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校后記

在20世紀(jì)，施特勞斯的法拉比研究和邁蒙尼德研究獨樹一幟：他率先認(rèn)識到法拉比和邁蒙尼德精微高妙的隱微-顯白寫作藝術(shù)，并將他們歸入柏拉圖式政治哲人的行列。同樣，對法拉比和邁蒙尼德的研究在施特勞斯本人的哲人生涯里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經(jīng)由法拉比的柏拉圖，施特勞斯洞察到隱身為注疏家的哲人所傳遞的真正匿名的真理或曰哲學(xué)教誨，經(jīng)由邁蒙尼德的《迷途指津》《重述托拉》和《復(fù)活論》等，施特勞斯辨識出律法與哲學(xué)間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
盡管收入此卷的絕大多數(shù)文章沒有歸入施特勞斯本人出版的各部自選文集，但其中不乏對理解施特勞斯思想極為重要的作品。施特勞斯一生關(guān)于法拉比寫了四篇文章，其中三篇收入本卷（另外一篇《法拉比如何閱讀柏拉圖的〈法義〉》收入其文集《什么是政治哲學(xué)？》）。這三篇里，《法拉比的〈柏拉圖的哲學(xué)〉》1945年發(fā)表于《金斯伯格七秩賀壽文集》（Louis Ginzberg Jubilee Volume），之后從無再版，施特勞斯在《迫害與寫作藝術(shù)》（1952）的前言中稱，他自由地使用了《法拉比的〈柏拉圖的哲學(xué)〉》一文作為本書的導(dǎo)言，然而，原文真正犀利的、自抒胸臆的部分并未出現(xiàn)在該導(dǎo)言中。
正如諸多施特勞斯研究者所指出，施特勞斯本人（尤其1937年之后）像柏拉圖、法拉比和邁蒙尼德那樣寫作，是一位隱微-顯白寫作藝術(shù)的大師。因而，閱讀施特勞斯需特別留意他本人在著述時對不同場合的區(qū)分（文章，還是講演？如果是后者，講述對象是誰？），以及他精心的謀篇和筆法。幸運的是，施特勞斯在解析哲人們的修辭時，為他的讀者留下了出入他的作品迷宮的線頭：文本的中心部分和中心段落、特定的數(shù)字（比如7、17、26等及其倍數(shù)）、離題的部分、重復(fù)中的省略或增補、注釋中的交叉引述等等，皆值得予以特別關(guān)注。為此，本卷各譯文盡可能保留施特勞斯作品尤其是他親自發(fā)表的作品的原貌。
施特勞斯的法拉比-邁蒙尼德研究伴隨著施特勞斯本人思想的成長和轉(zhuǎn)折。在《哲學(xué)與律法》（1935）中，施特勞斯稱中世紀(jì)啟蒙本質(zhì)上是隱微的，而現(xiàn)代啟蒙本質(zhì)上是顯白的（黃瑞成中譯本，華夏版，頁84）。在此，顯白指現(xiàn)代啟蒙對哲學(xué)教誨的公開化，明顯帶有貶義。然而，在寫于1938年的《〈迷途指津〉》的文學(xué)特征》里，施特勞斯一方面將邁蒙尼德的《迷途指津》描述為對一個隱微文本\[指圣經(jīng)\]的隱微解釋，另一方面又肯定《迷途指津》正是一部顯白著作（《迫害與寫作藝術(shù)》，劉鋒譯，華夏版，頁53、63）。這句話表明，施特勞斯改變了起初對隱微/顯白的兩分式理解，開始將兩者視為同一種哲學(xué)寫作藝術(shù)的正反兩面。本卷的各章某種程度上見證了施特勞斯思想的成長和轉(zhuǎn)變。在寫于1960年的《如何著手研讀邁蒙尼德的〈迷途指津〉》（此篇與《走向邁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對照會很有意思）里，施特勞斯非但不再提及《哲學(xué)與律法》里尤其強調(diào)的哲人王意義上的先知-立法者，反而指出《迷途指津》論及超越摩西的進步，且《迷途指津》本身意味著超越整個猶太傳統(tǒng)的進步。
施特勞斯嘗謂《迷途指津》是一部令人著魔的作品，且它令眼目喜悅因為生命樹令眼目喜悅，這話也可用于他本人的著作。
此卷譯文的增補和修訂歷時多年，有部分新譯文2010年即已初成，卻遲至今時才告完稿，筆者為此對編者和讀者深感抱愧。惟一可欣慰的是，由于這些年來在閱讀和理解施特勞斯著作上的些許進步，加上各方的鼎力襄助，這部遲到的譯文集較之可能更早面試的版本，更多地照顧到施特勞斯的特殊筆法，也更高程度地還原了施特勞斯作品的文學(xué)特征。在本卷付梓之際，筆者要深深感謝本卷主編劉小楓教授的信任和包容。感謝海內(nèi)外友人村岡崇光（Takamitsu Muraoka）教授、孟振華教授（在希伯來語方面）、邁爾（Heinrich Meier）教授（在拉丁語、德語及施特勞斯諸文眉批方面）、徐衛(wèi)翔教授（在拉丁語、法語方面）、董修元教授及張泓瑋博士（在阿拉伯語方面）對筆者的幫助。同樣感謝初校（除頭兩篇以外）所有文章并統(tǒng)一各篇譯名的莊奇。譯文舛誤之責(zé)，由筆者承擔(dān)，期待讀者指正。

張纓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