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散淡人生”為主題以民國文人入畫有近十載了，其間所繪成的布衣先生難計其數(shù)，這些同門的弟兄，如今不知都浪跡何處了？
　　2009 年我去加拿大，在多倫多一個華人開的中餐廳用餐，偶然發(fā)現(xiàn)一張美術輔導班招生的廣告。從我筆下走出的布衣先生竟堂然駐立于青松下，在異國土地上也那樣從容淡定，絲毫不見水土不服的倦意，相反小眼愈發(fā)炯炯有神，大有中華文化傳播使者的風范！招貼是中英文書寫，文字和圖形設計在一起，竟也妥妥帖帖。細細品味：咖啡中悠悠地飄出了茶香。其實民國時期，學貫中西的先生很多，如胡適、徐志摩、郁達夫、梁實秋、梁啟超、林語堂……他們都留過洋，通曉洋文，又有深厚的中國舊學功底，著裝上也是忽兒布衫，忽兒西裝，文言中摻雜著白話，白話中摻雜著英文。這是新文化復興運動中所出現(xiàn)的一種新語體，影響悠久。而現(xiàn)在能用文言、白話、英文相間寫文章
　　的人不多了。董橋先生是佼佼者，文章寫得漂亮，但由于中文不達意而摻入英文，苦了不懂英文的讀者，無疑，滯礙了閱讀的快感。
　　以前是中國學人留洋，學習西方文哲理學的經驗，從而推動中國文化的改革。而今，中國學人赴洋，傳授中國文化，讓天下人更了解中國。文化使者謂何人？不相知，卻似曾相識。
　　以民國先生入畫，初始的一點感覺日久生情般變?yōu)闈M懷情意。反而再畫古人高士、釋道人物就覺得淺白、太假。提筆間自覺或不自覺涌出的民國人物親切而自然，沒有刻意去追求身份證式的眾生相，抓住幾位典型，始終讓他們在畫面中優(yōu)哉晃蕩，像不求肖，就沒有對號入座的嫌疑。反而在營造一種新的視覺語境時，豐富了意象空間。我作畫，并無意去專門說事，興至筆隨，類似閑記式的文字隨筆。敘事、狀物、說理、寓意、寄情皆不刻意而為，構圖也不拘傳統(tǒng)章法，開合轉承，隨意而擇。完全是在一種平和狀態(tài)中，讓情緒放松后的信手拈來，全無定律可循。記得，有人曾請教汪曾祺，寫作該如何講究結構，汪說：“隨便�！币粋�文友不服了——我教了一輩子作文結構，你卻說隨便？汪先生便圓轉其詞道：“是苦心經營下的隨便。”隨便中不露經營痕跡，苦心后盡現(xiàn)信手的輕松，這是我想追求的技藝境界。
　　早期的畫作以人物為主，稍后人物被引出庭堂躑躅于樹木繁花中，現(xiàn)今完全游履于庭園山水間。亦景亦人，模糊了山水畫與人物畫的界限，沒有依循傳統(tǒng)規(guī)矩走，僅憑自己的想象去編織理想中的家園。這是被詩化后能寄情的家園。
　　當然作者忘情，卻不能苛求觀者同感。當年俞平伯在清華講詩詞，正言未啟，自己先在講臺上閉著眼睛搖頭晃腦朗誦之，誦畢，連稱“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了。其實詩人和畫家一樣，一旦入境，煢煢孑立，一蓮一花皆自在，別人要理解個中味，也必須趨步漸進，隨之熟悉、品味，再生發(fā)遐想。畫與詩同，百嚼百味，一定要細究畫中桃源今何在，就沒意思了。劉文典講曹丕《典論·論文》邊講邊吸煙，一支接一支，一小時只講了一句，全場仍為之陶醉，有時隱喻的玄虛比直白更增添詩意的空間。
　　人的認知能力取決于兩方面：一是經歷，二是閱歷。經歷促生記憶，閱歷累積經驗。我沒有直接經歷，但有間接經歷。建國初，民國的生活做派仍俯拾可見：文人尚有閑情找個園林雅集，書場夜夜爆滿，劇院高掛著黑白明星照，茶館跑堂的聲聲吆喝，圖文并茂的小人書，充斥著中外廣告的月份牌……新中國一時難改變的舊時俗，我適時相遇。那時穿著打扮不是唐裝，就是中山裝；女人穿旗袍或列寧裝，以燙長波浪發(fā)型為時髦。我們理發(fā)叫剃頭，式樣是三七開，或者是中分頭，不留發(fā)際，光腦袋像扣著一只鍋蓋。大人抹上一點凡士林，吹理一下，簇新發(fā)亮，煞是風光。我們小孩只能用小噴壺噴上一些水，梳一下，發(fā)型最多保持十分鐘左右，等干了、蹦跳一下，發(fā)型不見了，就剩一典型的馬桶蓋。兒時我外婆家有一只民國時期琺瑯嵌銀絲的座鐘，每到準點，一個肩扛鐘錘的報時人準時敲擊，順時針進出，依左循右，風雨不怠。我好奇報時人不工作時在做啥。一天趁大人不在，終于動手去揭秘，把報時人從門里硬是拽出來，但再也回不去了，從此，悠揚悅耳的鐘聲不再。這種記憶在以后的閱讀經驗中慢慢累積豐滿，最終，引發(fā)出用圖式語言喚回前塵印象的沖動。
　　我羨慕那些從民國江山走過來的人，那種帶有老派風格的著裝，中裝，長衫，馬褂，旗袍，素妝中總透出幾份清氣。（現(xiàn)在也有人穿，但屬時裝，味道遠不及以前。）他們的雅興和舉止現(xiàn)時人是學不來的。那時，淵博溫煦的能人多，三五知己懷才相遇，說金石，說考證，說軼聞，說掌故，話題散漫。表面上看，他們的閑聊天馬行空，一議多題，內容也時時轉換，飄移不定，但是，他們個個滿腹經綸，長言短句皆復淵然，隨便說說也能說出似雜著般的有趣事來。這種安然于后花園的閑情，這種超脫政治漩渦的淡然，正是民國文人十分小資的生活狀態(tài)。盡管物質生活不及現(xiàn)時豐饒，但是，他們在品味人生時那種快活，那種透出機敏、閃耀燦爛的享受，那種浸淫書齋文化后洋溢出的豐澤，怎不讓人羨慕，讓人追懷。懷舊真好。吟舊不關風和月，是對純粹文化回歸的一種向往。
　　如今，民國風雨橋上行人稀，闌珊處的期盼漸行漸遠，忽隱忽現(xiàn)。在街上真碰上一位蹣跚而至的民國遺老，恐怕也和文化記憶中的燦爛相去甚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章太炎在蘇州辦國學講習會，學生從全國各地魚貫而來，盛時有百人之多，如今這些文林長輩大多乘鶴西歸，留下的也仿如舊時月色般冷寂。在日月?lián)Q新天的當今，他們被邊緣得恍如隔世了。當時的學生朱季海先生仍健在，現(xiàn)居蘇州。每天端坐在雙塔公園長廊盡頭，春寒夏暑，一個人端杯茶無語靜思。一個從舊時煙雨中信步而來的老人。他的《楚辭解故》被稱為“學界天書”，研究楚文學的人本來就少，同輩人大多又走了，知音寥寥，獨守孤寂。
　　往事如煙，同門貫耳的師兄不少，周作人，錢玄同，黃侃，朱希祖，魯迅等。他們的學識被天下人推崇，他們的個性做派也成了當代名士的典范，絲毫不遜魏晉。劉師培，黃侃，章太炎，名士做派過了頭，被稱為民國文壇三“瘋子”。所謂“瘋子”，指言行舉止有悖常理，名士愈“瘋”愈能引起世人注目。黃侃留學日本時，一次內急夜起，隨意向樓下小便，時樓下住客正挑燈夜讀，見此大罵，黃侃亦反唇相譏。兩人舌戰(zhàn)酣暢，即互報姓名，黃侃才知樓下客是章太炎。不罵不相識，黃見章學識閎富，為己不及，遂有了日后的師生緣。師生共“瘋”，顛覆了傳統(tǒng)的儒教禮儀，卻豐滿了后人對他們的認識，增添了無限樂趣。自古名士多風采，那些好玩的能憶可傳的軼事趣聞，朱季海先生一定比后輩知曉更多�？伤麡O少談及，仿佛仍沉浸在舊學的語境中，非正道而不感興趣。雖然他也看報，但終究難入時流。朱老其實是老派學究的典型，處世謹慎，行為端正，做學問十分頂真，和其他社會文人相比，世故相對簡單。也因為他執(zhí)著的學究氣，他注定不能成為文壇時尚的弄潮兒。
　　民國屬于三千年不遇之亂世，大批留洋回歸的學人，掀東土西潮，推動了文化復興變革運動，也使人文關系更趨復雜。民國文人依生存狀態(tài)大可分為四類：院校文人，專職文人，拿政府奉祿的御用文人和鄉(xiāng)紳私塾文人。當時正處改朝換代的動蕩期，傳統(tǒng)的文人品格開始分化。志向相近者紛紛聚攏。結社，結會，結盟，各種形式的社團組織像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熱血者意氣風發(fā)，為各自的政治理想傾力傾為。保守者，仍維護既往的禮法，做一個舊體制的守道者。而剩下的投機者則趨附權貴，唯利是圖，有些人甚至喪失了文人的基本品格。亂世出英雄，英雄的浩氣刺激了文人價值觀的分化。天路漫漫，人各有志，各走各的。文人被沙場點兵直接涉政者畢竟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文人屬野逸者，他們恪守文人獨立的品格，對參與時政表現(xiàn)出一種若即若離的中庸姿態(tài)。沒有廟堂的傲氣，不沾草莽的匪氣，他們是民國文人品格保持最為完整的群體。他們的集體品
　　格趨大同，謙和、散淡、斯文，但個性彼此卻大相徑庭，文人相輕之事時有發(fā)生。黃侃在北大授課時，主講小學。陳煥章也在北大講授小學。因學術觀點不同，黃竟揚言要與陳“刀杖相決”。這種文人相輕引起的過激言詞，連文壇巨匠魯迅也難脫俗，他和林語堂因誤解而經�；ヒ约馑嵯�利的語言各盡嘲諷之能。其實這都是文人過過嘴癮的慣用方法。他們寧可失和而不相往來，但決不走極端。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公開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后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閱讀民國文壇那些熱熱鬧鬧的軼事，你會發(fā)現(xiàn)所有的文人游戲都遵循著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準則，昨天報上還互相口誅筆伐批駁對方，今天卻能在酒肆中言談歡笑，他們詆毀對方看似不留情面，其實游戲文章的規(guī)矩彼此拿捏得極有分寸，在人格方面從不傷筋動骨。文人的胸中氣象便是靠著這種公眾的道德保障得以發(fā)揚的。
　　民國文壇終于靜寂了。撣去歲月的浮塵，無論是名士還是“瘋子”，反觀他們，個個鮮活生動。盡管他們的才、學、品以及是是非非早已遠離人們熱議的中心，但是重拾記憶，其時其人就像一串裹著歷史包漿的紅檀珠，撫摸愈久，文化的光澤愈亮，—他們是真正的文化貴族。
　　懷揣悵惘回顧民國—能不憶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