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德的悖論
　　1.君子國里的利益沖突
　　18至19世紀之間，我國文學家李汝珍寫了一本小說，名叫《鏡花緣》。書里講了一位叫唐敖的人，由于宦途受挫，跟隨他的妻弟林之洋到海外去游歷。途中經過了許多國家，見識了許多奇風異俗。他們經過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君子國”。
　　君子國里的人，個個都以自己吃虧讓人得利為樂事。小說的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在衙門里當差的小兵，作者有意用隸卒作例，因為隸卒有點特權，往往欺侮百姓）買物的情況：
　　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賞光不肯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試問哪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zhí)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接著小說又描寫了另一筆交易。這筆交易中的買方認為貨色鮮美索
　　價太低，而賣方則堅持自己的貨色既欠新鮮，又屬平常。最后成交時買者盡挑了次等貨物，引起公眾議論，說買者欺人不公。買方只好將上等貨與下等貨各攜一半而去。第三筆交易的雙方是在銀子的成色和分量上發(fā)生了爭執(zhí)。付銀的一方硬說自己的銀子成色欠佳，分量不足。而收銀的一方則嫌成色超標，戥頭又過高。無奈付銀人已走遠，收銀人只好將他覺得多收的銀子稱出，送給了過路的乞丐。
　　小說中關于君子國的描寫，有兩點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雙方讓利和雙方爭利都會引起爭論。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爭論，都是由各方偏袒自己的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錯誤地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關心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fā)生。而君子國里發(fā)生的事情，說明了以別人的利益作為自己行動的原則同樣會引起爭論，結果我們仍然得不到一個和諧、協(xié)調的社會。
　　進一步的觀察還可以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實世界的商業(yè)往來中，雖然雙方都以牟利為目的，但通過討價還價可以達成協(xié)議，而在無私的君子國里，討價還價則不可能。小說里不得不借助于兩個路過的老翁或一個乞丐，用強制性的辦法來解決矛盾（幸虧乞丐是從外國來的。如果他也是君子國的人，則糾紛永無了結之時）。這里包含著一個極深奧而且非常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的談判具有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都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和諧的，而利他卻永遠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其結果將是產生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這確實大大地出乎人們的意料。由于君子國內不能實現(xiàn)人與人關系的均衡，從動態(tài)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成“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宜于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huán)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矛盾。但長此以往，君子國將被“小人國”取代而走向消亡。
　　從這一點來看，人是自利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由此，人類才有了創(chuàng)建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則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來。
　　當然，從現(xiàn)實出發(fā)，為了減少爭吵，每個人都應多一點關心別人，多一點克制自己的私欲�？墒沁@一點如果變成了各方行為的目標。就會出現(xiàn)君子國里的另一種爭吵。也許有人會說君子國里滑稽的爭吵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不會發(fā)生的，可是本書的討論會逐漸揭示出現(xiàn)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有一部分確實和君子國里發(fā)生的事情有類似的原因，或者說，是和利益原則的誤導有關。
　　第二，君子國里每個人的動機是什么？首先要問的是人們?yōu)槭裁匆�交易？不論是原始的以貨換貨，或是現(xiàn)代社會的用貨幣換取商品，交換的動機都是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更舒適些。如果沒有這一點動機，人們?yōu)楹尾晦o辛勞地去參加交換呢？我們每個人所得到的各種物質享受，從針頭線腦到冰箱彩電，都是通過交換才得到的。如果絕對避免交換，每個人就只能到農村去種糧種棉花，用土坯壘房子，向土地索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了，當然這樣也可以勉強生存下去，我們的祖先曾經以這種方式生存了幾萬年。但他們絕對不可能享受任何代文明所提供的最起碼的成果。
　　君子國里的人已經有了國家。又有了市場，這就說明他們已經擯棄了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選擇了通過交換來改善自己物質生活的道路。既然如此。他們又何以要在交換的時候拒絕考慮自己的利益呢？當然，如果交換一開始就是為了減少自己的利益增進他人的利益，“君子”們的行為或許還可能發(fā)生。可是每一個參與過交換、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參加交換，而在交換進行的過程中卻又反對自己的利益，這種前后不一致的動機是自相矛盾的。
　　2.建立在互相服務基礎上的社會是否可行
　　過去在宣傳學雷鋒的時候，電視上經常出現(xiàn)這樣的畫面：一位學雷鋒的好心人義務為附近群眾修理鍋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幾十個人的長隊，每個人手里拿著一個破損待修的器皿。電視臺作這樣的報道，目的在于宣傳那位學雷鋒的好心人，觀眾的注意力也被他所吸引。但是如果沒有那幾十個人的長隊，這種宣傳就毫無意義了�？墒侵档盟伎嫉氖�，這幾十個人完全不是來學雷鋒做好事的，恰恰相反，他們是來揀便宜的。用這種宣傳方式來教育大家為別人做好事，每培養(yǎng)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時培養(yǎng)出幾十名揀便宜的人。過去人們以為宣傳為別人做好事就可以改進社會風氣，實在是極大的誤解，因為這樣附帶培養(yǎng)出來的專門揀別人便宜的人，將數十倍于為別人做好事的人。
　　從社會的經濟效益來看，這種義務做好事的行為也完全不值得推廣。免費修理招引來的人，手里拿的多半是破損得厲害、本已不值得再去修的東西，有的干脆就是從垃圾堆里撿來的�，F(xiàn)在因為可以免費修理，修理花的工夫再大，用的材料再多，也都是別人的負擔，他們自己所花的代價只是排隊要用的時間而已。從整個社會來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花了修理的時間和排隊的時間，結果只是將一件很難再用的器皿修得勉強能用。如果將這些修理用的材料和時間，以及排隊用的時間去從事更有效的生產活動，一定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價值。所以從經濟效率看，這種義務修理的活動也是弊大于利。
　　更有甚者，如果再有一位學雷鋒的好心人替他去排隊，自己不必花費這個代價，等待修理的隊伍恐怕還會長幾倍。這將是一個十分可笑的情景，一部分人為另一部分人義務服務并且?guī)退麄兣抨�。，而受服務人專門享受他人所提供的服務。可見義務為他人服務的制度，必須以有一批享受別人服務的人為前提條件。這大概是鼓吹義務為別人服務的人所從來沒有想到的吧。
　　義務幫別人修理器皿，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即原來從事修理業(yè)并以此為生的人，被這些學雷鋒的好心人所排擠，他們可能是下崗的生活有困難的人。
　　我絲毫也不反對向雷鋒學習，他幫助有困難的人，這對社會是有益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要求人義務做好事，則把事情弄混亂了。這是歪曲了雷鋒精神。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一些憤世嫉俗的人，討厭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有錢人趾高氣揚，頤指氣使，而沒錢的人不得不委曲求全。金錢扭曲了人和人之間的正常關系。因此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彼此服務、不講價錢的社會。農民無償地為大家種糧食，工人無償地為大家織布、做衣服，理發(fā)師無償地為大家理發(fā)等。這樣一個理想社會是否可行，值得我們思考。這里涉及經濟學很深奧的資源配置理論，不是幾句話能夠講得清楚的。但是我們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拿免費理發(fā)作例子，現(xiàn)在男人一般每三四個星期理一次發(fā)，如果變成免費理發(fā)，他們可能每星期都要理一次發(fā)。比較收費和免費，顯然收費能夠更有效地使用理發(fā)師的勞動。更深究一步，在收費的情況下收多少錢最合適，或者理發(fā)的價格決定了理發(fā)師的勞動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收費低，理發(fā)的人會增多，理發(fā)師的數量就需要增加。其他一切工種的多少都是這樣決定的。這就是資源配置理論。
　　我國農村的不少地方盛行著互相免費服務的習慣。某家需要蓋新房，親戚朋友都來幫忙。一般是不付報酬的，頂多有一頓帶肉的好飯。下次別人蓋房，就用自己的免費服務作回報。鄉(xiāng)間還有一些會修理電器用具的技工，他們?yōu)猷l(xiāng)親們服務往往也是免費的，只是過年過節(jié)鄉(xiāng)親們送一些禮作為補償。這種不用金錢的交換不能準確計量服務的價值，有價值的勞動不能得到發(fā)展，社會的分工得不到鼓勵�？梢娊疱X和價格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至于金錢取代了人情。當然不是我們所希望的，但我們不能因為金錢侵蝕了人情就不要金錢。事實上人們?yōu)榱擞行�使用資源將永遠離不開金錢和價格，舍此別無他法。當然，我們也完全有可能建設一個既有人情又有效率的社會。
　　3.私心的均衡
　　甲、乙兩人分吃蘋果。甲捷足先登，一手拿走了大的。乙甚為不快，責怪甲說：“你怎么這樣自私？”甲反問道：“要是你先拿，你拿哪一個呢？”乙答：“我先拿就拿小的那個�！奔仔Φ溃骸叭绱苏f來，我的拿法是完全符合你的愿望的�！�
　　在此，甲揀了乙的便宜，因為乙奉行了“先人后己”的原則；然而乙卻無法揀甲的便宜，因為甲并不奉行這個原則。所以當社會里只有一部分人奉行“先人后己”的原則時，必定這一部分人吃虧，另一部分人占利。長此以往，勢必引起爭吵。可見這種“先人后己”的原則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愿意實行的話，最終是行不通的。
　　如果甲、乙兩人同時都奉行這個原則，上述這個分蘋果的問題仍舊無法解決。因為兩人都要先拿小的，又會在新的問題上爭執(zhí)不下，正如在君子國里發(fā)生的事。不但兩個人組成的社會里會發(fā)生這樣的問題，許多人組成的社會里也有這個問題。如果全社會中除了一個人以外，其他的人全都奉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將全社會的利益都歸這一個人享用，至少在邏輯上還講得通。如果連這個唯一例外的人，也轉而奉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的話，則這個社會就無法存在下去，除非它的利益可以輸出。再從地球上的全人類的角度來看，輸出利益是沒有可能的。
　　產生這些矛盾的邏輯上的原因，在于從社會整體來看，不存在“別人”與“自己”的差別。雖然對某一個具體的張三或李四來說，自己就是自己，別人就是別人，二者絕不會混淆。但是就整個社會來說，每個人既是他自己，又是別人眼中的別人。當“先人后己”的原則應用于他自己時，他應該后于別人考慮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當同一個原則應用于別人時，他又成了別人，他的利益又應先于別人（另一個自己）得到考慮。這樣同一個社會成員的利益究竟應該先于別人還是后于別人，就陷入了矛盾。所以“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類的要求包含著邏輯上的矛盾，不可能成為真正得以實施的處理人際關系的原則。當然這絕不是說，先人后己的精神不值得稱贊，或者這種行為不高尚。而是說，這種原則不能成為社會成員中利益關系的普遍基礎。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還記得，當“斗私批修”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的時候，也正是一批野心家、陰謀家的私欲膨脹到極點，圖謀篡權殺人的時候。那時大多數善良天真的老百姓真的相信“斗私批修”可以成為普遍的社會準則，因而真心誠意地身體力行。與此同時又有一批投機分子，他們窺察出“君子可欺以其方”，別人“斗私批修”，正是他們大撈便宜的好機會。他們以打倒剝削為借口去抄別人的家，卻把抄來的金銀財寶裝進自己的口袋；他們號召別人“狠斗私字一閃念”，要別人為了革命的利益承認自己是叛徒、特務、反革命，以便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加上一筆；他們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只要自己能圖得一官半職。我們在前面只分析了“先人后己”在理論上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又證明了此種原則普遍推行時在實踐上所出現(xiàn)的矛盾。
　　現(xiàn)在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那時所提出來的許多口號正經受著質疑和批判。但是處理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原則究竟是什么，似乎還沒有經過認真的重新思考。有不少宣傳材料仍舊用老一套的說教來要求群眾，在民事糾紛調解中，甚至在法庭審判案件中，陳舊的觀點仍然有著很大的影響。
　　善于思考的讀者對于前面提到的兩個人分蘋果的例子，一定會提出進一步的問題。如果說“先人后己”不能解決合理分配的問題，難道說“先己后人”或者說什么其他更高明的原則能解決這個難題嗎？蘋果是一大一小。參加分配的就這么兩個人，恐怕神仙也找不出好辦法來。
　　但是。在一個有交換的社會里，上述難題就不難解決。這兩個參與分配的人可以通過協(xié)商取得一個雙方都同意的解決辦法。
　　例如這一次甲拿大蘋果。下一次乙拿大蘋果；或者拿大蘋果的人向拿小蘋果的人支付一點補償。在有貨幣的社會里，用后一種方法一定可以找到一種雙方都同意的解決方案。只要將補償的金額從最小的單位（一分錢）算起，逐步增加，一直到任何一方首先同意拿小蘋果再加上補償為止。因為最初補償的金額很少，我們可以認為雙方都愿意拿大蘋果。當補償的金額多到某個程度，甲、乙雙方之中有一方同意拿小蘋果加補償時，另一方仍舊愿意拿大蘋果并支付補償，所以此方案是同時能被雙方接受的，而且我們還可以肯定，補償金額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超過大蘋果價值的一半。因為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小蘋果的價值小到接近于零，拿小蘋果的一方也不會感到吃虧。此時他拿到半個大蘋果的價值，另一方拿到一個大蘋果同時支付了半個大蘋果的價錢，雙方拿到的價值是相等的。所以在有貨幣的情況下，補償的金額必定大于零，小于半個大蘋果。我們有把握說，只要雙方是理智地考慮這一問題，就不可能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是具有利益的均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