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前波讓后波
——對我國傳播學研究的回顧和矚望


傳播學的研究與教學，在我國已有近20年的歷史。其間雖然經(jīng)歷了一些風風雨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隨著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飛速發(fā)展，立足當代、面向未來的傳播學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1997年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傳播學列入研究生培養(yǎng)科目，使之成為新聞傳播學這個一級學科下屬的兩個二級學科之一，更為傳播學的騰飛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機。此書的問世，從大的背景上看也應(yīng)歸功于此。
這部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紀之交。巧的是，另外兩部全國性傳播學教材也在此時先后面世，這就是教育部“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系列中的《傳播學教程》
（郭慶光著）和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系列中的《傳播學概論》（吳文虎主編）。此時此刻，回顧傳播學在我國的風雨歷程，就有了別樣的歷史意味和蘊涵。
迄今為止，我國的傳播學研究經(jīng)歷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為這門新興學科的發(fā)展盡了自己的心力，在孜孜矻矻的探求之中，留下許多頗堪回味的經(jīng)驗和可資借鑒的成果。
第一代的開山人物，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資深教授張隆棟先生和
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鄭北渭教授為代表。
曾任教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張隆棟先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創(chuàng)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系刊《國際新聞界》
時，就開始追蹤新起的傳播學研究。80年代初，
他又在復刊后的《國際新聞界》上，連續(xù)發(fā)表了一組詳盡介紹和評析傳播學的長文。這組文章內(nèi)容廣博，材料翔實，脈絡(luò)清晰，新人耳目，可謂第一代研究者給人印象最深的力作。與此同時，鄭北渭先生也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內(nèi)部刊物《外國新聞事業(yè)資料》上接連撰文，評述傳播學，儼然與張隆棟先生形成一種南北
呼應(yīng)之勢。
此外，曾任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的苑子熙教授、曾任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副所長的李啟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主任的張黎研究員和陳崇山研究員等，均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第一代傳播學研究者，為我國傳播學的起步和發(fā)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貢獻。如李啟教授參與翻譯施拉姆的代表作《傳播學概論》（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今天看來譯文雖然不無值得推敲之處，但作為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傳播學權(quán)威譯著，其影響還是無與倫比的。




在第一代傳播學人開天辟地諸般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當數(shù)1982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組織發(fā)起（
由此形成了以后歷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均由該所主辦的傳統(tǒng)），
會期3天據(jù)《國際新聞界》1982年第4期刊發(fā)的《西方傳播學研究座談會綜述》（徐耀魁、黃林）一文，會期是23~25日。而據(jù)《新聞戰(zhàn)線》
編輯部1982年12月5日編發(fā)的內(nèi)部材料《報紙動態(tài)》
［82］第34期上的《怎樣認識和研究西方傳播學——西方傳播學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世界新聞研究室供稿）一文，會期則是23~26日。，
參加會議的代表30余人，分別來自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北京廣播學院、新華社和《新聞戰(zhàn)線》雜志社等新聞教學、研究
和實踐部門，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一大成果，
就是明確了我們對傳播學的基本態(tài)度，即后來廣為流傳的
16字方針——“系統(tǒng)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chuàng)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世界新聞研究室： 《怎樣認識和研究西方傳播學——西方傳播學座談會在京舉行》，刊《報紙動態(tài)》［82］第34期，4頁，北京，《新聞戰(zhàn)線》編輯部1982.12.5。
同時，會上還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



翻譯介紹幾本有權(quán)威性、代表性和比較科學的傳播學著作，以便對西方傳播學的全貌能有比較全面的準確的了解； 可在我國有關(guān)報刊上發(fā)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 有關(guān)院校在有充分準備的條件下，可開設(shè)傳播學的選修課。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世界新聞研究室： 《怎樣認識和研究西方傳播學——西方傳播學座談會在京舉行》，刊《報紙動態(tài)》［82］第34期，4頁，北京，《新聞戰(zhàn)線》編輯部1982.12.5。


可以說，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傳播學正式引入中國。此后，傳播學的研究與教學便開始逐步展開，與此同時第二代傳播學者也脫穎而出。
第二代多屬第一代的學生，其中佼佼者包括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范東升、曾執(zhí)教于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陳韻昭（后定居香港）和居延安（后赴美留學）、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所長的徐耀魁和現(xiàn)任該所傳播研究室主任的明安香、曾任暨南大學新聞系主任的吳文虎以及蘭州大學的戴元光和浙江大學的邵培仁等。
與第一代的“重點進攻”相比，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進攻”。也就是說，他們更加注重學科知識的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不再滿足于草創(chuàng)階段的“零打碎敲”。他們或著書立說，或登臺授課，顯示了指點江山議論風生的思想銳氣。在這場向傳播學領(lǐng)域發(fā)起的全面進攻中，有一些碩果至今令人難忘，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現(xiàn)已改為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組織編寫的《傳播學（簡介）》一書。這部1983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小冊子”，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傳播學書籍，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錄在傳播學剛剛引入中國之際，對人們了解它的來龍去脈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與此同時，陳韻昭先生
在復旦大學新聞系開設(shè)的傳播學選修課，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廣泛興趣和普遍反響，
她的講稿深入淺出，活潑有趣，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系刊《新聞大學》連載后頗受歡迎。另外，由她翻譯的《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yīng)用》（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為不少美國大學所采用的教材，內(nèi)容通俗
，講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養(yǎng)的博士。這部較之《傳播學概論》更加淺顯實用的譯著，出版后也廣受好評，對普及傳播學知識、
推動傳播學研究產(chǎn)生了顯著功效。最近，我國第一位新聞學女博士、北京廣播學院電視系研究員郭鎮(zhèn)之又組織翻譯了該書的第4版，名為《傳播理論： 起源、方法與應(yīng)用》（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純粹的傳播學理論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傳播學影響的相關(guān)研究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里，我們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的《精神交往論——
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1993年版），
此書以精深的研究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思想做了詳盡的闡述，為我們用唯物史觀科學地把握傳播及傳播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chǔ)
； 二是北京大學國際傳播與文化交流系龔文庠教授的《說服學》（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該書從說服的角度探討了傳播理論與傳播實踐方面的許多問題，觀點新穎，資料翔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創(chuàng)新之著； 三是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的孫旭培研究員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這部書從傳播學的視角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進行審視和梳理，提煉了一系列植根于中國文化的傳播規(guī)律，是傳播學本土化的一次嘗試。
如果說第一代的里程碑是1982年的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那么第二代的形成標志就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這是第一次名副其實的全國性傳播學會議，不僅代表廣泛，人數(shù)眾多，而且議題豐富，討論熱烈，從中折射出當時
傳播學研究如火如荼遍地開花的盛況。這次會議有兩點突出之處：
其一是圍繞吳文虎教授提出的一個傳播學框架體系而展開的深入探討，由此顯示了大家對系統(tǒng)理論的共同追求；
其二是開始關(guān)注歐洲批判學派的研究，當時還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研究生的王志興（后來赴英留學），在會上提交了一篇關(guān)于批判學派的論文，引起了與會者的濃厚興趣。
當然，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的真正意義，還在于全面推進了我國傳播學的研究。這次會議之后，傳播學才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其主要表現(xiàn)一是各大學紛紛開設(shè)傳播學課程； 二是一批高水平的傳播學譯著接連問世。如復旦大學新聞系研究生祝建華（后赴美留學獲傳播學博士學位）等翻譯的《大眾傳播模式論》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博士顏建軍等翻譯的《大眾傳播通論》（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復旦大學新聞系博士張國良翻譯的《大眾
傳播社會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黃煜（后來赴英留學獲傳播學博士學位）
等翻譯的批判學派的《權(quán)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等，就屬其中著譯
俱佳的上乘之作，時至今日仍是人們研習傳播學的經(jīng)典。

不言而喻，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國內(nèi)風起云涌的政治風波，也給學術(shù)界帶來波涌浪翻的激蕩，傳播學的研究同樣如此。塵埃落定之后，學術(shù)界開始進行冷靜的反思和積極的調(diào)整，整個學風由此發(fā)生了顯而易見的轉(zhuǎn)變； 喧囂浮躁讓位于冷靜沉潛，思想啟蒙讓位于學術(shù)建設(shè)。如果說80年代的學風是“熱風吹雨灑江天”，那么90年代的學風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這意義重大而悄然發(fā)生的轉(zhuǎn)變過程中，傳播學的第三代學人逐漸嶄露頭角。第三代與第二代的差異主要不在于年齡，真正隔開這兩代的分水嶺是知識
結(jié)構(gòu)與研究姿態(tài)。第三代基本都是“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進入大學的，經(jīng)過比較
系統(tǒng)的專業(yè)學術(shù)訓練，大都獲得博士學位，有的還在國外留過學或做過訪問學者，比較熟悉當代國際學術(shù)界的狀況和趨勢，具有較為廣闊的學術(shù)視野和較為系統(tǒng)的知識結(jié)構(gòu)。
尤其是他們更傾向于“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研究姿態(tài)，在研究取向上
更傾向于純粹的學術(shù)探討。或者說，
他們首先關(guān)注學術(shù)自身的價值，以及中國學術(shù)與國際學術(shù)的關(guān)系，其次才考慮應(yīng)用層面的問題。從積極的方面看，這種姿態(tài)固然有利于傳播學學科的正規(guī)建設(shè)，進而啟動我國傳播學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
而從消極的方面看，有時也難免落入“象牙塔”中而與生動活潑日新月異的
傳播實踐相隔膜。無論如何，伴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第三代研究者已歷史性地肩負起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使命。
如果說第一代傳播學人的貢獻在于“線”上——開啟一道門縫，第二代傳播學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傳播學研究全面鋪開，
那么第三代傳播學人的作為就在于“點”上——針對不同的側(cè)重點深鉆細研。舉其
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一些代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喻國明，在實證研究
方法以及輿論調(diào)查領(lǐng)域建樹頗豐；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卜衛(wèi)，在青少年與媒介的研究方面聲譽卓著； 北京廣播學院電視系研究員郭鎮(zhèn)之，專攻議程設(shè)置理論；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系教授張詠華，在大眾傳播社會學上取得了國內(nèi)領(lǐng)先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學新聞傳播系系主任黃旦博士，對新聞傳播學做了精深的思考； 清華大學傳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國，在信息與信息
社會的研究上獨樹一幟； 暨南大學新聞系留法博士陳衛(wèi)星，對歐洲傳播學的
研究多有創(chuàng)獲，他發(fā)表在《國外社會科學》上的長文《西方當代傳播學學術(shù)思想的回顧和展望》被《新華文摘》
所收錄，成為該刊創(chuàng)辦20年來刊登的第一篇傳播學文章……有鑒于此，
1998年，以出版新聞傳播學書籍而知名的新華出版社，甚至策劃了一套“新聞
傳播學博士文庫”，其中已經(jīng)收錄或?qū)⒁�收錄的選題，有的就屬于這類在“點”上有突破的成果。
除了“點”上的突破之外，第三代在一般傳播理論的研究上也向縱深推進。如李彬的《傳播學引論》（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
段京肅與羅銳的《基礎(chǔ)傳播學》（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胡正榮的《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版）、張國良的《現(xiàn)代大眾傳播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版）等，都各具特色，廣為流傳，幾乎成為當今傳播學基礎(chǔ)理論方面通用的教科書或參考書。尤其是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在迄今已有的眾多同類書籍中，堪稱體系完備、內(nèi)容豐富、材料翔實、論述精當。
如果說，作為第一代貢獻的標志是1982年的全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作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1986年的全國第二次傳播學研討會，那么作為第三代崛起的契機就是1993年的全國第三次傳播學研討會。稱之為契機，有兩個原因。
一是這次會議與上次會議相隔了7年，當全國的傳播學研究者再次匯聚一堂時，人們發(fā)現(xiàn)第二代的大多數(shù)已風飄云散，碩果僅存者寥寥無幾，而且大多也都處在“交班”的狀態(tài)； 二是自這次會議之后，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就固定為兩年一次，每召開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1999年全國第六次傳播學研討會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召開時，我國的傳播學研究已經(jīng)基本成為第三代的一統(tǒng)天下了。
站在世紀之初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傳播學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勢待發(fā)呢？作為受到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滋養(yǎng)的第三代，我們在感念前輩的同時，怎能不熱切期望新人的出現(xiàn)，期望他們把我國的傳播學研究進一步推向前進。按照歷史的辯證法，我們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為，每個人的一生能夠做成一件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事情已屬不易。雖說與時俱進歷久彌新的大家代為不絕，但一般人的創(chuàng)造力畢竟有限。當一個人的才情才華才智才思揮灑殆盡時，為更年輕的一代讓路就屬明智之舉了。
長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讓后波。在這部傳播學教材的前面寫下這篇不似前言的“代前言”，既是對前人的感念，也是對自己的反思，更是對來者的矚望。

李彬200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