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我對學習研究的關注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師從杜殿坤先生、劉佛年先生攻讀碩士、博士期間。當時百廢初興，學者們豪情滿懷,問學于天下。我因有俄語背景，便著力研究蘇聯教育。1984—1986年，我獲得前往蘇聯訪學的機會，有幸得到蘇聯教育科學院通訊院士休金娜教授的親授。她的學術專著《教育學中的認知興趣》曾榮獲烏申斯基獎。蘇聯時期眾多心理學家、教育學家諸如維果茨基、魯賓斯坦、贊可夫、達維多夫、休金娜、巴班斯基等，關于學習、教學、教育及其與人的發(fā)展的研究立意高遠又深入實踐，從此我便與這一領域的研究結下學術之緣。 以維果茨基學派為代表的蘇聯教育研究有著鮮明的特點，特別體現于對人的發(fā)展的社會文化歷史起源與因素的關注，對活動與實踐的重視，以及方法論上的整體性、真實性取向。這既彌補了主導西方學界的皮亞杰學派的不足，也激發(fā)了對主導教育實踐的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的反思。因此，20世紀末西方學界大力引介、研究和推崇維果茨基學派。20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學習科學（the learning sciences），則在大的學習觀和方法論上與維果茨基學派高度契合。2022年出版的第三版《劍橋學習科學手冊》甚至將社會文化取向作為學習科學的核心標識。20世紀90年代，知識經濟、信息科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來，網絡的開通使得有關學習科學、教學設計、教育技術等領域蓬勃發(fā)展的大量新信息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由于深感時不我待，我便學英語、游網絡、鉆技術，上下求索，以全面深入洞察學習科學研究的前沿發(fā)展和全球教育變革的前進方向。 20世紀90年代末，學校開啟“211工程”項目建設，上海二期課改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國家也開始謀劃和啟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我與吳剛教授、徐斌艷教授一起，創(chuàng)建了“課程與教學開發(fā)實驗室”（1999年）和“學習科學研究中心”（2006年），助力“學習科學與技術設計”自主設置博士點（2007—2010年），共同推動學習科學的研究，探索以學習科學為基礎的課程教學變革之路。在此期間，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群體加入團隊，使得研究力量逐步充實，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涉及學習科學前沿發(fā)展和基本理論、教學設計的理論與模型、學習技術、學科領域的學習與創(chuàng)新等。在團隊中，大家共同研讀名著，分享學習心得，交流實踐經驗，開展頭腦風暴......正是這種無拘無束的交流、對話，逐漸構筑了一種充沛而有意義的學術生活，讓大家學在其中、樂在其中，團隊每個成員也在相互成就中共同進步與成長。感謝吳剛教授，感謝徐斌艷教授，感謝歷屆研究生，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無私付出，才將團隊打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共同體，使學習成為每一位成員存在于這個共同體中的方式。今天，當年的學子已成為導師，他們正帶領著自己的弟子在學術領域繼續(xù)深耕。而且，學習者的身份、好學不輟的精神也讓大家繼續(xù)攜手共進，使學習共同體得以開枝散葉、持續(xù)壯大。 這些年來，團隊成員精誠合作、共同努力，一起譯介前沿著作，探索建構本土化的教育觀和方法論，深研教育發(fā)展難題，設計與實施教育教學創(chuàng)新方案。大家一面沉潛學術，一面躬耕實踐，轉眼已過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在此期間，我們先后出版了“21世紀人類學習的革命（第1、2輯）”“教學設計理論與模型的國際前沿研究”“國際視野中的研究性學習”“學習科學與技術設計”等多套叢書和《教學模式論》《建構主義教育研究》《學習科學的關鍵詞》等著作，并主持編撰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教育學卷中的學習科學分支。今天看來，這些工作對于豐富我國學習科學和教育研究的理論資源、助力新世紀的學習與教育變革，不無啟迪和助推之功。 值我八秩之年，大家提議將我發(fā)表的散落于各期刊的論文匯集成冊出版，以便閱讀。同時，團隊主要成員各自選一篇論文，共同結集，遂成此書。我希望能借此書更好地呈現團隊研究全貌，紀念團隊的長期合作和共同發(fā)展，并激勵大家繼續(xù)努力，再續(xù)華章。 高文 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