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走向,也改變了每一當代中國人的命運。解讀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為邏輯,就是解讀當代中國,解讀個人命運背后的歷史變局。
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傾十年心力完成的權威巨著《鄧小平時代》,是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國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對鄧小平個人性格及執(zhí)政風格進行了深層分析,并對中國改革開放史進行了完整而獨到的闡釋。書中涵蓋豐富的中外檔案資料和研究成果,以及為數(shù)眾多的作者獨家訪談。對中美建交、華國鋒歷史評估、改革開放的幕后曲折、鄧小平和諸多當時關鍵人物之關系、香港問題、鄧小平南巡等重大議題均有詳述及剖析。本書既具學院研究的嚴謹專精,又對中國現(xiàn)實政治與事理人情有透徹把握,被譽為鄧小平研究“紀念碑式”的著作。
傅高義,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社會學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30年7月出生于美國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zhèn)。1950年畢業(yè)于俄亥俄州韋斯利大學。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在1963—1964年成為哈佛的博士后,學習中文和歷史;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的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
他1961年開始在哈佛學習中文和中古歷史,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1972年他作為費正清的繼任人,成為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選入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產(chǎn)階級》、《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國實例分析》等著作。70年代始,對我國廣東社會經(jīng)濟情況進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產(chǎn)主義制度下的廣東:一個省會的規(guī)劃和政治(1949-1968年)》。
馮克利: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青州長秋。1982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信息學院[1]。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曾擔任過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內(nèi)公認一流水準的翻譯家,自90年代以來對于學術思想的傳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貢獻,在公共思想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鄧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廣安縣牌坊村。他雖然出生于一個小地主之家,這個村子卻為鄧家的一個親戚鄧時敏而自豪。這個鄧氏族親鄧時敏曾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專為皇帝和朝廷大員寫折子。1774年鄧時敏告老還鄉(xiāng),村里為他立了一座牌坊,并就此更村名為牌坊村。鄧時敏及其兄弟確實成就不凡。當時這個3億多人口的國家中每年只有一兩千人能通過科考中舉,鄧時敏和他的兩個兄弟卻都通過了鄉(xiāng)試。事實上鄧時敏又連過兩關,通過了會試和殿試,當上了京城的大官。
1926年至1927年鄧小平在莫斯科時,在自己的個人簡歷中說,他的父親同樣望子成龍,盼著他能當上大官。這種夢想大概又因他母親的因素而愈發(fā)強烈,因為她也有親戚考取功名當上縣令。在帝制中國,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親戚當過官的家庭,若是有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都愿意含辛茹苦地加以培養(yǎng),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門楣。鄧小平便是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雖然他的父親鄧文明很少跟兒子相處,卻在他讀書求學上花了不少工夫。
鄧小平的父親忙于村子以外的活動,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無后而死,15歲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兩歲的鄧小平的生母。鄧母頭胎生了個女兒,然后生下鄧小平,接著是鄧小平的兩個弟弟,最后生的女兒在10歲那年夭折了。鄧文明后來娶的第三個妻子,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個妻子夏伯根。鄧小平的父親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干農(nóng)活及養(yǎng)蠶的長工。
鄧文明在世時家道日衰。他是村里的秘密社團哥老會的首領,但大多數(shù)時間他都在離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協(xié)興鎮(zhèn)和20里路以外的縣城,或在重慶度過。他在1914年當上了廣安警衛(wèi)總辦(又稱團練局長)。他在協(xié)興鎮(zhèn)開過一家小飯館,與一些長輩一起贊助過一所學校,他的兒子鄧小平便是在這所學校里念書。但是,由于賭博輸了錢,他不得不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chǎn),再加上跟一位上司關系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過,他仍然幫著鄧小平念書。據(jù)鄧榕說,鄧小平的母親十分疼愛這個兒子。鄧小平后來也回憶說,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親,父親不在家時她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但是她在1926年便已去世,只活了42歲。毛澤東反抗自己的父親,鄧小平卻沒有,他只是疏遠父親而已。鄧榕回憶說,在后來的歲月里,爸爸從來不提他自己的父親(他死于1936年)。
當鄧小平漸漸長大時,大人們并不清楚讓孩子接受哪種教育最有利于前程?婆e制在鄧小平出生后的第二年便被廢除,鄧小平6歲時發(fā)生的辛亥革命,又讓朝廷的官僚制度壽終正寢。但是取代舊學的新式教育才剛剛起步,于是就像當時中國農(nóng)村很多有天資的孩子一樣,鄧小平5歲那年的開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個有學問的親戚家中學習儒家經(jīng)典。第二年他又轉(zhuǎn)入?yún)f(xié)興鎮(zhèn)一家較大的私塾,繼續(xù)學習那些經(jīng)典,由此養(yǎng)成了背誦經(jīng)書的能力。當時廣安縣有人口20萬,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學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現(xiàn)代科目。鄧小平想必在這里學得不錯:他在11歲那年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進入了離牌坊村20里以外的廣安縣高級小學,由父親出錢成了那里的寄宿生。14歲時他又考入廣安縣初級中學(相當于美國的高中)。當鄧小平15歲離開該校去重慶時,他在儒家經(jīng)典以及數(shù)學、科學、歷史、地理這些現(xiàn)代科目和寫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礎。
一些進步教師提高了鄧小平的愛國覺悟,1919年他年僅14歲就參加了作為“五四”青年運動一部分的示威活動。這場運動的起因是西方各國領導人在凡爾賽聯(lián)手操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國過去在山東占領的膠州半島轉(zhuǎn)交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這激怒了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他們于1919年5月4日走上北京街頭,不但抗議西方列強不尊重中國,而且抗議中國政府顢頇無能,沒有維護中國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動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國內(nèi)許多大學和一些中學校園,在中國知識青年中掀起了了解世界大勢的熱情,點燃了民族主義的火焰。跟中國其他更為偏遠的內(nèi)地相比,廣安與外界有著更多的接觸,流經(jīng)廣安縣城的渠江水面寬一百多米,通過另外兩條河與90公里以外的重慶相連,從重慶乘汽船5天便可到達上海。早熟的鄧小平也加人了這場運動,跟同學們一起走上廣安街頭游行示威。1919年秋天,他還參加了重慶抵制日貨的運動。鄧小平對外部世界的覺醒與中國知識青年民族意識的萌生完全同步。從這一刻起,鄧小平本人便與中國人努力擺脫洋人欺侮、恢復其偉大和強盛地位的事業(yè)分不開了。
鄧小平對外部世界的初步認識,又因鄧文明給兒子找到一個留學機會而得到進一步擴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很多法國青年上了戰(zhàn)場,一時造成工廠勞力短缺,于是招募了15萬的中國勞工赴法打工。當時西方各國幾乎沒有為中國優(yōu)秀學生提供的獎學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會賢達在戰(zhàn)前就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希望能幫助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他們可以一邊打零工謀生,一邊到大學學習現(xiàn)代科技。當時中國人認為法國是一個文化水準很高的國家,那里便成了中國留洋學生所向往的目的地。一位曾經(jīng)留學法國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個基金,提供補貼,使川籍學生能夠加入到赴法勤工儉學的計劃之中。重慶成立了為期一年的預備學校,鄧小平參加并通過入學考試,1919—1920學年在那里做留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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