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解釋立場的選擇
　　由上所述，刑法解釋的立場問題上，存在著實質解釋論和形式解釋論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對于一般刑法問題，應當以罪刑法定為原則，堅持形式解釋論的立場，在文義范圍內對刑法文本進行解釋。當對刑法文本的解釋明顯違背了罪行相適應原則，違背了社會基本正義觀，違背了民眾的法感情，可以通過實質解釋對出罪進行限制解釋。
　　“擴大解釋是在法律預定的范圍內對其意義作比通常的意義更廣的理解”①，在這種情況下，刑法典和相關有權解釋未作出規(guī)定的情況下，認定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車的行為符合危險駕駛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實際上是對法律預定范圍的超越，不屬于符合罪刑法定原則要旨的擴大解釋。罪刑法定的堅守不力和刑法解釋的過度擴張，造成了刑法解釋的異化，很多解釋已經超出了“榨干法條含義”的范圍�！叭绻�允許超出可能文義范圍，根據(jù)事物本質進行實質解釋，將使罪刑法定原則的形式理性喪失殆盡�！雹�
　　持實質解釋論觀點的學者認為，超標電動車由于載重量、駕駛速度等超出了標準的電動自行車，使得其性質已經與機動車無異，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自行車的行為的現(xiàn)實危險性也完全可以等同于駕駛一般機動車的行為，同等的社會危害性完全可以將其認定為犯罪行為。這種實質解釋的方法顯然存在問題，超標電動車雖然在設計上存在著違反國家標準的情況，但是對于一般超標的電動車來講，其所超出國家標準的范圍并不大，與一般摩托車的行駛速度和載重量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例如，國家標準規(guī)定，電動自行車的駕駛速度不得超過20千米／小時，在這樣的駕駛速度的規(guī)定下，即使超標電動車存在一定超標行為，其社會危害性也是有限的。認為凡是超過國家標準設計的電動自行車一概認定為機動車，這無疑擴大了刑法的犯罪圈，將所有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自行車的行為都認定為危險駕駛罪，無疑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更是對人權利益的侵犯。對行為的形式解釋應當以國民預測可能性為標準，從一般民眾的基本觀念來看，普遍認為電動自行車與機動車是具有明顯差異的，這種差異體現(xiàn)在電動自行車行駛在非機動車道、行駛速度低、對電動自行車駕駛員的資格不需要通過考取駕駛資格證來獲得，駕駛電動自行車的危險性低于駕駛機動車，其駕駛的門檻也遠遠低于一般的駕駛行為�！皬脑撟锓婪渡鐣�危險的罪質特征考慮，判斷行為人是否認識到其駕駛的車輛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需要根據(jù)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認識水平和理解能力進行評價�！雹僭谖闯雠_相關司法解釋，且國家標準對超標電動自行車的性質也尚未明確的情況下，要求行為人具有違法認識的可能性，顯然有些強人所難。
　　從危險駕駛罪的角度來看，危險駕駛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加以規(guī)定，屬于一個新的罪名，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還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明確，在理論界，也有許多學者對危險駕駛罪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進行質疑，甚至認為“危險駕駛行為雖然危害嚴重，但在尚處于前現(xiàn)代社會的當代中國，它所提出的只是一個虛幻的、變形的刑法需求�！雹谖覀儾荒芊裾J，危險駕駛罪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但也必須承認，在標準尚未明確、認定仍具爭議的情況下，對危險駕駛罪的認定應當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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