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辯證思維訓練:傳媒與社會篇(第12版)》是Taking Sides 系列叢書七本之一,選取了大眾傳播領(lǐng)域的十個最熱門話題并從正反兩方面論述,內(nèi)容涵蓋游戲和暴力的關(guān)系,廣告是否對社會有利,脫口秀式“軟”新聞是否誤導了大眾,紙媒的未來在哪里,網(wǎng)絡(luò)匿名評論的利弊,“版權(quán)保護”是否有必要,青年人是否對新聞還抱有興趣,信息化社會公眾得到的信息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等等。所摘選文章來自報刊雜志,互聯(lián)網(wǎng),以及最新行業(yè)學術(shù)研究。內(nèi)容上說理充分,論證嚴密,語言地道,既適合作為所有讀者拓寬知識面和見識的原版通識讀物;同時對辯論比賽也有直接指導作用,有利于激發(fā)學生興趣并培養(yǎng)學生用事實和邏輯作嚴肅且有效的學術(shù)辯論。
——常青藤教育出版社經(jīng)典系列,暢銷全球三十年,再版十余次——英語論說文典范:復旦大學朱績崧(@文冤閣大學士)執(zhí)筆導讀——英語辯論實戰(zhàn)教材:北京外國語大學李溪(世界級辯論賽總裁判長)親用推薦
主編艾莉森.亞歷山大是美國佐治亞大學格雷迪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副院長。杰瑞絲.漢森是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傳播學系教授。
導讀 英語思辨,攻錯他山 朱績崧 v
Topic Guide xiv
Introduction xvi
Issue 1. Do Media Cause Individuals to Develop Negative Body Images? 1
Issue 2. Do Video Games Encourage Violent Behavior? 29
Issue 3. Is Advertising Good for Society? 50
Issue 4. Does Fake News Mislead the Public? 74
Issue 5. Does Online Communication Compromise the Rights of an Individual When Information Is“Anonymous?” 110
Issue 6. Do Copyright Laws Protect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35
Issue 7. Should Newspapers Shut Down Their Presses? 163
Issue 8. Are Youth Indifferent to News and Politics? 184
Issue 9. Are Online Services Responsible for an Increase in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203
Issue 10. Are People Better Informed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23
Internet References 251
Contributors to This Volume 254
【導讀】英語思辨,攻錯他山
朱績崧
學界奉為圭臬的《牛津英語大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side (n.)1條目的18.a.義項里,把18.b.所收詞組“to take a (or one’s) side, take sides. Also to hold side (with one)”里的side解釋為[t]he position or interests of one person, party, etc., in contrast to that of an opposing one,個人立場 相反、黨派利益對立之意,了然無疑。
惜我愚鈍,近年才明白,take sides不僅僅是英語詞典里的一個詞組,甚至可說是英國議會制度的根本;而議會制度,實在是英國對人類文明進步最大的貢獻之一:通過take sides,把思辨,而非獨斷專行,尊奉為國事決策那不可撼動的核心機制。我們不會忘記,電影《鐵娘子》(The Iron Lady)里梅里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新學一口英國腔就來西敏寺宮滔滔激辯的場景,那不是罵街,雖然噓聲迭起,那是兩股思想在龍爭虎斗,最終推進歷史。
談到西方好爭論、善思辨的傳統(tǒng),古希臘已臻化境,垂范千古。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真如某些評論家所言,為定于一尊的儒學所戕害,使得讀書人唯服從傳承是務(wù),從不挑戰(zhàn)權(quán)威。
《古文觀止》讀到最后幾卷,便會看到編注者吳楚材、吳調(diào)侯叔侄鼓勵讀者對古時定論大膽質(zhì)疑的用心。如建文忠臣方孝孺的名篇《豫讓論》,標新立異,一反古說,直指春秋時代為主雪仇的刺客豫讓“不能扶危于未亂,而捐軀于既敗者”,不配“國士”之譽。
甚至,在我們歷史課本一向蔑之為“埋頭故紙”、“皓首窮經(jīng)”的乾嘉學派里,多數(shù)學者的考據(jù)也都具有很高的思辨性。從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到戴震“由字義以明經(jīng)義”的治學方法和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所載的戴氏札記——“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從文本到現(xiàn)實,立場鮮明,無不指向?qū)φ胬淼纳舷虑笏鳌?br /> 讀書為求真。這句話,是兒時由老師灌輸給我的,我不曾懷疑過。可也正是老師告訴我“乾嘉學派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反動的”、“高考答題時,如遇到岳飛,不能勾選為民族英雄,他打的仗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等等當年不容我懷疑辯駁的“事實”。
往事固不可追,令我大失所望的卻是“寓教于樂”、“反對應試教育”了不知凡幾年,中小學生竟在變本加厲地背記歷史、語文的“標準答案”,到了易只字則為錯的地步。有人甚至把中小學生語文水平的普遍降低歸咎于英語課太多,視母語、外語修習為零和博弈,全然不去審視、拷問、批判當下嚴重阻礙思辨與創(chuàng)造的文科教育體制本身。試問這樣的教育,又如何能培養(yǎng)出活潑潑的人來?如何能引導他們求真?
求真,真真何其不易也。有時,權(quán)威發(fā)聲,莫敢深究。有時,缺乏條件,無從尋覓。信息爆炸、思路開闊的今天,更多情況下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乃至有時在“是”與“非”這兩者之間,都不知何從矣。
而相對綜合型、重意合(parataxis)的漢語,英語是分析型語言,重形合(hypotaxis),語法規(guī)則更明確,對指代、性數(shù)格一致等形式要求更高,且有強烈的時態(tài)觀。不能不說,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漢語常見的因文害意:把一些站不住腳的歪理,用華麗辭藻一包裝,就算是“美文佳構(gòu)”了。(這方面,韓愈的個別名作,如為名教張目的《原道》,可算反面教材,遠遜柳宗元的《駁復仇議》。后者的論理,簡樸而流暢,本質(zhì)上與今天英美法院經(jīng)典判詞如出一轍,堪稱我國古代taking sides的典范。)加之英美學者好辯的傳統(tǒng)在當代通過課堂教育、學術(shù)論文等形式得以強化,思辨的局面委實優(yōu)于我國。
我素為古羅馬傾倒,曾讀國人編著的幾種羅馬史,又看了英國劍橋大學克里斯托弗.凱利(Christopher Kelly)教授寫的《羅馬帝國簡史》(The Roman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后者末章呈現(xiàn)的學者思辨生動別致,過目難忘,非我國傳統(tǒng)重介紹“史實”的史書可比:20世紀初,英國歷史學家、律師、自由黨政治家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認為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非常相似,都能維持高水平的內(nèi)部和平與秩序,民人深諳工程技術(shù),勇猛活躍,不畏困苦;牛津古代史教授弗朗西斯.哈弗菲爾德(Francis Haverfield)進一步說明,羅馬帝國的成功,在于把行省居民同化為一個秩序井然、富有凝聚力的文明;曾奉職印度的英國古典學會會長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持不同看法,在“同化”問題上,大英帝國與羅馬帝國有不可彌合的區(qū)別,單論印度語言、宗教、種族的多樣性,就和羅馬人征服的任何地區(qū)不同;哈弗菲爾德不同意巴林,認為英國之所以有印度問題,是因為征服印度時,印度已經(jīng)發(fā)展成發(fā)達社會,文明形態(tài)穩(wěn)固;牛津的古代史專家、考古學家D. G. 霍加斯(D. G. Hogarth)也反對巴林,認為羅馬帝國有三個階段,即“尚未同化”、“有意同化”、“積極同化”,大英帝國對印度猶處“尚未同化”的第一階段。
把學者taking sides過程中的各種觀點陳列出來,供讀者思辨,是我國各階段教材的短板。同時,也應注意,為提高我國學生的思辨水平以及英語能力,taking sides的內(nèi)容不宜學科專業(yè)化程度過高(上述關(guān)于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的爭辯即有此虞),還是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為民眾熟知的話題更宜為組織教材的出發(fā)點。
美國著名的Taking Sides叢書,其宗旨正在于滿足成長中的思考者兼英語學習者的需要。這套書系,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迄今出版52種專題分冊,多數(shù)一版再版,其中傳媒凡12版,經(jīng)濟、環(huán)境達15版,社會、教育更已有17版之多。暢銷程度,不勞贅言。
從題材看,外研社首批擇取的七冊分別覆蓋了社會、教育、經(jīng)濟、環(huán)境、科技、大眾傳媒與全球性問題,無一不是當下公眾話題的焦點。但呈現(xiàn)的手法卻很“單一”,即先提出問題,再擺出正反雙方最典型、最具說服力的論證,最后引導讀者作進一步的閱讀與思考:
問:計算機對學生成長是否有副作用?
正:有。學校對電腦技術(shù)的迷信與濫用,導致學生心智發(fā)育與創(chuàng)造力受損。
反:無。如對電腦善加利用,能促進教學革新,從而使學生獲益。后記:“學校”或許正在由“地點”轉(zhuǎn)變?yōu)椤案拍睢,隨著計算機技術(shù)的進步, 許多教育手段都不必在課堂實施,但隨之而來有許多新問題,需要探討。多媒體能讓學生與更多的信息產(chǎn)生互動,但往往也減少了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所在環(huán)境之間的互動。相關(guān)研究請見……(擴展閱讀涉及三十余處學術(shù)資源)
(《教育篇》第10話題)
目錄并不冗長,但當讀者學完全書,必會驚喜地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一領(lǐng)域的知識結(jié)構(gòu)已搭建得初具規(guī)模。擺在面前的問題往往龐大空疏,報章常見,迄無公斷。從這個角度思考,有這樣的道理可知;從那個方面切入,有那樣的結(jié)論可得。讀者的任務(wù),就是跟著兩派的思路各走一遍,最終判定哪派有理。當然,結(jié)果也可能是兩派皆不盡善,或者需要修正調(diào)和之后才能獲得正解。但無論如何,這一過程本身,實在是智力上的一次奧德修斯式的旅行(an intellectual odyssey)。
之所以要用荷馬史詩的隱喻,是因為讀Taking Sides與看街邊吵架或中學生議論文最根本的差別,就是需要調(diào)用的思想、學術(shù)資源極多。以《社會篇》第8話題為例,菲利普.迪瓦恩(Philip E. Devine)在得出“酷刑不可保留”的結(jié)論之前,將自由主義政治學、康德學說、功利主義、自然法等一一引出,要言不煩。對迪瓦恩這位哲學學者而言,這些理論或許早已熟爛于胸。但對一般讀者而言,為了確證作者沒有斷章取義,至少得就上述內(nèi)容再讀通幾本導論、簡介之類的書。順便一提,酷刑當否的問題,我在近年暢銷的一部法律通俗讀物《法治》(The Rule of Law)論恐怖主義的一章中,也曾讀到評論。作者、已故英國前首席大法官湯姆.賓厄姆(Tom Bingham)反對向恐怖主義犯罪嫌疑人施以酷刑的理由本質(zhì)上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無異,認為這是對法治原則的破壞。與迪瓦恩相較,其說直指人心,唯于學理微缺然。事實上,Taking Sides書系所選文章,無論篇幅修短,莫不觀點鮮明,針鋒相對,而每一方都有強大的理據(jù)支撐,乍看難以撼動。由此,我們也不得不感嘆,人類文明在今天呈現(xiàn)出的多樣性,自有其道理,無論是同一文明內(nèi)還是不同文明間發(fā)生的碰撞沖突,其背后都有復雜的理性動因,絕非皂白可以分明,需要我們?nèi)嬗^察,深度分析,最終選定立場。
我出身英文系,工作后常應媒體之邀,寫些時事評論。落筆之前,現(xiàn)已養(yǎng)成習慣,會去新浪微博、知乎、Quora等網(wǎng)站,瀏覽各方的理性評論,在爭議極大的問題上,熟悉Taking Sides封面上印的那兩個詞:Clashing Views(對立觀點)。這是我在“后大學”時期補上的一堂課。
回想本科求學時,這方面所受教育幾乎為零。教育的重點是背同義詞、反義詞與詞形變化。文章,讀通便好,卻讀不透,因為讀通之后,總覺所言有理,不會想著去傾聽“不同的聲音”。這個弊端,到寫畢業(yè)論文時曝露無疑:說明文還湊合,議論文就寫不好了。名雖論文,連核心的論點都渺不可尋。這幾年,本專業(yè)內(nèi),我還常?吹教柗Q博士論文的研究綜述,或者連文獻回顧都沒有的論文。
為了矯正這一通病,不少學校從編教材上下功夫,課文引入爭議性話題,意在以此激發(fā)學生的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維”遂成高校英語教師培訓班極為青睞的廣告亮點。可惜,在我有限的學術(shù)視野內(nèi),能一變風氣的作品,尚闕如焉。我看到過淺嘗輒止者,其內(nèi)一篇課文,取自美國某小報,講一對夫妻人工受孕后離婚,胚胎留在醫(yī)院冰箱里,不知如何處置,遂對簿公堂。最終,作者只是提出問題,沒能向?qū)W生指出解決的途徑。如果有至少兩種具備一定思想深度與差異性的觀點呈現(xiàn)在教材里,附上擴展研讀的書目、提要,教育的效果定會面目一新,我們也會真正地開始在語言教育中培養(yǎng)思想者,而不只是機械的記憶者、復制者。這一任務(wù),如前所示,Taking Sides完全勝任。
我樂于推薦該書系作精讀教材的另一項理由在于語言質(zhì)量。就量而言,目前的精讀課(Intensive Reading),閱讀量普遍過低,一兩千詞的文章,一讀就是十天半月,課程設(shè)計者不明白唯有大數(shù)量與短時間的結(jié)合,方成就intensive之效。與此相比,以本書系一卷之量,讀一學期,日均1500詞左右,恰到好處。以質(zhì)而論,本書系符合我的外語習得理念:中高階學生,應以非虛構(gòu)作品(non-fiction)為“主食”。例如,本書系中有大量美國國會證言(congressional testimony),思維嚴謹,語言地道,學習西方法律、外交以及高等翻譯等專業(yè)的學生如能熟讀成誦,其英語學習的眼界勢必更上層樓。從實用的角度看,有理、有力、有節(jié)的明快文風才是日常工作、生活所需,是語言的“常態(tài)”;文學作品中因作者意圖而創(chuàng)造出的豐富表達,只是語言的“變態(tài)”。由常入變,初地堅固,發(fā)展空間亦大。反是,恐事倍功半。
至于“泛讀”,也有一個基于Taking Sides的策略可行:各個話題牽涉到的著作,一學期可讀上三五本。如讀《環(huán)境篇》,可輔讀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讀《科技與社會篇》,可輔讀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此時,不妨多些文學作品,加深對“精讀”義理的體悟思辨,可全“文以載道”之功。
此外,Taking Sides對如今各高校流行的英語辯論也有直接的指導作用,無論其辯題還是論據(jù),都可在模擬階段直接取用。我更相信,認真研讀過本書系的學生,其論文一定不會淪為簡介、綜述,不會抄襲維基、百度,因為他們掌握了論文寫作的核心技術(shù):如何靈巧運用事實與邏輯來作嚴肅的學術(shù)之論,而非執(zhí)著于印象、習慣、偏見的意氣之爭。
總之,希望Taking Sides書系的引進,能綜合我國英語學生的語言習得與思維訓練,既提升交流的效率,更開啟求真的法門,在亂云飛渡的當今時代,幫助讀者迅速達成思想之質(zhì)與辭藻之文的兼美共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