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直覺到理論
總序：.從直覺到理論我走向承認學說之路

我走向承認學說之路
人們通常會這樣說，任何理論都根植于一種前科學經(jīng)驗，后來被表述為諸多普遍化陳述之復合體的東西，早已萌芽于其中了。即使這個論斷或許不無夸張，但在理論往往反映了遠在系統(tǒng)化知識階段之前就獲得的洞見這一點上，它大概還是正確的；追蹤成長過程中這樣的深刻印象并給予其可普遍化的形式，往往正是這種愿望，開辟了從最初的直覺到理論形成的道路。對自己的理論信念的這種自傳式起源進行說明，是自身啟蒙的永恒且絕無休止的任務的組成部分：關于我們?nèi)绾纬砷L為今天的自己，我們越是捉摸不透，就越不能放棄至少弄清楚這個混亂發(fā)展過程中那些碎片的努力。人們或許應該把我接下來將要進行的內(nèi)容設想為這樣一種自身啟蒙努力的組成部分：我想向自己澄清，我是如何從一些最初的、還是完全散亂的經(jīng)驗，走到了我的承認理論今天這種形式的。
一
我青年時代所經(jīng)歷的，與我的同時代人中那些像我這樣出身于殷實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從而相對無憂無慮地長大的人似乎沒有多么不同；我們出生在二戰(zhàn)結束幾年之后，成長于一個即將經(jīng)歷巨大經(jīng)濟繁榮的國家；這種繁榮輕易地就排擠掉了人們對納粹罪行的回憶，并讓他們僅僅向前看，只將目光投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在 20世紀 60年代早期，當我從小學升入文理中學的時候，經(jīng)濟繁榮也逐漸讓聯(lián)邦共和國的更低階層受益，他們現(xiàn)在領取更高的薪水，并希望能夠讓自己的后輩獲得社會地位上的提升。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來自傳統(tǒng)的勞動者階層的孩子被父母送到更高級的學校，這些學校從而由于其守舊的、取向于資產(chǎn)階級價值的教育使命而很快就不堪重負；不僅文理中學沒有充足的學習名額來應對涌入的學生，有教養(yǎng)的資產(chǎn)階級的教學計劃也不適合于為這些對技術性職業(yè)更感興趣的年輕人助一臂之力。于是在一些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壓力下，一開始還猶豫不決的教育改革，從 1965年后便在一片批評聲中由官方堅決地進行，這項教育改革對我在文理中學的學習生涯的影響，在本質(zhì)上要大于那個時代許多其他的事件和動蕩；回顧此生，我認識到這些經(jīng)驗是我對社會承認產(chǎn)生興趣的源泉之一，所以它值得更詳細地闡述一下。
對于一個出生于醫(yī)生家庭，在 50年代家境相對富有并在聯(lián)邦德國被撫養(yǎng)長大的年輕人來說，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已經(jīng)意味著對他那種戰(zhàn)后中產(chǎn)階級此時仍然孤芳自賞的生活的一種
炸裂。在此之后，他們直到在文理中學的頭幾年還只是與家境
類似的人一起度過，也就是跟藥劑師、律師、經(jīng)濟顧問或者醫(yī)生的孩子們一起玩耍，一起成長，而現(xiàn)在這些十二三歲的年輕人第一次碰到屬于一個不同的、首先是在習慣和生活風格上陌生的階級的青少年。這個巧合或者是我的性格讓我尤其愿意跟來自這個階層的同學們友好相處；作為采礦工的孩子，他們大多生活在被隔離的城區(qū)，因為礦工居住在離傳送設備盡可能近的地方，這在采煤業(yè)是很常見的。我們作為朋友，時不時地會去拜訪對方的家庭，或者是為了一起完成家庭作業(yè)，或者是為了我們的一些共同的興趣愛好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踢足球，它讓我們的興趣突破了階級的界限。在我騎著自行車去他家的路上，某種程度上說就算是一種社會探險了，沿著這條路，我從南部滿是粉刷一新的獨戶住宅的富裕城區(qū)，騎行到北部那些滿是煙炱、黑乎乎的住戶區(qū)，那里居住密度要高很多，并且從外面就已經(jīng)可以看出這些家庭的窮困。但是比起這段路程，我能夠更加準確地回憶起的是每次走進朋友的住所時迎面襲來的那種感受：每當我看到這里居住條件的窘迫和屋內(nèi)布置的簡陋時，羞愧、不安和同情的一種難以分清的混合情緒就不由自主地占據(jù)了我內(nèi)心。每當這樣的時刻，我就會惶恐地以為，我在朋友的表情和手勢中看出了類似的心潮起伏，只不過是在相反的方向：我感到羞愧和同情，是因為我父母的房子裝修得要豪華很多，從而就能夠提供給我更多的個人發(fā)展空間，這樣朋友就會感覺到羞愧和不安，因為我必定已經(jīng)將他生活環(huán)境的貧窮和童年的社會窘境清楚地看在眼里了。在接下來的時間里，這
種奇怪的扭曲關系在我們之間的情緒反應中從未被主題化，對
此我們始終堅持沉默，但是很快就不再到對方家中拜訪；此后
我們在足球場、去劃船的地方或者其他休閑娛樂場所碰面，也
就是在中性的地點，以不費言辭地避開各自階級地位帶來的羞
愧的壓力。
對這些社會的情感波動的覺察，仿佛已結成了一條細線，
將我引向日后的理論好奇心的心點（ Fluchtpunkt），我此時開
始對地位差別和社會不平等處境的情緒后果這個主題進行更為
廣泛的探究。那時我是個壞學生，但在課外卻是一個熱情的讀
者，這一度首先意味著，翻遍那個時代的文獻，看看哪里有關
于社會弱勢或社會優(yōu)勢的經(jīng)驗可讀，我屏住呼吸狼吞虎咽地瀏
覽了當時的很多東西，那些作者都對碰到與他們的社會出身和
階級狀況存在極大差異的人時的那種感受做了細致入微的描
寫。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帶著何種恐懼的絕望徹夜閱讀
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的戲劇《推銷員之死》（Tod eines
Handlungsreisenden）的， 20世紀 60年代這部戲劇在聯(lián)邦德國
的很多戲臺上非常成功地演出過；維利 ·羅曼（ Willy Loman）
出于羞愧而要努力對他的家人隱瞞其職業(yè)上的失敗，所以他就
逃避到一種幻想的社會成功的世界里，他的命運在任何理論知
識之前很早就被我預感到了，即他不得不生活在失去社會尊重
的恐懼之中。［1］
［1］ Arthur Miller，Tod eines Handlungsreisenden. Gewisse Privatgespr.che in zwei Akten und ein Requiem，F(xiàn)rankfurt/M. 1987.
二
當時對美國戲劇的熱情甚至讓我在中學畢業(yè)之后馬上做出將來去學習戲劇學的決定；那時，我認為舞臺是形象地說明和探討我在中學時代已經(jīng)深入思考過的社會主題的最適宜的媒介。然而一旦認識到，學習戲劇學要求自己必須演戲的時候，我便因?qū)θ魏喂�開登臺表演的膽怯而放棄了這個計劃，取而代之的是，決定盡可能多地學習我可能獲得關于社會尊重對一個人生存意義的解答的學科。我開始學習哲學、社會學、日耳曼語文學和心理學，四個學科的組合在當時聯(lián)邦德國的大學還是被允許的。若非我在文理中學時就具有的工作熱情和紀律性，否則現(xiàn)在很快就迷失方向了；我現(xiàn)在閱讀和研究的是在最寬泛意義上與這個問題人們的自身理解和認同是如何被社會地位所影響的相關聯(lián)的所有東西。然而，我不得不很快就認識到，心理學和日耳曼語文學對這些題材范圍只是做出了非常邊緣性的貢獻：在 20世紀 70年代初，心理學仍然受到偉大的發(fā)展心理學家皮亞杰（ Piaget）的強烈影響，他曾吸引著我并且我至今還在研究他，但是心理學卻幾乎沒有對自身價值和自尊心的感受的社會塑造做過專門的探索；日耳曼語文學則相反，處于一種理論爆發(fā)和重新定向（ Neuorientierung）的狀態(tài)之中，因為對文學文本的形式和內(nèi)容的歷史印跡的唯物主義追問一下子凸顯出來，但是新的、大有希望的進路還沒有足夠發(fā)展起來，以實際地說服我這個青年學生取而代之的是，我緊緊扣住原始文本，并開始研究青年盧卡奇和阿多諾的美學著作。從而，我在波鴻大學一所年輕的、幾年前剛剛建立的高校學習的中心點就只是哲學和社會學；我聚精會神地學習它們，日耳曼語文學只是順帶著學，而心理學的學習在此期間則被完全放棄了。但是我當時幾乎不可能在我最為感興趣的這兩門學科之間建立一種富有成果的結合：在社會學領域，我首要地研究階級結構、特殊階層的社會化
（schichtspezifischen Sozialisation）和沖突分析等方面的問題，在哲學領域占優(yōu)先地位的是批判理論、德國唯心主義以及阿諾德·蓋倫（Arnold Gehlen）和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哲學人類學，他們吸引我并常常讓我入迷。這種不能將感興趣的兩個領域交叉起來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兩三年，直到我在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系獲得一個學術助理的職位后才結束，這個職位被委托的任務是在一個可預見的時間段之內(nèi)寫作一篇博士論文。我與當時的朋友漢斯 ·約阿斯（ Hans Joas）合作的一本小冊子，屬于我為了開展這個計劃而進行的準備工作；在其中我們嘗試以某種方式清理哲學人類學傳統(tǒng)，這種方式將讓人們知道，人類所有的特定能力都是植根于其生活形式的主體間結構之中的。［1］在這條道路上，我逐漸成功地實現(xiàn)（也走了許多彎路）將我青年時代就開始研究的主題進行重新表述，即開始描畫哲學與社會學之間清晰的結合點我的智識發(fā)展的這一篇章，對我的承認理論版本的發(fā)生來說太重要了，它理應得到詳細一些的陳述。
［1］ Axel Honneth，Hans Joas，Soziales Handeln und menschliche Natur. Anthropologische Grundlagen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F(xiàn)rankfurt/M. 1980.
三
在 70年代的進程中，當我堅定地追隨哈貝馬斯而注意到批判理論傳統(tǒng)中某些依我之見應該被消除的欠缺的時候，我的哲學興趣就有些變濃了；我認為由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提出的理論的一個核心缺陷是，他們過于強烈地被如下觀念所主導，即所有主體無論其群體歸屬如何（ Gruppenzugehigkeit）都毫無反抗地被編入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之中。在努力適當?shù)乩斫馍鐣�諸群體的反抗追求的過程中，我當時在社會學中的一些具體化的興趣又反過來有所助益；因為在我的社會學學習框架內(nèi)，我碰到了一系列的理論方法，它們想表明社會底層支配著其本身的解釋策略，以此來應對其受到的社會蔑視和承認缺乏這個時候皮埃爾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理查德·森內(nèi)特（ Richard Sennett）和由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建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諸成員的研究對我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從哲學興趣和社會學興趣的這種混合出發(fā)，我作出了一個計劃，即在我的博士論文中通過給被壓迫群體的顛覆性反抗?jié)摿�，并借此對所有社會整合的沖突性
［1］ Pierre Bourdieu，Die feinen Unterschied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ersetzt von Bernd Schwibs und Achim Russer，F(xiàn)rankfurt/M. 1982；Richard Sennett，Jonathan Cobb，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New York 1972； Stuart Hall，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ism，Durham/London 2021.關于布爾迪厄，可參閱我后來發(fā)表的文章： Axel Honneth，Die zerrissene Welt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Zum kultursoziologischen Werk Pierre Bourdieus，in： ders.，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 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tze，F(xiàn)rankfurt/M. 1990，erweiterte Neuausgabe：Frankfurt/M. 1999，S. 177202。
（Konflikthaftigkeit）予以更大關注，從而彌補早期批判理論的欠缺。但是接下來在我起草計劃的過程中，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突然之間將我吸引住了；那是在我當時主持法國后結構主義研討班的過程中，我一下子明白了，福柯的權力分析與早期法蘭克福學派之間顯示出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共同點，繼續(xù)研究它們必定會非常富有成果。所以我再次放棄了我博士論文的最初計劃，以用一個我確信是更好和更加富于成果的計劃來替換之：現(xiàn)在我想借助福柯的權力分析來證明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的欠缺，也就是表明后者恰恰缺乏一種社會沖突性和持續(xù)爭辯性（Umk.mpftheit）的觀念，而這卻處于前者理論的中心；接下來的第二步，在一種反向運動的過程中，通過關于福柯的諸多分析，如下這點被展示出來，即它們沒有對關于這種沖突和爭端在一個社會中到底是由什么推動的這個問題做出適當解釋，因為這樣就需要提及社會底層的規(guī)范性期待正如前面提到的布爾迪厄、森內(nèi)特和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非常豐富地將其主題化的那樣。
從這個修訂后的計劃出發(fā)，我在 70年代后期寫就了我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本來是以對一種新的、還未獲得的社會斗爭概念的展望來結尾的；我已經(jīng)清楚，社會只能被適當?shù)乩斫鉃橹T多竭力爭取尊重和地位的群體之間那種受限于時間的妥協(xié)凝結為制度的結果，而我還不清楚的則是，這種沖突或斗爭在概念上如何能夠被適當?shù)仄磳懗鰜�。在我快要結束博士論文寫作的時候，偶然發(fā)生了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我異常驚喜地接到于爾根 ·哈貝馬斯的電話，他詢問我將來是否愿意到法蘭克福大學任他的學術助理；由于我的博士論
總序：.
文還沒有完全結稿，所以我不得不拒絕，而他則改為給我提供為期一年的研究獎學金以替代之，隨后，我在移居法蘭克福之前接受了這筆獎學金。哈貝馬斯提供的這個獎學金給了我一個機會，將此后不久即將結稿的博士論文補充進關于哈貝馬斯社會理論的很長的一章，從而將其完善為一本專著。 1985年，也就是在我產(chǎn)生關于這篇論文的第一個想法的整整十年之后，我的博士論文的擴展版在蘇爾坎普出版社（ Suhrkamp）出版，名為《權力的批判：批判社會理論反思的幾個階段》［1］；這次出版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被視為我后來的承認理論的預備階段。
在我的這本著作中，我試圖分三步表明，（1）阿多諾和霍
克海默的早期批判理論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沖突（包括在晚期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持續(xù)存在；（2）而�？聞t相反，他不無道
理地將這樣的沖突視為任何社會秩序永久的基礎，但是他
未能真正地提出其規(guī)范性的動力源；（3）最后，哈貝馬斯盡管
正確地分析了所有社會整合的規(guī)范性約束，即他探究了日常行
為中對尊重的交往性期待的交互性，但是卻忽視了這個領域中
相應規(guī)范的持續(xù)不斷的爭議性。在研究的結尾處，我指出了有
必要從沖突的道德根源去對相互交往（ Umgang）的規(guī)范進行
更詳細的研究。因此，社會沖突在核心處總是展現(xiàn)為一種為了
社會承認的斗爭這個觀念雖然還未誕生，但是拐入以上勾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