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改革的問題 （本報特派記者，上海，2月7日。）我剛在長江上結束了一段旅程返回此地。途中，我有機會獲取了一些有關西安府的情形，也聽到了一些關于清國中央改革派階層的感受。
　　一般都認為，如今，朝廷已對極端排外派的策略完全失去了信心，承認了幾乎以任何代價換取國際武力從北京撤軍的必要性。在逃難的過程中，朝廷忍受了艱難的壓力，在漫長的寒冬中，他們沿途見識到那些被饑饉摧殘的省份，也曾置身于前所未見的貧窮與骯臟之中。但是沒有任何證據(jù)可以證明，從那些圍在皇帝身邊的極端保守的滿人與頑固的保守派身上，能看得出有什么真實的改變。他們時不時地頒發(fā)一些極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法令，想要給西方人的眼睛里糅進些沙子，卻不過都是些權宜之計罷了。唯有來自官方的任命，才是一些具有實質性的線索，透露出朝廷部署的真正意義。但是這些任命中有一大部分，也還是具有著可能是最糟糕的特性。
　　在朝廷開始議和時，我們堅信列強提出的要求都能夠被滿足，不但以往的事件可以得到圓滿答復，清政府還會同意采取一些內部改革的根本性措施。然而，當議和真的開始了以后，對于內部改革的提及卻被遺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勵似的，認為只要在他們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讓步，他們那古老的政權便不會受到干擾。
　　李鴻章便是在大力鼓吹這個念頭。他指出，一旦恢復和平狀態(tài)，俄國將是朝廷唯一需要指望的勢力。
　　只要俄國的好意得到保證——當然，也只有李鴻章本人才知道如何去保證——那么，朝廷便盡可以放心地指望它來保護自己。因此，他不僅勸說朝廷接受“滿洲里協(xié)議”，而且把“清國政權在名義上保留統(tǒng)治的權力”這種要求，也當作是一種有價值的讓步。而這一切，也僅僅取決于他個人對于俄國的影響力罷了。
　　或許，他與俄國之間的過從甚密，還可以通過一個更有實際意義的證據(jù)加以佐證：一旦各國公使在北京協(xié)商出什么重要決定來，他總是能夠迅速、完整地將其通報給朝廷。
　　在西安府，沒有人可以制衡李鴻章的勢力。在如今被視作中央政府核心的軍機處三要員中，唯獨王文韶 一人具有改革傾向。但是他勢單力薄，又被兩位大員——代表北京壞名聲的榮祿 和強硬反對派鹿傳霖 ——狠狠地壓制著。
　　總而言之，滿人的勢力仍然牢不可破。據(jù)傳，他們想得最多的，是急不可耐地等待著向兩江總督 這樣的改革派漢人官員自由報復的那一天。兩江總督憑著自己的堅定意志和愛國信念，遏制了去年夏天的排外浪潮，也挫敗了北京的陰謀�；实郾贿@樣一群頑固守舊的滿人官員們圍在身邊，縱有鴻圖大志，也難以施展拳腳。即便如此，據(jù)說皇帝與太后的關系也正有所改善，并且就連太后本人也開始意識到自己以往路線的錯誤。
　　清國的改革派現(xiàn)在更多關心的是問題的這一方面，甚至要多于對議和的關注。不管對列強的12條要求是完全接受，還是接受一部分，或是一條也不予接受，他們都看不出中央政府的方針路線里有什么能夠挽救國家的根本性變革前景。他們的焦慮一點點地加深著，因為諸如英國、美國、日本這樣的列強，一直都在大聲宣稱他們想要看到清國保全自身、強大自身，但是，他們卻似乎既不能也不愿意認識到，整個形勢正朝著相反的方向變化著。
　　英國的冷漠尤其導致了他們深刻的失望。
　　去年夏天在北京持續(xù)了長達3個月的混亂狀態(tài)充分說明，清國局勢穩(wěn)定的真正中心不在北方，而在兩江，沒有一種更加有力的杠桿，會比總督們的影響力更能給中央政府施加有益的壓力。在這種關鍵時刻，他們憑著自身罕見的勇氣與活力所產生的影響，拯救自己的國家并保護相像的外國人。如果他們不挺身而出，去抵制北京那些身居支配地位的派系所表現(xiàn)出的威脅、諂媚并牽制排外陰謀向南方繼續(xù)推進的話，整個大清國都可能已經(jīng)被點著了火。
　　在劇烈危機爆發(fā)的時候，英國理所當然地給了他們一些聲援。但總讓人覺得，這并不是總督們應該得到的那種全心的聲援，特別對迄今為止一直聲稱自己在兩江地區(qū)具有特殊利益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事件爆發(fā)時，人在南京的總督一再敦促向英國提供英、清兩國軍隊對吳淞口和長江炮臺的共同占用權。毋庸置疑，這先是引來了一片驚愕之聲，然后，北方所發(fā)生的令人恐慌的事件占了上風，其他列強都對此表示了默許，因為在一段時間之內，他們絕對需要依靠英國的船只在長江上向各國的外國人提供保護。
　　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假設英國接受了劉坤一的提議，兩江總督的影響力將不會被限制在他們自己省份的防御措施上，而是會沖破一切阻礙，顯露出遠遠超出其管轄權限的威力來。也許，在朝廷無望地妥協(xié)之前，他們就能因此而扭轉北京的整個局面。盡管英國政府得到了別人認真的懇求，最終卻丟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不過，雖然像這樣的策略我們只實施了一部分，仍足以從中看出，與優(yōu)秀的地方政府合作，實在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然而，我們卻對這樣的實例教學表現(xiàn)得漫不經(jīng)心，一等到北京重新打開了大門，又很快陷入我們的外交策略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曾辛苦開墾過的但除了失敗便一無所獲的陳舊泥沼之中。
　　我們再一次忽略了將清國從絕境中挽救回來的活力，如果對其施以正確的引導，清國的生命力可能已經(jīng)得以恢復。假設我們帶頭堅持，列強應該只和張之洞、劉坤一這樣的人談判，因為他們證明了自己的誠實與勇氣，在風暴和壓力之中，他們依然忠于清國的承諾與條約；相反，各國不應接受像李鴻章、慶親王 這樣令人疑慮重重的協(xié)商者，倘若如此，不僅對方的建言可以推動談判的進度，我們也應該能夠趁機在他們身上灌輸一種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對于朝廷的內部改革將會起到新的、更健康的促進作用。忽略了他們，我們便剝奪了自己在談判中可以利用他們實務經(jīng)驗的優(yōu)勢，也削弱了他們從自己的人民那里贏得的巨大聲望。他們正在醞釀著某種有益的比對，以自己在兩江各省推行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來和北京因為采取排外政策所招致的危害相比較。還有，我們以漠不關心來回報他們的服務，無疑使他們暴露在對手的冷嘲熱諷之中，這些對手現(xiàn)在會問，“你們如此賣命地為洋人服務，你們對他們又有什么影響力呢？” 張之洞在這方面處境尤其艱難，因為雖然他的影響力在知識階層中非常大，但他缺少當?shù)亓α康膹姶笾С�，而劉坤一就能在他的總督席位上及其原籍所在地——湖南省內游刃有余。張之洞遠比兩江總督更易招致李鴻章長期的敵意。李鴻章誘導朝廷的方式也和列強提出的要求有關，當北京的全權代表接納了這些要求之后，又對兩江總督下了針對某些條款提出修正方案的命令，這一招可玩得夠狠的。那成了一出很巧妙的喜劇，試圖讓人覺察出，一方面，總督們雖然號稱是“洋人的朋友”，卻無力影響列強們的決定；另一方面，他們讓自己這一方身居外地的代表出面阻撓在初步議案上簽字，又能動搖列強們對于這些外地代表的信心。與此同時，憑借著張之洞與劉坤一之間潛移默化的分化，又試圖狡詐地在兩位總督之間播下彼此的不信任感。
　　至于遠避西安府的那群人對總督們心存的真正感受究竟是什么，看看接下來的這件事情，就會得到足夠的說明。不久之前，兩位滿洲官員自朝廷順江而下，按照清國的禮節(jié)，在經(jīng)過武昌時，應該要表示一下他們對張之洞的尊重。但其中一位居然輕蔑地說：“ 跟張之洞在一起，我能做些什么呢？再過幾個星期，我們就會裁撤了他，讓他無地自容；或許，還有可能讓他的腦袋從肩膀上搬家�！� 陳舊政權的死而復生，使得接下來的事情仿佛隨波逐流一般�？只藕突倚淖屜氲弥苋�的清國人，傾向于將政府所在地的國都永久性地遷到清國中部的某個地方。在某些地區(qū)里，這種想法更是甚囂塵上。人們深信，假設朝廷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么，去年夏天的事件就不可能會醞釀出那樣的氣氛來。如果回鑾京都，以后的事情又會無可避免地重蹈覆轍。
　　然而，與這樣的觀點相反，在其他地方，也一定有同樣強烈的信念，遠離北京的王朝不可能維持與北京之間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除此以外，俄國要么會否決遷都，要么會把它變成自己繼續(xù)向南擴張勢力的借口，如控制奉天一般地控制整個北京。這兩派意見在某一點上取得了一致，那便是，不要指望能從俄國那里得到任何改良與變革的肇因。清國人是精明的觀察家，他們意識到，俄國并沒有興趣像其他商業(yè)強國那樣看待清國——這些國家希望能看到清國走向強大并重新煥發(fā)出活力；與此相反，俄國的興趣只在于使清國目前的干枯腐爛一直持續(xù)下去。
　　令某些清國人不能明白的是，他們一直相信其他那些列強的動機是真誠友好的，這些列強應該已經(jīng)讓一個絕佳的機會白白地溜走了，這個機會既有彌補過往的承諾，也有修正未來的保證。舉例而言，他們一直被灌輸著這樣一種念頭：沒有什么比讓清國民意去接受由列強所提出的條款更重要的了，它甚至比迫使?jié)M人們停止享受其所謂與生俱來的種姓特權的“規(guī)定 ”還要來得重要，而這一“規(guī)定”的必要性，已經(jīng)從滿人們在義和拳亂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的說明。
　　內部改革的全盤問題也是如此。兩江總督一直不斷地向皇帝上疏，假如他們所說的完全沒有被皇帝聽進去，這不僅要歸因于李鴻章用心險惡的影響力，也有滿人們一直存在著的優(yōu)勢的因素，此外，還因為列強們對其采取了漠不關心的態(tài)度。在現(xiàn)階段，清國政府能夠對未來的修正作出的最好承諾，便是提供一些實質性的證據(jù)，以證明他們只信任那些贏得列強信任的漢人政治家們。即使最近列強在商討在華永久利益的過程中忽略已經(jīng)造成了的損害，但是，只要英國— —或是獨自，或是與其他國家一起——堅持叫朝廷放手讓兩江總督在他們自己管轄的省份中推行他們一再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且保證總督在一定的時限內不會在推行改革措施的過程中受到任何借口的干擾，這些損害便可以得到修補。至少，我們有責任對朝廷明明白白地表示，它對于兩江總督的態(tài)度，會構成我們權宜之計中的一個主要依據(jù)，以決定我們對于清國的寬容度究竟會有多少。
　　幾個月前，朝廷就已經(jīng)預備好罷免兩位總督的詔書，但是，由于英國和日本代表們的干預，這份詔書被延遲發(fā)布。然而，我們相信它還是存在的，只不過變成了某種消極的陳述。我們不能根據(jù)這一點就放松自己對于履行義務者的責任。為了要完成一些我們先前敦促他們去完成的事情，這些人曾冒著——并且一直在冒著——被殺頭的危險。
　　今天，我只能從那些意識到什么是最佳利益，并且希望以這樣的意識將自己的國家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的清國開明人士的立場，來談這個問題。但是，整件事情若只是從較為狹窄的英國利益的觀點來看，也是同等重要的。清國的完整和健全至今仍是英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意味著清帝國必須要通過一系列謹慎而又穩(wěn)定的改革措施來加以鞏固。我們現(xiàn)在想要什么都不必做就將這些希望清國采納的條款強加給它以推動其內部鞏固的做法，只會和來自外部的肇因一起，簡單地加速它來自內部的分裂。
　　然而，英國的民眾似乎都保留著一種印象，無論我們多么想要維護清國的完整，也不過是一個完美的計劃，而不是一種實際的目標，一言以蔽之，如果必須要放棄這種計劃，我們也只能鎮(zhèn)靜自若地看著它消失無蹤。由于過去發(fā)生在清國的變故，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優(yōu)勢地位，已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在其他地方并不順遂的情形。我必須在這一問題上先有所保留，以期做出更加完整的解釋，但同時，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說，這一印象是由大家所信任的公使提出的意見造成的。有關英國在長江流域上已經(jīng)獲得的影響力在任何方面都可與俄國在北方、德國在山東的影響力相類比的說法，其實只是一種陷阱和錯覺。距離我上次訪問長江沿岸一帶，已經(jīng)過去了四年半時間。在這期間，相對于我們都應該已經(jīng)有所耳聞的、有關其他國家在這一地區(qū)的勢力發(fā)展來說，英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都可謂有減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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