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想，我已經(jīng)在無意間思考本書的話題很長時間了。我在三歲那年患上了一種眼疾（稱作“斜視”），這使我不能夠雙眼同時看著一個物體。這對我的視力并沒有太大影響。它最顯著的后果是休謨在《人性論》中提及的，在那里他考察了一個奇怪的元倫理觀點——引起錯誤信念是道德錯誤的來源。休謨說，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那些斜視的人”就是不道德的，因為我們經(jīng)�！跋胂笏麄冊谙蚰橙酥戮椿�?qū)δ橙苏f話，但他們卻是在同另一個人打招呼”（Hume 1978：462n）。這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我難以使人們認識到我正試圖認出他們。我以為，這個問題促使我想要知道，對等承認究竟涉及什么，也促使我思考對等承認在人類經(jīng)驗中的普遍性，而且，最近我還有意識地思考它在道德理論中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熟悉的事實：我們相信的某些事情，實際上包含著我們不完全了解的復(fù)雜的敏感性。比如說，很多人直到反思了那些對話規(guī)范被顯著嚴重違背的例子，才意識到他們接 前言

我想，我已經(jīng)在無意間思考本書的話題很長時間了。我在三歲那年患上了一種眼疾（稱作“斜視”），這使我不能夠雙眼同時看著一個物體。這對我的視力并沒有太大影響。它最顯著的后果是休謨在《人性論》中提及的，在那里他考察了一個奇怪的元倫理觀點——引起錯誤信念是道德錯誤的來源。休謨說，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那些斜視的人”就是不道德的，因為我們經(jīng)�！跋胂笏麄冊谙蚰橙酥戮椿�?qū)δ橙苏f話，但他們卻是在同另一個人打招呼”（Hume 1978：462n）。這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我難以使人們認識到我正試圖認出他們。我以為，這個問題促使我想要知道，對等承認究竟涉及什么，也促使我思考對等承認在人類經(jīng)驗中的普遍性，而且，最近我還有意識地思考它在道德理論中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熟悉的事實：我們相信的某些事情，實際上包含著我們不完全了解的復(fù)雜的敏感性。比如說，很多人直到反思了那些對話規(guī)范被顯著嚴重違背的例子，才意識到他們接受了詳盡復(fù)雜的對話規(guī)范（比如規(guī)定對話的距離）。對于涉及“第二人稱觀點”的現(xiàn)象來說也是如此。通過反思那些尊重規(guī)范和“第二人稱權(quán)威”（傳達要求、命令和期望的權(quán)威）被違背的例子，我們才發(fā)現(xiàn)我們對它們的隱含承諾。
更準確地說，我已經(jīng)開始相信，第二人稱觀點對于道德理論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沒有這個觀點，我們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很多核心的道德觀念。在本書中，我將主張，道德義務(wù)和責任、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和道德行動者的特殊自由，全都是不可還原地第二人稱的。此外，我還試圖提出一個論證，它同樣能夠從第二人稱視角確證道德義務(wù)的權(quán)威和這些其他觀念。
這里我必須祈求讀者的耐心。雖然我希望我在本書將要指出的現(xiàn)象，是我們足夠熟悉的，但我還是會以大家不熟悉的方式，用諸如“第二人稱理由”和“第二人稱能力”這些抽象術(shù)語來分析這些現(xiàn)象。并且我的很多主張都是有野心的；毫無疑問，某些主張是過分有野心了。你可能發(fā)現(xiàn)你的耐心很容易被消磨掉。不過，如果是這樣，也有一種挽救辦法。如果你的反應(yīng)是惱怒或煩擾，這個反應(yīng)可以被裝飾成某種斯特勞森式的反應(yīng)態(tài)度，也許成為某種對我的傲慢或者我浪費你時間的怨恨。如果這確實發(fā)生了，那么請你嘗試退后一步考察這個想法或感受；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第二人稱理由和權(quán)威的觀念悄悄潛入了你的想法或感受。當然，如果你的反應(yīng)是無聊或完全缺乏興趣，這種挽救辦法就不能起作用。
在思考我在本書中發(fā)展的觀點時，我已經(jīng)受惠于很多人，也許太多了，以至于我不能夠得體地把我清楚記得幫助過我的所有人的名字一一列出。過去數(shù)年中，我在各種論壇和會議報告了這些觀點的各種版本，從中我得到了極有幫助的反饋。我非常感激那些邀請我做報告的哲學系、學會以及個人。特別有價值的是，我能夠在兩個研究生討論班上完成本書手稿的初期草稿——一個是2003年在俄亥俄大學，另一個是2005年在密歇根大學。我也受惠于無可計數(shù)的其他方式的交流。除了很多其他人外，我感謝Kate Abramson、Donald Ainslie、Elizabeth Anderson、Brian Apicella、Nomy Arpaly、Carla Bagnoli、Marcia Baron、Jack Bender、Alyssa Bernstein、Lorraine Besser-Jones、Simon Blackburn、Michael Bratman、Aaron Bronfman、John Broome、Vivienne Brown、Allen Buchanan、Sarah Buss、Vanessa Carbonell、Jules Coleman、David Copp、Randall Curren、Jonathan Dancy、Justin D’Arms、Julian Darwall、Will Darwall、Steven Daskal、Remy Debes、Richard Dees、John Deigh、Robin Dillon、Chris Dodsworth、Jamie Dreier、Andrew Eshelman、Nir Eyal、William Fitzpatrick、Samuel Fleischacker、Robert Frank、Harry Frankfurt、Robyn Gaier、David Garvin、Gerald Gaus、Allan Gibbard、Peter Graham、Robert Gressis、Charles Griswold、Michael Hardimon、Christie Hartley、Sally Haslanger、Daniel Hausman、Susan Hawthorne、Barbara Herman、Pamela Hieronymi、Thomas E. Hill Jr.、Ted Hinchman、Paul Hoffman、Tom Hurka、Paul Hurley、Nadeem Hussain、P. J. Ivanhoe、Daniel Jacobson、Agnieszka Jaworska、Marie Jayasekera、Robert Johnson、Rachana Kamtekar、Rob Kar、Daniel Keen、Christine Korsgaard、Michelle Kosch、Richard Kraut、John Ku、Arthur Kuflik、Rahul Kumar、Joel Kupperman、Rae Langton、Mark LeBar、David Levy、Ira Lindsay、Erica Lucast、Eric Mack、Tito Magri、Douglas MacLean、Michelle Mason、Joe Mendola、Martha Nussbaum、Howard Nye、Derek Parfit、James Petrik、Philip Pettit、Sara Postasi、Jerry Postema、Luke Potter、Ryan Preston、Wlodek Rabinowicz、Peter Railton、Joseph Raz、Andrews Reath、Connie Rosati、Jacob Ross、Emma Rothschild、Geoff Sayre-McCord、T. M. Scanlon、Brian Schaefer、Tamar Schapiro、Eric Schliesser、Franklin Scott、Mark Schroeder、Nishi Shah、Nancy Sherman、Walter Sinnott-Armstrong、Anthony Skelton、Matthew Smith、Michael Smith、Jim Staihar、Jason Stanley、Michael Stocker、Sigrun Svavarsdottir、Julie Tannenbaum、Valerie Tiberius、Kevin Toh、Mark van Roojen、David Velleman、Peter Vranas、Kendall Walton、Gary Watson、Eric Weber、Marshall Weinberg、Andrea Westlund、Susan Wolf、David Wong、Allen Wood、Gabriel Zamosc-Regueros、Kate Zawidzki、Lei Zhong、和Arthur Zucker。
我也接受了大量來自機構(gòu)的支持，沒有這些支持，這本書就不可能存在。國家資助的人文獎金在1998年至1999年資助了我一個別的項目，但是它使我思考了我在這里發(fā)展的觀點。密歇根大學哲學系的詹姆斯B.和格雷斯J.納爾遜獎金使我在2002年至2003年有一年時間離開教學崗位進行研究，在此期間我寫作了本書的初稿。目前我在密歇根大學公休的支持下完成手稿。
書中的某些部分借鑒了早先出版的內(nèi)容。第五章的一部分基于《現(xiàn)代自然法中的自主性》，發(fā)表于New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utonomy，ed. Larry Krasnoff and Natalie Bren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經(jīng)過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同意用于本書。第六章來自《尊重與第二人稱觀點》，發(fā)表于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78（2004）：43—60；經(jīng)過美國哲學學會的同意用于本書。第十章的某些內(nèi)容立足于《費希特與第二人稱觀點》，發(fā)表于International Yearbook for German Idealism 3（2005）：91—113；經(jīng)過沃爾特德格魯伊特出版集團同意用于本書。
我也要為我從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及他們的工作人員和審稿人員那里獲得的幫助表示感謝。林賽沃特斯是給予我激勵和智慧的一個源泉。出版社的兩位審稿人員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建議。
一如往常，我最感激的是我在密歇根大學哲學系的同事、學生和其他教職人員，特別是伊麗莎白安德森、艾倫吉伯德和彼得雷爾頓，以及在我寫作本書期間在該系的戴維費林曼，他們使安娜堡成為研究道德哲學的理想之地。
最后，我將本書獻給我的連個兒子朱利安達爾沃和威爾達爾沃。在我寫作本書時，沒有什么比我和他們談?wù)摫緯�觀點時，他們表現(xiàn)出的鼓勵和理解給予我更大的支持。我在這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深受他們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