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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沒有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是姬中憲近年來的雜文隨筆集。
　　他以親歷者的身份，披露中國社工和公益界的新鮮事，也從切身體驗出發(fā)，描摹時代的種種奇觀。從言必談“社工”，到后來漸漸淡化這個詞，直到最后打通社工與社會的界限。身兼作家與社工的雙重身份，他將文學的細節(jié)感與戲劇性、社工的人文底色與社會視角，融匯在字里行間。
　　這是一本話題之作，也是一次難得的跨界書寫。

父母在，不遠游

我十八歲離家，今年虛歲三十六，算起來，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時間都在外。這一半的時間里，驅使我不斷離家遠走的，無非是所謂“學業(yè)”和“事業(yè)”。父母在人前夸耀兒子時，所依據的也無非是這兩點：學業(yè)圓滿，事業(yè)小成。自己回想起來，也覺得這一切理所應當，從未想過另一種可能�？梢哉f，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榮耀，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要開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節(jié)，父母來上海和我們一起過年，那一天，全家人擠在沙發(fā)上看小品，歡聲笑語之時，老家一個電話打過來：姥爺去世了。我們的歡樂就此結束，一個多小時后，我們拎著匆忙收拾的行李來到虹橋火車站，四個小時后，我們回到了那個悲傷、破敗的北方。一路上，母親流淚，后悔，如果她不來上海過年，就能看姥爺最后一眼，或許還能救姥爺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卻在想：他們來上海過年尚屬偶然，我卻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當我的父母老去時，我能侍奉左右嗎？我能趕得上最后一眼嗎？
犧牲大片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成就個別大城市的發(fā)展路徑，造就了今日中國的基本格局，資源極端不平衡，機會極端不均等，迫使廣大“不幸”生在欠發(fā)達地區(qū)的青年人少小離家，一窩蜂地扎堆“北上廣”。從正面看，這是社會流動，是資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隱患早就埋下，代價異常昂貴。當年我興沖沖離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與錦繡前程，卻不知出來混，遲早要還。如今父母年邁，能見到我就是他們最大的福利，見不到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我卻吝嗇得每年只給他們一兩次見面機會。這就是代價，該是我們還債的時候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fā)生在農民工身上，幾千年來安土重遷，如今卻要背井離鄉(xiāng)，他們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經濟神話，卻留下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此。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些遠離故土的人，并未因此獲得他們的尊重與諒解——那些“北上廣”的當地人，那些一輩子不曾離開父母半步的人，他們嘲笑外地人“報恩”父母的想法太陳舊，他們視回家過年為陋習，視春運為災難，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外地人那顆思鄉(xiāng)的心，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們傾訴，他們一句話就給你頂回來：誰讓你來的？你老老實實待在家鄉(xiāng)不就沒這些麻煩了嗎？
古時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憂”，回鄉(xiāng)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陳請復職。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內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況，必須在百日之內操辦，叫做“借孝”。據說曾國藩當年守孝掛帥，就是由咸豐皇帝親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這樣的規(guī)矩或許多余得可笑，但是現在，我卻越來越覺出它的莊重。胡適的兒子出生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這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給兒子寫了一首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的兒子”，語出驚人。但說歸說，做歸做，胡適本人卻是極孝順的兒子，他客居海外時，堅持每天寫家書一封，讓老母親時時讀到兒子的信息，待到胡適的兒子長大，他也用這標準來要求兒子，全不顧年輕時寫的那首詩了。今天，我們的通訊手段無比發(fā)達，有誰能做到胡適這樣？別說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個短信？
這是一個制度化、結構性地消滅人倫的年代，高鐵、網絡、中國電信，并沒有讓親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兩地，血脈被拉長稀釋，年輕人即使有心，也已經無力，在奔走求生的現實重壓下，親情早被擠壓得所剩無幾。親子之情，天倫之樂，原本至高無上，任何人無權剝奪，卻不料敗倒在這坑爹的時代。
網上有人感嘆：“這些年，我所有的眼淚都流在春節(jié)結束后，父母送我上車離家的時候。”情真意切，卻萬般無奈。
因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親情并未退化到泯滅，它仍然死守在我們內心的底角，當朋友不可靠、愛人不可靠時，父母幾乎是我們最后的情感依托。更何況，千瘡百孔的養(yǎng)老體系，讓子女們更加放不下心，國家不養(yǎng)老，只能“養(yǎng)兒防老”，兒卻遠在千里之外。另一個原因在于，這一代的中國父母，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們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牽掛是相互傳染的，是要繼承的，父母過分的愛，成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要變本加厲地“返還”給父母。如果中國人的親子關系也像外國人一樣相對獨立，我們兩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灑脫一些？
從父母角度來看，他們也有更多的理由牽掛子女。孔子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說：如果子女一定要遠游，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讓父母放心的去處�？墒�，這恰恰是一個“無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異鄉(xiāng)，身心無處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這正是讓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親擔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飯沒有著落，潦草應付過去，虧了身子，“不怕一頓不吃，就怕十頓不飽”。我常嘲笑她，說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話說，“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難題、終極困惑你不關心，偏偏要糾結什么早餐�？墒�，今年，我體會到了她的深意。穩(wěn)定的、營養(yǎng)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標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對一個母親來說，沒有什么比這更值得擔心。
一位海外學子在日志上說：“我十九歲上曾發(fā)誓，父母去世之時守孝三年，如今我再發(fā)一誓，畢業(yè)后五年為期，縱棄前程錦繡，亦決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還有人說：“有人問我，為什么上完學不留在大城市要回來工作？我說，因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認為，工作不是說簽了牛逼的企業(yè)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過是為了過一個自己喜歡的生活，我不喜歡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建設別人的家鄉(xiāng)，等到爹娘老死還要趕著飛機回去，還不一定買得到票！”少數人的回歸和反抗，讓人欽佩，但另一個事實是，大部分人仍被時代裹挾，急惶惶踏上不歸路，卻忘了其實身后還有另一條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這話放在親子關系上也成立，對父母來說，我就是他們的“面子”，我自幼學習好，不惹麻煩，上學工作都沒讓父母操心，現在混跡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婦，在北方的縣城，這些足夠他們炫耀了。但其實，我不過是一張“面子”，我一點都不實用，我只有觀賞價值，基本沒有使用價值，父母不要我的錢，我也沒能力為他們托關系走后門，我們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們通一個電話，一年回去一到兩次，和他們朝夕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也就半個月，對他們來說，我越來越只剩下象征意義。我的父母為了省下一塊錢的公交車票，甘愿步行幾站路去辦事，我在上海，一個月打車費上千塊，下一次館子就夠他們一個月生活費，我們好像生活在兩個世界。
萬幸的是，我的父母還有一張“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無憂，她把父母接到身邊共同生活，給他們吃穿，帶他們看病，陪他們聊天，忍受他們的爭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沒有那么多值得吹噓的頭銜，卻是一個盡職貼心的“小棉襖”，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甘愿犧牲的“里子”，才有了我這個逍遙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來越不能原諒自己，尤其當父母六十歲以后，當父母的父母相繼離世后，我越發(fā)意識到他們的孤獨無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個子女，每一個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該以任何理由推卸責任。
“今生還能和父母見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歲，你每年回家見一次，還能見多少次？”這條微博在網上廣為流傳，每個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數字，每一個數字都觸目驚心。親情在倒計時，永別似乎近在眼前。
姥爺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鐵，列車長嘯，以300公里的時速追趕猝亡的老人，追趕逝去的親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兒，他們只剩下我們，而我們已經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機上悄悄記下：平生第一次，我發(fā)現了比生命、愛情、正義、寫作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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