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富歇，是當時*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為獨特的人物之一；同時代的人對他唯恨無愛，后世對他的評價也有失公平。拿破侖在圣赫勒拿島上，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里，卡諾、巴拉斯和塔列朗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法國的歷史學家們，不管是保王黨、共和黨還是波拿巴派，只要談到他的名字，各種惡毒言語便會噴射而出。天生的背叛者卑微下賤的陰謀家黏滑的冷血動物職業(yè)倒戈人與生俱來的探子卑鄙無恥的小人，所有惡毒的侮辱人的字眼都曾用在他的身上。拉馬丁、米什萊、路易·勃朗，沒有 人試圖認真地對他的人格或者他一直秉承的人格缺陷毫無底線和原則的根源進行分析和闡述。他的個人形象第一次生動鮮活地出現(xiàn)在路易·馬德林那部不朽的傳記作品中，這也是我個人*喜歡的關于富歇的傳記作品，且本書關于富歇的事實多數(shù)來源于此。這個人，在世界歷史上*為波瀾壯闊的時期，在每一次轉折中，領導過每一個黨派；在每一次顛覆中，都獨自存活下來；在心理決斗中，戰(zhàn)勝了拿破侖和羅伯斯庇爾。但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都被人們心照不宣地放在后排的位置，淹沒在這些閃閃發(fā)光的人物背后，從沒有在政治舞臺的中央獲得過一席之地。 他的形象偶爾會出現(xiàn)在有關拿破侖的戲劇或者歌劇中，通常會千篇一律地表現(xiàn)為一個詭計多端的警務大臣，一個夏洛克 ·福爾摩斯前輩式的人物，這種草率的人物塑造總是將一個不露聲色的角色混淆成次要的角色。 只有一個極富想象力的作家用自己的偉大看出了這個獨特人物的偉大，給了他應有的筆墨，這個人就是巴爾扎克。他以洞悉一切、犀利敏銳的天才視角，既看到了舞臺的呈現(xiàn)，也看到了幕后的一切。他認為富歇是大革命時期和拿破侖時代*有趣的人物。他習慣于將所有的激情，無論是英雄史詩般的還是卑微低下的，都融合在他感情的化學公式里，變?yōu)榈葍r的元素；像伏脫冷這樣不折不扣的罪犯和路易·朗貝爾這樣道德高尚的天才，他皆以同樣的激情表示欽佩，完全不考慮對方是好人還是壞人，而是看重他們的意志影響力和激情強度。所以，他自然會被富歇所吸引，會將這個大革命時期和帝制時代*遭人鄙夷和唾棄、遭人埋沒的人物從暗處發(fā)掘出來。 他曾說，富歇是拿破侖擁有的仆人中唯一真正的大臣，是我所看過的能力*為出眾的人。他稱富歇屬于八面玲瓏、心機頗深的一類人，他們在某個時刻采取的行動讓人琢磨不透，只有在事后很久才能夠被人理解。這與那些倫理家們單純對富歇表示出的蔑視截然不同。 在《一樁神秘案件》一書中，巴爾扎克再一次用一整頁描述了這個性格陰郁、城府極深、非同凡響、幾乎無人能懂的男人。他這樣寫道：富歇，某種程度上讓拿破侖感到近乎恐懼的非凡天才，他的才能不是一下子就顯現(xiàn)出來的。作為國民公會默默無聞的一名議員，當時的富歇*出類拔萃，也*遭人曲解，他在日益熾熱的革命烈火中百煉成鋼；在督政府時期，他迅速達到能夠通過洞悉過去而預見未來的高度，于是在霧月政變中，他證實了自己的能力，如同一個二流演員通過某個靈光乍現(xiàn)，成了一流演員。這個面無血色、在披著修道院經歷的外衣下成長起來的人，知曉了自己所屬的山岳派和他后來選擇加入的保王派的秘密，慢慢地、悄悄地揣摩政治舞臺上的人、事和各種利益糾葛。他看穿了波拿巴的內心所想，給了這個科西嘉人有用的建議和寶貴的信息。這時，無論是他的老同事還是新同事，都沒有想 到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天分：所有預見都準確無誤，而且眼光敏銳到讓人難以置信。 巴爾扎克如是說。正是他這段熱情洋溢的描述第一次引起了我對富歇的注意。而且由于巴爾扎克說富歇甚至比拿破侖擁有更大權力控制他人，使我這么多年來會時不時地關注一下富歇。但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富歇都深諳隱匿之道。他不想讓你觀察到他的臉色和窺探他手里的牌。富歇始終躲在各類紛亂復雜的事件和各種喧鬧吵嚷的黨派中，躲在無人知曉的某個角落暗自行動，神不知鬼不覺，如同鐘表的主發(fā)條。在極少數(shù)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捕捉住他難以捉摸的身影。而更為詭異的是他被人捕捉到的身影竟然是不同的，甚至看起來不像是同一個人的，因此讓人很難搞清他們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一個擁有同樣的皮膚和同樣頭發(fā)的人，在 1790年是修道院的教師， 1792年成了教堂的劫掠者； 1793年是一名共產主義者，5年后變成了百萬富翁， 10年后，又搖身一變成了奧特朗托公爵。但是我發(fā)覺他的變換越是放肆大膽，我對這個現(xiàn)代*純粹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人格（抑或是無性格）越是感興趣；他巧妙隱匿起來的政治生涯，讓我覺得越發(fā)刺激，他的形象也就越發(fā)獨特，越發(fā)具有魔力。于是，純粹出于對科學的興趣，我突發(fā)奇想要寫約瑟夫·富歇的故事，并為目前尚未探究但又十分必要的生物學分支權術家生物學盡一點綿薄之力，畢竟權術家是人類社會中*少為人理解但又極其危險的一類人。 我知道，為一個完全反道德的人物，即便是像約瑟夫 ·富歇這樣十分獨特和重要的人物寫傳記，也是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馳的。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要的是英雄人物的傳記，因為我們的時代缺乏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政治領袖，需要從歷史中尋找能夠鼓舞人心的英雄。我從來沒有貶低英雄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它們具有讓人們心胸開闊、干勁十足、精神振奮的強大威力。從普魯塔克開始，這些傳記就成為每一代人特別是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是從人物傳記來了解政治是令人擔憂的，它們隱含了篡改、歪曲歷史的危險性，因為政治領袖般的人物能否總是決定人類的命運就是令人懷疑的。毫無疑問，一個英雄人物只是通過他存在的事實就能控制人類精神生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但也只是精神生活。在具體的真正的現(xiàn)實生活中，在政治權力的范圍內，那些出類拔萃、擁有理想的人，往往很少起決定作用；看起來無足輕重、毫不起眼，但靈活機動、在背后搞小動作的探子式人物卻發(fā)揮關鍵作用。為了防止人們政治迷信，這一點必須警惕。如同我們通過教訓看到的， 1914年和 1918年，對世界歷史有深遠影響的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重大決議，不是由那些才智超群、富于責任感的人做出的，而是由那些性格有缺陷、毫無同理心的幕后之人做出的。這些年來，人們每天都游走在道德與法律邊緣，玩著無異于犯罪的政治游戲那些世界人民將自己的孩子和他們的未來滿懷忠誠托付的游戲，勝利者并不是擁有深厚道德修養(yǎng)和堅定信念的人，而是那些手腳麻利、巧舌如簧、鐵石心腸的職業(yè)政治賭徒們。 假如政治確實像拿破侖在一個多世紀前宣稱的那樣，是 la fatalité modern，是人為操控的新的厄運，那么出于自衛(wèi)，我們也必須找出是哪些人操縱了這個厄運，破解他們攫取權力的危險的秘密。希望這本約瑟夫·富歇的傳記能對這種政治人物的類型學分析有所裨益。 1929年秋于薩爾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