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62年考上北京大學東語系泰國語專業(yè)，就決定了我這一輩子注定要和泰國結(jié)下不解之緣。經(jīng)過“文革”浩劫后的1980年，我又以36歲的高齡考上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決定我經(jīng)歷10多年的用非所學之后，后半生又得以用泰語作為工具進行泰國歷史的學習和研究。我畢竟是幸運的。我珍惜這種遲到的幸運，心無旁鶩，把全部身心都投到我的專業(yè)上。
　　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我有幸走出國門，在泰國工作了10多年，又在美國呆了七八年，始終都在搞泰國歷史的教學和科研。但我一直認為，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才是我的最佳生存空間，我希望在那里讀書、教書和寫書。2000年回到廣州，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校領(lǐng)導竟然撤銷了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把我們并入政治與公共行政管理學院。在那里，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的老師拿到的獎金是比過去多了，但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由陳序經(jīng)、何肇發(fā)和張映秋三代所長苦心經(jīng)營的在國內(nèi)外享有盛譽的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從此銷聲匿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甚至憤怒，然而又能有什么辦法呢？我從國外帶回來40箱圖書，20箱捐贈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20箱捐贈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唯獨沒有一本留給中山大學，因為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的資料室已被搞得七零八落，甚至以前花外匯從國外訂購的舊報紙也被拿去稱斤兩賣掉了。
　　2004年，我退休回到家鄉(xiāng)昆明，準備頤養(yǎng)天年。沒想到云南大學泰國研究中心的瞿建文主任邀請我去幫助他們工作，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我還有點兒余熱，還能做點兒事。我又開始寫文章，參加學術(shù)會議，被西安外國語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聘為客座教授。我利用跟泰國的老關(guān)系，讓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在云南大學設(shè)立了泰語水平考試的考點，大大方便了學泰語的中國學生。我們開通了中、泰學生相互到對方國家留學的渠道。正當我饒有興致積極工作的時候，又收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張廣勇編輯來函，邀請我寫一本《泰國通史》，作為世界歷史文化叢書之一出版。這正好與我的想法一拍即合，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他的主要著作是70歲以后才寫的。這話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今年正好進入古稀之年，看來今后還可以再寫點兒東西。
　　從2013年9月開始寫《泰國通史》，到2014年7月完稿，寫作過程還算順利。這主要得力于以前的史料收集。我們知道，13世紀泰國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還沒有泰文，更談不上用泰文記載的歷史。素可泰王朝是泰族擺脫高棉族統(tǒng)治后建立的第一個國家，但泰國歷史并非始于素可泰王朝。根據(jù)中文史料的記載，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在現(xiàn)今泰國的版圖內(nèi)曾出現(xiàn)一些或大或小的城邦國家，構(gòu)成泰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公元1—2世紀開始，中國就與這些古國發(fā)生了直接的聯(lián)系，開始用中文記述這一地區(qū)的情況。中國史料填補了前素可泰王朝時期的歷史記載空白。由于泰國本身的歷史學者和一般民眾不懂中文，因此他們對前素可泰王朝時期的泰國歷史知之甚少。他們所獲得的一些零星歷史知識，完全是從西方人的英文著作中得來的。比如說，霍爾的《東南亞史》（D.G.E.Hall，AHistoryofSoutheastAsian）就提到了許多東南亞的古代國家，其中包括在現(xiàn)今泰國版圖內(nèi)先后出現(xiàn)的一些城邦國家。霍爾的資料來源，大多依靠中國古籍的記載，即來自一些西方漢學家的翻譯介紹。而這些西方漢學家雖有較深的漢學基礎(chǔ)，卻不能像中國學者那樣通讀浩如煙海的中文史料，也難免對古代文言文存在一些理解的誤區(qū)，因此他們的翻譯介紹不可避免地留下遺憾和瑕疵。筆者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占有先天的史料優(yōu)勢。
　　除了《二十五史》和大量的私家著述外，保存在北京故宮的《清史檔案》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珍貴史料。比如說，泰國吞武里王朝時期曾與清政府有許多公函往返，對揭示這段時期的歷史真實彌足珍貴。本書收集的許多史料是第一次公開發(fā)表。
　　筆者通曉中文、泰文和英文，當然也是一種語言優(yōu)勢。加之我在泰國生活了10多年，基本走遍了整個泰國，具備了關(guān)于泰國的人文地理優(yōu)勢。我用實地考察對照史籍記載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往往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被人忽略的細節(jié)，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在這本《泰國通史》的寫作過程中，筆者盡量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勢，克服作為一名外國學者的不足，爭取寫一本頗具特色的有別于泰國學者的著作。雖然有這種雄心，但未必能達到這個目的，盼編輯和讀者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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