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做回歸還是在1979年的夏季，彼時我是奧伯林學院（OberlinCollege）一名介于大一和大二之間的學生。作為一名研究助理，我為Alan Meltzer和ScottRichard工作，他們是在位于我家鄉(xiāng)匹茲堡附近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任教的老師。那個時候，我仍然對將來在特殊教育方面的職業(yè)生涯充滿憧憬，因此計劃像前一個暑期一樣，作為一名勤雜人員到州立精神醫(yī)院工作。但是經濟學課程101卻使我陷入深思，也使我看到，在同樣的工資水平上，一個研究助理的可支配時間和工作條件要比一個醫(yī)院勤雜人員好得多。我這個研究助理的職責主要包括數據收集和回歸分析，雖然那個時候我壓根不懂回歸，甚至也不大了解統(tǒng)計知識。
那個夏天我所從事的論文（Meltzer和Richard，1983）試圖用GDP中政府支出比例作為對民主政府規(guī)模的衡量，將其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建立聯(lián)系。大部分收入分布都會顯示出一個右偏的長尾，這表明平均收入會大于收入的中位數。因此一旦不平等加劇，會有很多投票者發(fā)現(xiàn)他們低于平均收入水平。那些收入處在中位數和平均值之間的人們會因為自己收入水平相對于平均水平的下降而憤怒，于是就與收入低于中位數的人們聯(lián)合起來投票支持劫富濟貧的財政政策。于是政府規(guī)模擴大。
由于窮人的投票率比較低，所以我沒有覺得Meltzer和Richard的論點總是成立，但當時還是被他們的基本理論所吸引。我還記得曾與AlanMeltzer就政府對教育的支出是否應該歸類為公共品（那些對全社會所有人都有益并且對他們產生直接影響的商品）還是公共供給的私人品——一種類似于福利的社會再分配形式，進行過爭論。你可能會說，這個研究項目標志著我對教育的社會收益的最早興趣，的確，后來在Acemoglu和Angrist（2000）中，我以更大的熱情和更深刻的領會重新回到這個主題。
時至今日，我把Meltzer和Richard的研究理解為使用回歸以發(fā)現(xiàn)和定量分析令人感興趣的因果聯(lián)系的一次嘗試。不過在當時，我純粹是一個回歸機器。有時候我甚至發(fā)現(xiàn)研究助理工作令人沮喪。在只與老板以及偶爾與那些不怎么會說英語的卡耐基-梅隆大學博士生的交流中，日子飄然而逝。這項工作最好的地方就是能和AlanMeltzer一起共進午餐，Alan是一位杰出的學者，也是一位富有耐心和天性純良的導師，在我們一起分享便當里的食物時他很樂于談天（由于Alan吃的很少，而我又吃的太快，所以這種時間總是持續(xù)很短）。我記得，曾經問Alan他是否對把時間花費在尋求回歸結果上感到滿意，因為那之后只不過是很多雙面加寬綠色條的論文而已。他大笑，然后說這是他最愿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