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畔上開花》收錄的文章由多個短篇隨筆組成,從各個方面回憶了作者作為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經歷,以及后知青時代相關人等的境遇。并附有大量速寫作品。
《崖畔上開花》從各個方面回憶了作者作為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經歷,以及后知青時代相關人等的境遇。文筆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描寫人物也透露出作者的人文關懷,這一點在眾多同類題材中顯得比較難能可貴。
葉辛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fā)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里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是培養(yǎng)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復宣傳的話,以至于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yè)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xiāng)、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么用了1600萬這個數(shù)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shù)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tǒng)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tǒng)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xiāng)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里,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xiāng),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涌現(xiàn)出來,宣傳開去。而發(fā)展到“文革”期問,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fā)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于是乎全國城鄉(xiāng)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后的10年時間里,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xiāng)。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xiāng)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xiāng)插隊落戶時,發(fā)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xiāng)上山》。在大規(guī)模的知青下鄉(xiāng)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guī)范成“上山下鄉(xiāng)”的統(tǒng)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數(shù)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jù)大中城市上山下鄉(xiāng)的實際數(shù)字統(tǒng)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shù)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么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tǒng)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xiāng)知青的數(shù)字,沒有統(tǒng)計千百萬回鄉(xiāng)知青的數(shù)字;剜l(xiāng)知青,也被叫作本鄉(xiāng)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qū)、城鎮(zhèn)、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初中畢業(yè),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yè),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yè)于區(qū)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xiāng)“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yè)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xiāng)的洪流,本鄉(xiāng)本土的畢業(yè)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xiāng)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里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yè)以后回到鄉(xiāng)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yè)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xiāng)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鄉(xiāng)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xiāng)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xiāng)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注銷糧油關系,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xiāng)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里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xiāng)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劃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tǒng)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xiāng)知青的人數(shù),還是有其依據(jù)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xiāng)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里,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qū)中畢業(yè)的回鄉(xiāng)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系也都很好。
但是現(xiàn)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xiāng)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關于中國知青總人數(shù)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于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于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xiāng)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xiāng),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于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么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于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xiāng)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yè)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陳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拔母铩敝挟厴I(yè)于北京第十三中學。1969年赴陜西延安地區(qū)延長縣劉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隊插隊。1971年底進延安汽車修理廠當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術學院,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84年調回北京,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做圖書編輯,后任副總編輯。2011年退休。現(xiàn)為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藝術家生態(tài)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從事繪畫、攝影、文學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
厘畔上開花
剪紙婆姨
夜深一盞燈
黃河東渡
回家之路
山里的話,撂在腳把把
想起那片林
塬上說水
六月雪
延河漲水
陜北的革命傳說
陜北的愛情傳說
俊妮兒
靈辮兒
歸鄉(xiāng)
白布衫衫
山溝溝
也是一首歌
“文革”遺技
剪紙婆姨
老郭元的母親去世了,她是村里輩分最大的女人。
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剛開始時,還能在窯洞前的太陽地里坐坐,后來就不見了蹤影。詢問病情,家里人說是胃里難活,吃不下東西。農村里無醫(yī)無藥,就那么抗著,直到把人給抗沒了。
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們幾個知青還在熟睡,身邊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他說,幼民,你聽!我于是聽到了我一生中感覺最恐怖的聲音。
像一陣陰風呼嘯著掠過山頂,在村莊上空盤繞;像群狼一樣的哀鳴,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從人的喉嚨里發(fā)出的不似人聲的嚎叫,隨著風,清楚地送進了每一個窯洞的窗戶,聽得我心驚膽戰(zhàn),不禁用被子蒙上了頭。
后來我才知道,這是當?shù)氐娘L俗,在人咽氣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窯門,沿著山路,走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將他的靈魂送往遙遠的西天。
老太太兒孫滿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來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聲,在寂靜的夜晚,驀地響起這凄厲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間和塵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變成了地獄之門。
第二天一早起來,這村莊好像變了個模樣,沒有了人們上工的吆喝,沒有了牲口出圈的嘈雜,甚至連雞狗都不曾發(fā)出聲響,冷清得就像被凍結了一樣。
老太太的兒子們頭系孝帶,在村口向每一個過往的人跪拜磕頭,這也是葬俗中的一項,孝子們代表亡者,這一拜,便了結了世間所有的恩怨,讓遠行者無所掛牽。雖然我們也知道這個規(guī)矩,但看到白發(fā)蒼蒼的老漢在我們晚輩面前下跪,還是被弄得手足無措。
知青是外來人,可我同樣感到了悲傷,這不僅緣于和老鄉(xiāng)的情分,還因為老太太對我有很大的恩惠。
陜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沒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長茂,老太太嫁到村里來時,就被叫做長茂婆姨,后來變成了郭元媽,再后來就被叫成了奶。我從她孫女那兒打聽到,其實,老太太曾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杏兒。
杏兒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隨著家人逃荒到這個地方的。陜北這個地方,稱北邊叫上頭,往南,叫下頭。杏兒的老家,聽說是在上頭的黃河邊,具體地點,已經無人知道,反正很遠就是了。杏兒的家人把她留在了這里,又繼續(xù)南下了,杏兒就成了一個沒有娘家的女人。
那是一個藍花花的年代,女人們的命運大多很悲苦。杏兒獨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難處。但杏兒還是幸運的,她并沒有因為失去娘家人的庇護而受到欺負,這一是因為長茂為人忠厚老實,二是因為杏兒能干。
我們村位于延河北岸,鬧紅的時候,是根據(jù)地的邊兒,對面當時是白區(qū),這兒就成了來回拉鋸的地方。長茂在區(qū)上工作,敵人一過來就撤到北邊去了,家里的事兒就全都丟給了杏兒。杏兒上有公婆,下有幾個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她一個人來張羅。
杏兒麻利,再多的活兒也難不倒她,洗衣做飯,推碾子磨面,帶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聽秀兒說,她奶背著小娃,領著大娃,照樣吆喝牲口拉磨,一會兒簸,一會兒掃,抽空還能給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窯,磨盤上干凈得連個谷碴都剩不下。
那時陜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們紡線織布,杏兒一家人口多,棉花少,遠遠不夠用,杏兒就想出了換工的辦法。她向寬裕的人家借來棉花,織成布,自家留一半,還給人家一半。杏兒織布又快又好,平整緊實,所以,許多人家都樂意與她換工,每年棉花收獲的時節(jié),杏兒都要忙碌一陣。雖然是土布衣衫,可經杏兒手一縫連,全家人在村里,也是體體面面,整整齊齊。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兒媳婦手笨,總會說,你看看人家杏兒的針腳!知道老戲的人都夸長茂是董永,把個七仙女弄回家來做婆姨。
杏兒一共生了五個兒子,長大后個個是勞動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實,在村里頗有威望。他們家雖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兒的勤儉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時候,就給定了個中農。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販牲口把家底都輸光了,倒落了個貧農。長茂和杏兒并不在乎這些,靠自己雙手掙飯吃,心安理得,管它成分是什么。
我插隊到村里的時候,老太太已經不太干活了,只是看著媳婦們忙里忙外,頂多說上兩句,就不再言語。她雖然年近七旬,可腰板還是直直的,面龐清瘦,皺紋細細的,爬滿了全臉。但從眉眼的結構可以隱約看出,她年輕時,應該是個俊俏的婆姨。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飯,家常飯也沒有什么好說的,我卻一眼就看上了他窯洞窗子上貼的窗花。春節(jié)時貼的窗紙,過了大半年的時間,早讓煙熏得黑乎乎的,滿是窟窿,窗花也被風雨褪掉了顏色,淡淡的只顯出些影子。但這模模糊糊的窗花,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問郭元,這窗花是誰剪的,郭元說,是俄媽冒鉸下的,你還能看下?
陜北雖然剪紙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會剪,我們村那么多戶,就沒有一家貼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讓我感到意外。陜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鉸的。”會剪窗花的女子,個個是人尖尖,看來郭元媽也不是個等閑人物。我喝著小米粥,心里卻在盤算著把這些窗花弄到手,誰叫咱自小學畫,就喜歡這些東西呢。
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銷社,買了幾十張麻紙,拿到郭元家,要給他們換窗紙。老郭元一定認為我腦子有毛病了,不年不節(jié)的,竟然自己掏錢給他家糊窗戶。陜北人一年才換一次窗戶紙,這下提前過年了,只是不知為什么,當看到我把爛窗紙卷起來拿走時才恍然大悟。老郭元罵我道,你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還破費買什么紙!老太太很高興,可能從來也沒有人這么看重她的剪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