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他們的測驗含有這樣的錯誤呢？他們是向每一個區(qū)域，每一類有投票權(quán)的人征詢意見，把所得到的結(jié)果發(fā)表出來，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贊成共和黨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贊成民主黨史蒂文生，還有百分之四沒有意見，1948年的選舉，百分之五十點四便可以勝利——其實百分之五〇點一就夠了，百分之五〇點〇〇一也可以勝利。所以這百分之四沒有表示意見的人，關(guān)系很大。在投票之前，他們不表示意見，當投票的時候，就得表示意見了。到了這個時候，不說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響全局。沒有計算到這里面的變化，就容易錯誤了。以社會科學最精密的統(tǒng)計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學上面，除了考古學用實物做證據(jù)以及很嚴格的歷史研究之外，普通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沒有嚴格的自己批評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嚴格，用得太松懈了。
　　有一個我平常最不喜歡舉的例子，今天我要舉出來簡單的說一說。社會上常常笑我，報紙上常常挖苦我的題目。就是《水經(jīng)注》的案子。為什么我發(fā)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經(jīng)注》這個問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jīng)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經(jīng)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來審這件案子，因為一百多年來，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如山西的張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楊守敬和作了許多地理學說為現(xiàn)代學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國維以及江蘇的孟森：他們都說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紀享有盛名的考古學者、我的老鄉(xiāng)戴震（東原）先生是個賊，都說他的《水經(jīng)注》的工作是偷了寧波全祖望、杭州趙一清兩個人的《水經(jīng)注》的工作的。說人家作賊，是一件大事，是很嚴重的一件刑事控訴。假如我的老鄉(xiāng)還活著的話，他一定要提出反駁，替自己辯白。但是他是1777年死的，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死了一七五年，骨頭都爛掉了，沒有法子再跑回來替自己辯護。而這一班大學者，用大學者的威權(quán)，你提出一些證據(jù)，他提出一些證據(jù)，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提出證據(jù)——其實都不是靠得住的證據(jù)——后來積非成是，就把我這位老鄉(xiāng)壓倒了，還加上很大的罪名，說他做賊，說他偷人家的書來作自己的書。一般讀書的人，都被他們的大名嚇倒了，都相信他們的“考據(jù)”，也就認為戴震偷人的書，已成定論，無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點閑工夫，想到這一位老鄉(xiāng)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難道他是賊嗎？我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幾個人提出的一大堆證據(jù)拿來審查，提出了初步的報告。后來覺得這個案子很復雜，材料太多，應(yīng)該再審查。一審就審了五年多，才把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這一百多年的許多有名的學者，原來都是糊涂的考證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