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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明清散文各流派的主要創(chuàng)作風格、審美取向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探討了多流派興起、發(fā)展、演變的歷史過程，總結(jié)了各流派演變的特點，并對流派研究的當代意義做了闡述。

和姚燧一樣具有文風改革意識且取徑相同的，有元明善。張養(yǎng)浩稱其為“踵牧庵而奮者”⑦。馬祖常則謂其“諸經(jīng)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也，已名能古文”。“出人秦漢之間，本之于六經(jīng)以涵泳膏澤，參之于諸子百家以騁其辯，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己出……倡古學于當世，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③明善也曾以出入秦漢自詡，其實不過是取法于韓愈的“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④，骨子里仍是學韓，故其文語多排再，雄放壯麗，時作詼詭以出奇氣，亦有為祛流蕩而為矯激者。當時，吳澄即言明著“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于斯人而有望歟”⑤。
    受姚燧、元明善的影響，學韓而時為名臣者，還有張養(yǎng)浩。孛術魯獅《云莊類稿序》云：“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如云莊張公，其魁杰也。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辭必己出，凜有生氣�！蓖跏鲤〉灭B(yǎng)浩《王友開墓志》，嘆其“奇詭”，紀昀謂其《陳時政》諸書，“風采凜然”⑥。論者以為養(yǎng)浩學韓以矯金、宋之弊與姚同，而學韓偏以怪奇為豪  宕、語艱澀而不妥帖，亦與姚同。
    承姚、元一派而學韓，漸得其真者，是元氏弟子馬祖常。元代始行科舉法，祖常會試第一。他才富筆健，加上借鑒前輩學韓經(jīng)驗，故其文真能兼得韓之豪宕、妥帖，跌宕昭彰，氣盛言宜。勝過姚、張多多。宋濂說“祖常工于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一言”①。所謂“專以先秦、兩漢為法”，并未挑明祖常因?qū)W韓而出入秦漢的實質(zhì)，蘇天爵稱其“接武隋唐，上追漢魏”②，似乎更切合實際。
    姚燧、元明善、馬祖常都是身經(jīng)數(shù)朝，久為館閣名臣，其文風在天下自有示范作用。當時姚、元即有“文宗”之稱，祖常之文也是“后生爭效慕之，文章為之一變”③。除了文風上的表率作用、導向作用外，姚燧等人對元代散文發(fā)展所作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強烈的散文革新意識。他們不愿元文沾染金末、宋季文風之弊，銳意創(chuàng)造一種剛健、明朗的文風以戒其滑易、平弱。他們學韓，不但留意于韓文的豪宕、妥帖，還學得韓愈出入先秦、兩漢，以復古行改革之實的做法。這些對元代文士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另辟蹊徑，也有啟發(fā)作用。
    這樣，從金末元初的元好問到延楁占年間的馬祖常，元代散文發(fā)展有一明顯趨向，即通過學韓以振唐風。目的則有二：一是阻遏金末、宋季滑易、平弱文風在新朝代的蔓延，二是將元文發(fā)展引向雄放、剛健一路。方法是復古，但學韓，不拘于韓，而能出入先秦、兩漢。這一趨向的最大特點，是對雄奇、勁健文風的追求，對散文義理的規(guī)范倒在其次，而對文體的改革幾乎沒有涉及。
    二、衍宋脈，仍以歐、蘇為宗
    所謂衍宋脈，指對北宋散文藝術傳統(tǒng)的繼承。這一散文發(fā)展傾向，是在元代作家對宋季文風之弊成因冷靜分析和重新認識北宋（特別是歐、蘇）文風特點的基礎上形成的。
    宋濂說宋季文風之弊，列舉數(shù)端言之。云：
    辭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硯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jīng)義，巢括聲律，孳孳為嘩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  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粗精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  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剡源集序》）宋濂說宋季文風弊端，并未說到弊端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有見識的元代作家在考慮元代文風取向時，是不能不對宋季文風之弊的成因作一番反思的。由于元代散文家多數(shù)都接受程朱理學，他們思考較多的應是學歐、學蘇和宋季文風之弊的關系。反思的結(jié)果，是一部分人認為歐、蘇散文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其文風可學、可傳；宋季文風冗絮平弱，是學者未得歐、蘇之真，學走了樣，因而他們?nèi)砸ㄟ^學歐、學蘇消除宋季之弊，開創(chuàng)元文新風。當時有這種認識的人不少，既有自宋人元者，又有在元代成長起來的文士，所以在元代散文發(fā)展史上，繼承北宋散文藝術傳統(tǒng)，仍以歐、蘇為宗的傾向存在時間較長，影響范圍較廣。
    促成這一傾向、自宋人元的重要作家，有戴表元、程鉅夫和吳澄、趙孟頰等人。
    戴表元于宋度宗咸淳年間中乙科，賜進士及第，在元以薦除信州教授，調(diào)婺州，稱病辭職而歸。為學崇尚朱熹。論詩主張革四靈派、江湖派及江西派流行之弊，論文主張文道合一。嘗謂“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小動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nèi)斩�。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顴，俳偕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而棼爛不可舉”①。為文則“閔宋季文章氣萎東而辭骫骳，散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②�！捌湮那迳睢⒀艥�，化朽腐為神奇，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①。觀其題跋、贈序、雜記，各含意趣，并不拘于理學，而議論通達，莊諧并作，信筆揮灑，行止自如。宋濂稱其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云，姿態(tài)橫逸，而連翩不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④。宋濂的形容，描畫出了戴文清新自然、縈紆曲折、姿態(tài)橫逸而又縱放、灑脫的特點，其原自出于蘇軾而兼得歐文之紆徐。顯然，他的學蘇、學歐，井無宋季文風之弊，故宋濂視其為宋末元初之“障其狂瀾”者。
    和戴表元不同，程鉅夫人元，政治地位很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曾奉詔求賢于江南，網(wǎng)羅南宋故地儒林、文官名士。其以文章見重于元室，連仕四朝四十余年，得封楚國公。程鉅夫重事功，講實用，厭惡宋季“數(shù)十年來士大夫以標致自高，以文雅相尚，無意乎事功之實”⑤，故論文看重其“實”。同時也不輕視文字表達技巧，認為一技一能“亦必疲精力、涉歲月乃能精”，于作文之道“未可以一技一能小之”①。提出繼承古文傳統(tǒng)，不過“學足紹先王之道，言足垂將來之法而已，豈必模三墳、擬《大誥》而后為古乎”，并通過稱贊李仲淵古文的“精鑿、沉郁，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則六經(jīng)，其辭則雜出西漢而下”②，標舉其理想文風。他反對“模三墳，擬《大誥》”，不單是一般地反對擬古，還有反對用語佶屈聱牙，提倡語言平順、明朗的意思，故下文言“其辭則雜出西漢而下”。而說“不托迂怪而格自高”，也表現(xiàn)出他對平正風格的向往。至于講“不假議論而理自見”（同篇還說到“議論勝而文氣卑”），既反映出他對宋季以議論為文風氣的不滿，也顯出他對說理藝術的重視。紀昀言其“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館閣余風”，謂其七古“不減元祐諸人”③，是看出了他詩文皆學歐、學蘇的特點的。大抵鉅夫?qū)W歐、學蘇，既取其關注國事、不為空言之精神，又學其為文之從容、自然；即使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tài)；即使任意揮灑，亦自有法。于歐文之風神、蘇文之文理自然，尤有心得，故其文風能祛宋季之腐濫、奇險。時人謂“鉅夫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元代古文之盛，實自鉅夫創(chuàng)之”④，準確地說，應該是在元代散文發(fā)展中，學歐、學蘇，首創(chuàng)平易、自然、雅正、舂容之體，始自鉅夫。
    程鉅夫求賢江南，所得人才中最富盛名的是吳澄、趙盂頰。吳澄本是鉅夫的同學，學問、文章都很出色。其學本于朱、陸，而以陸為主。他是元代前期兩大理學家之一，時稱“北有許衡，南有吳澄”①。其學主于著述以立教，故其能文，得為翰林學士。他認為文“以純備”，離不開作者的學、識、才、氣。所謂“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②。受心學影響，其論詩、論文都注重作家的獨創(chuàng)性。主張對前代詩文，“學者各有所從人，其終必有所大悟”③，“不必其似而唯其可”④。論文主自然、平易，反對艱澀、怪僻。嘗謂“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云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澀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后工且奇”。而喜為文“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⑤。故其為文，取歐、蘇而用之，所作“詞華典雅，往往斐然可觀”⑥，有文質(zhì)彬彬之美。趙孟頰為宋王室之后，書、畫、詩、文皆精，風流文采冠絕當時。元仁宗與臣下論文學之士，以孟頰比唐之李白、宋之蘇軾。曾繼程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封魏國公。為文學歐、蘇而得歐者多，故其文說理、敘事紆徐委備，辭尚體要，言意相稱，用語尚平忌繁。戴表元說孟頰在南方“稍長大，四方萬里重購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只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①。見得孟頰文風入朝前已經(jīng)形成，也說明他的文風深受南方人士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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