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愛德華·薩義徳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標志著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和文化批評范式的誕生，那么早在20世紀初期，類似的文學、文化和政治批評活動就已在殖民地蓬勃興起。弗朗茲·法農（Franz Fanon）、齊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和艾梅·塞澤爾（Aime Cesaire）便是三位具有非洲文化背景的早期后殖民思想家和批評家。可以說，薩義徳雖貴為后殖民理論的集大成者，卻非開創(chuàng)者，他本人的理論建樹無疑受到了上述早期后殖民思想家的影響。 以薩義徳為代表的后殖民理論家們重新評價現(xiàn)代西方知識體系和話語建構背后隱匿的權力關系，從殖民歷史的視角對西方現(xiàn)代性進行了整體反思。盡管如此，這批出身于前殖民地、后進入西方學術/教育機構的理論家們，究竟能否掙脫西方學術的價值網絡，真正從第三世界或前殖民地角度展開各自的學術活動？這一點廣受質疑和詬病。薩義徳本人也坦言，其“研究東方學的目的，主要不是考察東方學與東方的對應關系，而是考察東方學的內在一致性及其對東方的看法……不管其與‘真正’的東方之間有無對應關系”�？梢�，薩義徳否認自己的研究能夠代替對于東方本身的研究，而其后殖民理論與批評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實際上都是西方思想和學術本身，理論本身也深受西方哲學思潮的規(guī)定和限制。于是，每當某些第三世界民族和地區(qū)將薩義徳視作其獨立與解放代言人時，他總是不以為然，甚至為自己遭到了誤讀而頗為反感。 《東方主義》所涉作家眾多，包括喬叟、但丁、莎士比亞、德萊頓、蒲柏、拜倫、雨果、歌德、福樓拜、菲茨杰拉德、康拉德等等，從中卻難覓（前）殖民地作家的身影。薩義徳所考察的當然也是西方文本中的東方，例如古希臘戲劇家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中失敗、絕望和苦難的波斯，雨果的《拿破侖頌》中對征服者俯首帖耳的埃及，以及福樓拜的殘篇《布瓦爾和白居謝》中主人公對于東方的“家園”式想象。薩義徳如此，其他重要的后殖民理論家亦囿于西方的知識文化圖譜，難以“逃逸”。以后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批評見長的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所關注的，同為西方經典文學名著《簡·愛》。而霍米·巴巴（Homi Bhabha）關注的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終究是一位出生并成長于美國的黑人女作家。 曾擔任《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編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切爾（W. J. T. Mitchell）坦陳，盡管最具挑戰(zhàn)性的文學批評出自帝國中心，但最重要的新文學卻正涌現(xiàn)自殖民地，即過去曾在經濟、軍事上遭到壓制的地區(qū)和民族。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等最重要的國際文學獎頻頻被英美地區(qū)外的作家獲得，米切爾因此斷言：“人們所熟悉的文化地圖正被重新繪制�！睋Q言之，文學生產的天平正從第一世界倒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那么，被米切爾稱為“后帝國批評”的后殖民理論，由于建構于歐美經典文學，而非米切爾所謂的“后殖民文化”，因而未必會受到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的歡迎，反而會遭到質疑和抵制。然而，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學寫作的異軍突起，未能動搖西方后殖民理論的中心位置和話語霸權。對此，趙毅衡先生在著名文學刊物《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撰文指出：“后殖民主義并非純粹的理論構想，而試圖對非西方國家施加影響……他們并不關心這種文化對于非西方世界的人民是否有益�！壁w氏認為，后殖民理論家在西方學術機構中聲名鵲起，這往往迫使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按照西方的理論路徑和分析話語“言說”。因此，后殖民理論家的學說與“西方的權力”緊密相連，屬于西方而非第三世界本土。 如果說薩義徳對于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西方經典的重新解讀突破性地開啟了研究傳統(tǒng)英美文學的東方主義視角，那么，比爾·阿什克羅夫特（Bill Ashcroft）等于1989年出版的《逆寫帝國》（The Empire Writes Back）則是根據(jù)前殖民地文學研究后殖民理論的開山之作，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薩義徳等后殖民理論家的研究領域。國內有學者指出：“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僅僅梳理了西方殖民宗主國的東方主義話語，并沒有涉及東方自身，《逆寫帝國》一書則恰恰論述了殖民主義陰影下的殖民地文學�！� 阿什克羅夫特等指出，對于后殖民寫作的復雜性和不同的文化起源，歐洲的理論似乎無力應對，這就是其“后殖民文學理論”思想產生的原因。在此，“后殖民文學理論”試圖對前殖民地不同于歐美傳統(tǒng)的文學實踐作出理論回應�！赌鎸懙蹏�》不僅關注非西方世界的后殖民文學文本，同時關注產生于非洲本土的理論和批評。在“處于十字路口的理論：本土理論和后殖民閱讀”一章中，非洲文學理論頗引人注目。在論及非洲本土英語文學時，阿什克羅夫特等指出了非洲作家和評論家獨特的文學藝術觀念，即注重文學的功能、作家的角色和傳統(tǒng)的文學形式。堅持作家的社會角色，反對歐洲文學關注作家個人經驗的傳統(tǒng)，這似乎是非洲文學創(chuàng)作的獨特美學。在此，阿什克羅夫特等專門引用了阿契貝《作為教師的小說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一文中所謂“最權威的章句”： “作家不能指望逃避必須履行的再教育和再生的任務。事實上，他應該行進于最前方……我本人無意逃避責任。如果我的小說（尤其那些以過去為場景的小說）能夠告訴我的讀者，他們的過去——雖不能盡如人意——并非野蠻的漫漫長夜，他們并非被第一批代表上帝到此的歐洲人從中拯救出來。也許我的寫作是實用藝術，而非純粹藝術。但又如何呢？藝術是重要的，而我關心的這類教育，同樣重要。” 阿什克羅夫特等指出，阿契貝對于非洲文學的社會政治屬性的強調，是其作品和評論一以貫之的風格。在20世紀60—70年代，這種風格又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同時代及之后的非洲作家和評論家的文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