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往事：致我們不朽的青春》：
　　
　　“海音，你要是想有出息，就得反潮流�！碑斈甏箨牎柏敿Z”肖維新的這一句話，使我當上了泰寧縣著名的“知青扎根派”，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那是1975年2月的一天，天上飄著冰冷冰冷的細雨。上青公社崇際大隊的代銷代購店里空無一人，我坐在柜臺內吹著笛子《揚鞭躍馬運糧忙》，大隊“財糧”肖維新踅進門來，翻看了一會兒當天的報紙，對我說了以上的話。
　　如今看來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話，當年卻像晴天霹靂，一下把我給怔住了。我放下手中的竹笛，呆愣在那兒，貨柜的玻璃映出我慘白的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臉。
　　那時，正是二十四歲的我最苦悶的時期。
　　我是在1969年2月8日，隨我哥哥李田青的福州三中同學，一起到崇際大隊大坪生產隊插隊落戶的。那年隆冬，我十七歲的妹妹李百梅，帶上輟學的十六歲的弟弟李密密，也到大坪來投奔我們，當上了知青。那時小小的大坪村，一下子有了八名知青。日子雖艱辛，但有同類做伴，倒也不覺得苦悶。
　　我哥哥李田青已于1972年招工去了三明林械廠，弟弟李密密也在1974年進了泰寧縣合成氨廠。到了1975年早春，妹妹李百梅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大坪生產隊的知青已人去樓空。更令人難受的是，當年同來崇際大隊的三四十位知青全部都已離去，僅僅剩下了我一個孤家寡人。
　　記得1974年秋天，最后三位知青離去時，他們結伴到代銷代購店來看我。林立、張紹周、劉焰，他們都是頂替父母親的工作，“補員”回福州的。
　　在上青公社業(yè)余文藝宣傳隊，我和林立、劉焰是后臺的“鐵三角”。我吹竹笛，林立拉手風琴，劉焰則是京胡、板胡、二胡樣樣會。每年入冬，我們都不能回福州過年，我們集結在公社排練節(jié)目，到各個大隊去巡回演出。常頂風冒雪、風餐露宿。我們參加了幾次全縣的匯演，曾轟動過縣城。我還因此被選入三明地區(qū)的農村業(yè)余文藝宣傳隊，并參加1973年的省城大匯演，曾在福州人民劇場和臺江影劇院吹奏過，留下過值得夸耀的回憶……就是在沒參加宣傳隊的日子里，我們也經常相約，各帶樂器，跋涉數(shù)里山路，聚在一起，演奏古今中外的名曲，讓頑強的樂聲灌滿蕭瑟的知青小樓……可是，他們這么一走，公社的文宣隊就得塌臺，我也從此失去了知音，我心中的悲涼是無人能夠體會的。
　　按理說，本大隊的知青都走光了，下一個上調的人應該是本人了。但是，我妹妹李百梅在公社文化站，也在等著上調，我應該讓她先走。然而在公社干部心里，不免這樣想：你們李家兄弟妹四個，已走了一半，而上青其他大隊的知青還有許多沒走哩。如此等下去，到哪一天才是個頭哇？再說，我是個高度近視，原先的四百度近視眼，在大坪幾年昏暗的煤油燈下讀書寫作、替山里人讀報、記工分，度數(shù)已翻了一倍多�？h醫(yī)院的醫(yī)生曾恐嚇說我將瞎眼，真要被推薦招工，哪個工廠會要？我是經大隊黨支部支委會討論，決定讓我進大隊代銷代購店的。那時，我還在三明業(yè)余文宣隊，參加赴地區(qū)各縣城的巡回演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決定我的命運的。我只記得，我們巡回到泰寧縣城時，有本大隊的知青告訴我，叫我演出結束后，盡快從三明返回，大隊有好事安排我去做。沒錯，在那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里，大隊開辦的代銷代購店的確是人人向往的好地方。進店工作不僅意味著每天都有大隊計給的“脫產干部”的最高工分，還意味著你控制著全大隊人口（包括支書以及支書的家庭和親友）的煙票、糖票、布票的供應，同時把持著所有雞鴨蛋、草藥材、山貨、皮毛的收購。崇際大隊的代銷店，位于大隊所在地的際下村，設在馬路邊上的一幢舊糧庫里，還有電燈，是當時全公社惟一的“雙人店”，還是三明地區(qū)的模范店。我揣想，推薦本人進店的，一定是大坪村的肖毓崇和肖其名。肖毓崇是大隊的民兵營長，我參加地區(qū)文宣隊前，是大坪村的保管員。
　　有一天深夜，肖毓崇到知青小樓找我，勸我拿出一些當天生產隊收摘的“水”（即還未完全成熟的）花生，和我弟弟李密密三個人一起偷享了；這一并不過分的要求，被我義正詞嚴地拒絕了。盡管我暗暗咽著饑餓的唾液，但也因此給他留下了忠誠老實的強烈印象。肖其名是大隊的會計，我曾和他一起承接過大坪最偏遠的地塊的收割。在那個名叫南排的山垅田里，我挑過一百四十來斤的稻谷，翻山越嶺沿著崎嶇的小路挑回村里，他足以證明我能吃苦耐勞。
　　果然，我從三明一回到大坪村，就被叫到大隊去談話。他們叫我?guī)�上行李鋪蓋，第二天就到大隊的代銷代購店報到，接受店長肖九廷的領導，我就這樣成了一名“店小二”。當年三十來歲的肖九廷，是際下本村人，曾在縣城讀過中學，在山里人眼里絕對是個精明人，這個店鋪就是他經手創(chuàng)辦的，并穩(wěn)坐在這把交椅上。平心而論，肖九廷對我挺不錯的，他不僅教會了我全套經商之術，還經常非常誠懇地教導我不要和那些落魄的沒有前途的人交往。
　　從歌舞升平的文宣隊，一下來到油鹽醬醋之中，我剛當“店小二”時十分不習慣，不久就適應了這種生活環(huán)境。在這里，我學會了每當有人進店，一眼就看穿他兜里揣著幾文錢，想買什么，能有幾多利潤；學會了用剪刀不出聲地宰殺雞鴨，并吃得點滴不剩；還學會了每晚將雞蛋塞進開水瓶的本領，第二天早晨取了吃的絕技。在這里，我知道了人為了活下去還要活得滋潤，都能干出些什么來的真諦�？墒�，衣食無憂的我，更感到了思想上無法排遣的痛苦。難道，我就這樣隨俗下去，默默等待著別人對我命運的安排？“海音，你要是想有出息，就得反潮流�！笔切ぞS新的這一句話，給我指出了一條道路。
　　那時，全國上下正在掀起一場“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反潮流”的英雄張鐵生、黃帥正如日中天，知青“扎根農村”的熱潮正風起云涌。是肖維新提醒了我，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要投身到這場運動中去，當一個名符其實的知青“扎根派”！就這樣，我去攛掇幾位老知青，試圖創(chuàng)建一個能讓我們終身待下來的“知青點”，我們的“太陽城”，我們的“烏托邦”。
　　于是，便有了“上青公社五四青年林場”。
　　于是，便有了陶金峰的那十幾畝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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