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華民族在長達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曲折發(fā)展過程中，像滾滾東流的長江那樣，以磅礴之勢，沖破了重重險阻，奔騰向前，現在更以嶄新面貌，雄姿英發(f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產生這一奇跡有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思維活動和對外交往以及抗擊外來侵略過程中，逐漸創(chuàng)造、積累、發(fā)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為核心的優(yōu)秀傳統思想文化。這是一種偉大、堅強的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歷史留給我們所有海內外炎黃子孫引以自豪的無價之寶。
    當然，和各國各種不同傳統思想文化一樣，在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中，也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因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 定，不對；一知半解、信口開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對。鄭重而嚴肅的態(tài)度應該是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繼承和弘揚這份瑰寶，振興中華，造福人類。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連續(xù)性，就是在不斷去粗取精、繼往開來和改革創(chuàng)新過程中實現的。繼往是為了開來，開來不能離開繼往。民族虛無主義和復古主義，都是違背歷史發(fā)展的辯證規(guī)律的。
    現在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邁向四化的關鍵時刻。繼往就是繼民族優(yōu)秀傳統之往，開來就是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從廣度和深度上進行系統研究，實現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繼往開來必須完成的緊迫任務。我認為這是中國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學術界、理論界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但面對這一時間上長達五千年，內容上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傳統思想文化，將從何著手呢？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年就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是很有遠見而又切合實際的英明建議。從孔子到孫中山這兩千余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最豐富的時期，如果總結了這段歷史，也就基本上總結了五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當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鬃右郧昂蛯O中山以后的情況，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認為首先最好是在時間上從孔子開始到孫中山為止，方法上采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形式作為實現這一任務的開端。這就是從這段歷史的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和各個學科（包括文、史、哲、經、教、農、工、醫(yī)、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選二百余人作為傳主（一般為一人一傳，少數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傳），通過對每個傳主的評述，從各個側面展現那些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業(yè)績，從而以微見著、由具體到一般地勾勒出這段歷史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總體面貌，揭示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主要內涵，以利于開門見山、引人入勝地批判繼承、古為今用，也為進一步全面系統地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打下基礎。自從毛澤東同志提出上引建議后，半個世紀以來，不少專家學者已從各個方面作了許多工作，但對全面完成這個任務來說還遠遠不夠，還要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xù)努力。作為“拋磚引玉”，本《叢書》只是這個繼續(xù)努力所應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秴矔�》凡二百部，約四千萬言，自1990年開始陸續(xù)出版，爭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齊。
   《叢書》所以用“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主要是考慮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而歷史事實也反復證明，凡是在各個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學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和掌握了該領域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具有敏銳思想的人。他們取得成就的大小，取決于思想上認識和反映這些規(guī)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驗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這些規(guī)律，主要是通過社會實踐和對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鑒和繼承。思想一旦形成，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實踐起決定性指導作用。韓愈說的“行成于思，毀于隨”，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些話，雖所處時代和所持立場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也不同，但就認識論中思與行、理論（思想的高度概括）與實踐的關系而言，確有相通之處，即都強調思想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和作用。因此我們以“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就是力圖抓住問題的核心，高屋建瓴地從思想角度去評述歷史人物，以便對每個傳主在他所處時代的具體情況下，如何在他所從事的領域中，克服困難，施展才華，取得成功，做出貢獻，從思想深處洞察其底蘊。歷史上各個時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關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論著雖亦不少，但大量的則是其思想既來自實踐（包括對前人、他人實踐經驗的吸�。�、又滲透在自己創(chuàng)造性實踐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業(yè)績和事功上，而沒有留下論著。另一些人卻只留下著作而無其他功績，對這些人來說，他那些有價值的著作就理所當然地是他的偉大業(yè)績和事功。如果論述一個人的思想而不聯系他的業(yè)績（包括著作），必將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樣，如果只講一個人的具體業(yè)績而不結合他的思想活動，又必將成為現象的羅列。評價思想和評價業(yè)績，兩者不應偏廢。而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則是經常起主導作用的因素，強調這個因素，引起人們的正視和反思，正是我們的主旨和目的。當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實踐家，都是既有區(qū)別又有聯系的不同概念，忽視這一點是不對的�！秴矔�》的重點則是放在兩者的聯系和結合上。至于如何使兩者很好聯系和結合而又著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種方式表達，則自當由作者根據傳主的具體情況創(chuàng)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從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全人類解放和發(fā)展有了劃時代的明確方向，學術研究也有了更嚴密的科學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根據這一科學方法，在研究和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是聯系到《叢書》的撰著時，我認為下列幾點應特別引起重視。
一、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是貫串在馬克思實際活動和理論研究中的主線，離開了它也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只有切實掌握了客觀情況，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前者為“實事”，后者為“求是”，二者相結合，就叫實事求是。事不實則非夸即誣。為了弄清情況，就必須對情況的本質與現象、整體與局部、真與偽、精與粗，作出區(qū)別、梳理和取舍，這樣才能掌握情況的實質，達到“實事”的要求；然后進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觀臆測的假象，并驗證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類歷史前進方向，是否反映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發(fā)展規(guī)律，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達到“求是”的要求。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功夫，是對每個傳主的功、過、是、非作出公正評價的必要前提。不論古今中外，對歷史人物過高或過低的不公正評價，大都由于未能認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緣故。
二、堅持批判繼承的原則。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是批判的學說，而批判是為了繼承、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這就需要我們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既要繼承發(fā)揚傳主業(yè)績和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極因素。凡傳主業(yè)績和思想中體現了諸如愛國主義、民主意識、科學見解、藝術創(chuàng)造和艱苦奮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歷史前進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諸方面有顯著成就等積極因素者，必須滿腔熱情地加以繼承和弘揚，并緊密結合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風；凡反映有諸如封建迷信、專制獨裁、愚昧落后、喪失民族尊嚴和違背科學進步等消極因素者，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極影響，而消極因素經過徹底批判后可轉化為有益的教訓；凡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相混者，更當加以認真清理和揚棄，既發(fā)揚其積極因素又摒棄其消極因素。我們力求一點一滴、切實認真地探索各個傳主思想和業(yè)績中珍貴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正在從事的繼往開來偉大歷史工程的組成部分。
三、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鞍倩�齊放”和“百家爭鳴”，是發(fā)揚學術民主、促進學術繁榮的正確原則和巨大動力。前者強調一個“齊”字，后者強調一個“爭”字，是表示學術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兩種不同狀態(tài)；前者突出的是統一與和諧，后者突出的是區(qū)別與爭論；兩種狀態(tài)又統一于不斷地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轉化的持續(xù)發(fā)展提高過程之中�！鞍倩�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體現在撰著評傳時，應從“齊放”和“爭鳴”出發(fā)，綜合中外各個時期對有關傳主的不同評價，吸取符合客觀存在的對的東西，摒棄其違反客觀存在的不實的東西，然后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趕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時，對整個《叢書》而言，也有個共性、個性又統一又區(qū)別的問題。這就是二方面作者應把“實事求是”、“批判繼承”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幾點作為大家的共性（統一與共識）；另一方面，對每部評傳的立意、結構和行文（文體、文風和文采等），則主要是作者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勞動和雅俗共賞的文字表達藝術的成果，是彼此的個性（區(qū)別），不宜也不應強求一律。評傳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發(fā)揚這一個性，力求在對每一傳主的評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積極因素，使之和正在變革中國面貌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融為一體，豐富其內容，促進其發(fā)展，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傳主思想業(yè)績的一般性詮釋上。
我認為，以上三點大體上可以表達《叢書》所遵循的主要指導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感謝所有關心和支持《叢書》工作的單位和個人，特別感謝《叢書》的名譽顧問和學術顧問。他們的熱情關心、支持和指教，使《叢書》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更要感謝所有承擔評傳撰著任務的老中青學者，他們都以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對學術，對民族，對歷史負責的研究成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合作，《叢書》工作的開展是不可能的。《叢書》副主編和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出版社，在制定《叢書》規(guī)劃，約請和聯系國內外學者，審定書稿以及籌劃編輯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難，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的辛勤勞動是《叢書》能按預定計劃出版的必要前提。
現在《叢書》開始出版了，我作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醞釀已久的設想終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實現，心情怡然感奮，好象回到了青年時代一樣，體會到“不知老之將至”的愉悅，并以這種愉悅心情等待著《叢書》最后一部的問世；特別盼望看到它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珍貴遺產方面，在激勵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促進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繼往開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歷史性偉大事業(yè)中，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我以一顆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這一由一批老中青優(yōu)秀學者經長年累月緊張思維勞動而作出的集體性學術成果能發(fā)出無私的熠熠之光，緊緊伴照著全民族、全人類排除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障礙，走向和平、發(fā)展、繁榮、幸福的明天！
熱誠歡迎國內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賜教，以匡不逮。是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