認為“關系性同情對于國家事務、全球事務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2. 大地、合作與和平
　　內爾?諾丁斯是一個關懷倫理和關懷教育的理論家，而且她的理論思考本身也具有強烈的“關懷”特質。這一點幾乎可以在她的所有言行中得到確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對大地、合作、和平三個概念的獨特解釋。
　　在與研究生的座談以及在教育科學出版社的發(fā)言中，諾丁斯都一再強調，她喜歡用“大地”（earth）而非“世界”（world）這個詞匯去表達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你瞧：大地是什么？它是土地，是萬物生長的地方，最為關鍵的是，它是我們的“家”！而“世界”則是由一大堆國家這樣的東西組成的一個空間而已，它充滿政治、危險而不是安全與溫馨。
　　由此，她特別告誡她的聽眾：“千萬別學美國——什么都要做世界第一！”因為當每一個國家都去拼命追求所謂的“世界第一”的時候，惡性競爭就會遠遠大于良好合作的可能，戰(zhàn)爭就會比和平的力量更大。諾丁斯特別強調21世紀教育要特別注意三大重要主題——“合作與競爭”（cooperation over competition）、“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和“創(chuàng)新”（creativity）。其中，通過教育培育合作與良性競爭的精神是諾丁斯最為關心的主題。因為這一主題既與世界和平有關，也與每一個人的學習與生活幸福緊密相連。只有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按照自己的真正興趣、特長等去學習、生活，而非簡單、生硬地與他人作比較的時候，我們才可能獲得最合乎人性的和諧發(fā)展。由此她特別反對對所有孩子都進行千篇一律的、“對孩子有用”的教育。雖然諾丁斯曾經在小學和中學工作長達17年，雖然她曾經是一個能夠特別生活化地進行教學、深受孩子們愛戴的數(shù)學老師，但是她仍然堅定地宣稱：“什么幾何啊、代數(shù)啊，大部分的數(shù)學知識，孩子們未來的日常生活都不一定能用得著。因此用不著非得逼迫所有孩子都學好那么多‘有用’的數(shù)學！”
　　“千萬別學美國——什么都要做世界第一！”不僅是諾丁斯一個人的忠告，而且是諾丁斯夫婦高度認同的共識。記得在教育科學出版社的午餐桌上，吉姆居然對我開玩笑說：“教授，這些菜都美味極了！——我想，它們一定都是加利福尼亞出產的！”
　　12月6日下午剛剛抵達賓館的時候，諾丁斯就送了我一本她的最新作品《和平教育——如何讓我們學會相愛、拒絕戰(zhàn)爭》（Peace Education——How We Come to Love and Hate War）。我想，那一定是她基于關系、關懷理念而對世界和平與和平教育的最好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