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會化：臺灣民眾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

　　廖中武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臺灣民眾在國家認同方面出現(xiàn)了認同“中國”趨少、認同臺灣趨多的現(xiàn)象，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是中國共產黨在本世紀初提出的三大戰(zhàn)略任務之一，因此對臺灣民眾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便凸顯其現(xiàn)實意義和價值。

　　一、相關概念的提出：政治文化、國家認同與政治社會化

　　國家認同屬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范疇，也屬于政治文化的部分內容，是政治社會化的結果，為了說明臺灣民眾國家認同狀況，在此先對政治文化、國家認同與政治社會化等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和解讀。

　�。ㄒ唬┱�治文化與國家認同1956年美國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最早使用“政治文化”這一概念，“來界定某一民族和社會對于某一政治系統(tǒng)及其各種政治問題的態(tài)度、信仰、感情、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在阿爾蒙德等學者看來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tài)度、信仰和感情。這種政治文化是在該民族的歷史和現(xiàn)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中形成的。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所形成的態(tài)度類型對未來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制約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和對法律的反應�！盵1]P29大陸學者王惠巖認為政治文化“就是一個國家中的階級、團體和個人，在長期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下形成的某種特定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模式�！盵2]P267他還概括性地把政治文化界定為“一種態(tài)度和價值傾向”[3]P267。臺灣學者江炳倫則指出政治文化具有“對民眾國家的認知與認同”、“國民之間的同胞感和合群的精神”等的指向。[4]P18-25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反映的是一個地區(qū)或國家的民眾在當時政治社會環(huán)境下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取向。政治文化概念的首創(chuàng)者阿爾蒙德試圖用政治體系的概念來取代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家概念，以政治體系的視角看，該政治體系（國家或政治實體）通過輸入、輸出和反饋等路徑來取得體系內民眾的支持，整合亞政治文化，獲得民眾的認可。[5]P4-13、27-28

　　（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馬克思說：“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盵6]P21人出生時同其他動物一樣僅僅只是一個生物體，只有生理上的需要和活動，隨著人開始融入社會，就由自然動物發(fā)展成為政治動物，這需要一個認識政治生活、學習政治知識、形成一定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技能、以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密切相關，臺灣學者彭懷恩在其專著中指出：“政治體系無可避免的要面臨持續(xù)生存的問題，因此把現(xiàn)存體系內的政治文化代代傳遞……以到達‘模式維持’‘和‘目標達成’，這是涉及到政治社會化。”[7]P61美國學者邁克爾?羅斯金等在《政治科學》一書中把政治社會化看成是“對政治態(tài)度和社會習性的學習——對穩(wěn)定政府至光重要”[8]P142；政治文化論的創(chuàng)始者阿爾蒙德、鮑威爾認為“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每個政治體系都有某些執(zhí)行政治社會化功能的結構，它們影響政治態(tài)度，灌輸政治價值觀念，把政治技能傳授給公民和精英人物”。[9]P91-92正因為二者有著如此緊密的關系，將二者結合起來研究有助于了解政治文化變化的原因和過程。

　�。ㄈ�）國家認同與政治社會化認同是對自我身份的界定，原本就是一個界限很模糊的概念，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專著《誰是美國人？》一書中開篇提出Identity（認同）這一概念“有多重意義，難以界定，無法用許多通常的尺度來衡量”，然而又是極其重要，“無處不在”而“躲不開”，對于認同（Identity）亨廷頓提出了四個面向：認同分為個體與群體認同；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認同是建構起來的概念；人有多重身份認同，較小的群體也是有多重身份認同；認同是自我界定又是自我與他人交往所導致的產物。[10]P17-18這樣的觀點其實已經指出對于具有主觀意愿性質的認同意義重大而又難以單方面地進行界定，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以及同他人的交往中去區(qū)別。認同不單單包括民族、種族、文化認同，延伸到政治學領域就變成政治認同，大陸學者鞠海濤認為政治認同包括國家認同、制度認同、政黨認同、階級認同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國家認同。[11]P6這說明國家認同在政治認同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決定國民的歸屬感，臺灣學者江宜樺進一步提出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于哪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靈性活動”[12]P12。

　　通過對上述這些相關概念的解析，可以看出國家認同屬于政治心理活動，是民眾對自己屬于哪個國家的認知與取向，也屬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內容，同時也是政治社會化導致的產品（結果）。在政治社會化穩(wěn)定的國家和體制下，不太會發(fā)生國家認同危機，而一旦該國（或地區(qū)）的政治核心價值體系發(fā)生了異動，政治社會化出現(xiàn)多面向，傳達給民眾的國家意涵對立相反，則很容易導致民眾在國家認同層面出現(xiàn)混亂狀況，出現(xiàn)國家認同危機。

　　二、臺灣民眾國家認同狀況及原因分析

　　為了說明臺灣民眾國家認同的變化，這里引用香港大學民調機構對臺灣民眾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從2005年~2007年的調查數(shù)據顯示，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臺灣民眾分別為56%、60.1%、53%，認為是“中國人”的為7%、4.8%和3.1%，持雙重認同（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為34.3%、33.4%和40%。[13]從這一組數(shù)據可以反映出三組信息，一是認同自己為“臺灣人”的比例至少在五成以上，二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身份的比例一直呈現(xiàn)很低的狀況并出現(xiàn)持續(xù)下降的趨勢，三是持雙重認同的比例約在33.4%至40%之間。對于為什么在此期間臺灣民眾會出現(xiàn)如此之低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確引起大陸同胞的驚訝與困惑。為了更詳細地說明臺灣民眾在國家認同和統(tǒng)獨傾向方面呈現(xiàn)的趨勢，筆者引用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連續(xù)做的抽樣調查結果，對這兩個圖表的分析和解讀，有助于研究臺灣民眾政治認同傾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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