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古人寫文章，開篇即言：“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孰不知這分合之間，對于百姓眾生來說，有著判若云泥、何啻霄壤的差別。合之時，雖然未必沒有暴斂橫征、苛政猛虎，但畢竟偶有休養(yǎng)生息，甚或河清海晏。而分之時，則必然東西紛爭、南北擾攘，豕突狼奔之間，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留下一片焦瓦廢墟。戰(zhàn)爭總是把最不幸的災禍全盤甩給老百姓，古謂“一將功成萬骨枯”，這“萬骨”之中，將士之外，更多的是被零落成泥碾作塵的平頭百姓，他們在兵連禍結中凍餒交迫，流離失所，滌蕩如浮漚，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幾。所以，天下合則百姓或許能安，天下不合則百姓一定不安，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每每這種時候，百姓涕淚交集、悲不自勝，對天下統(tǒng)一的渴盼真是望眼欲穿，安定成了比溫飽更惹人心動的奢侈。群雄逐鹿、戰(zhàn)爭頻仍的五代之末，天下就處于這樣一個分合之勢，遭受荼毒的百姓就有著這樣一種熱切的盼望，趙氏兄弟恰逢其時，乘勢而為，通過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短短數年即戡平大亂，底定天下，實現(xiàn)了中原的基本統(tǒng)一。

無論成王敗寇，歷史人物總是很難一語蓋棺，對于身前身后名褒貶不一的趙氏兄弟更是如此。趙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孤兒寡母之手，以武將坐大而兵變陳橋驛，斥之為卑鄙小人、無恥之徒者大有人在。然而，這個取天下于孤兒寡母之手的梟雄，在黃袍加身的過程中卻能夠迂回曲折、善謀良方，非萬不得已不開殺戒，把以往靠殺伐開路、京城喋血的奪位手段，改成了長袖善舞、省淚省血，盡量避免了親者痛仇者快的兇殘殺戮，正如王夫之在《宋論》所評價的：“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本痛硕�言，開國之君，唯有宋祖。

兄終弟及不乏歷史成例，卻給人們留下無數臆想的空間。也讓趙光義這個“太宗”二字，在歷史的背影里顯得格外陰鷙酷烈、頗不可解。這種陰暗的猜測，遮擋了許多正當名分而又自然而然的事實。趙氏兄弟起家什伍，裨將出身，本就是軍中的打虎親兄弟，打從跟隨后周世宗柴榮西征河東、北拒契丹開始，匡胤的每一個戰(zhàn)功，莫不有光義的鮮血和汗水�？镓放e事，禁軍中固然有“義社十兄弟”

的桴鼓相應，響和景從，但匡胤身邊最肝膽相照、生死相隨者，則舍光義無他。

尤其上位前后，其居中聯(lián)絡、策劃指揮，莫不是光義蹈險親為。可以說，太祖上位，光義厥功至偉，何況還有二人生母杜太后的“金匱之盟”可征。因此，兄終弟及對于趙光義是水到渠成，對于趙匡胤是情非得已，又不得不為，但皆是上得

了臺面光明正大的，無須以“燭影斧聲”之類去編排。

另一方面，后人還有一種誤解，認為陳寅恪所謂“造極于趙宋之世”的“華

夏文化”，乃趙匡胤之鉅功。其實并非如此，或說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撥開那

些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歷史迷霧，你會發(fā)現(xiàn)趙光義倒還真是個文藝范兒，他愛

好書法、擅長詩詞、精通音律、喜歡下棋，且都堪稱專業(yè)水準，北宋朱長文《琴史》評價他：“天縱多能，博總群藝，書冠神品，棋登逸格，至于今古音律，罔不研精。”可見通博而又內行。在文藝發(fā)展方面，趙光義不遺余力，在位期間，他專門組織一批博學鴻儒編撰了古書集《太平御覽》、詩文集《文苑英華》、小說集《太平廣記》等三部大書，歷史上鼎鼎大名的“宋四大書”，他手里編了三部（第四部為宋真宗時期的《冊府元龜》）。他在位時間長，除了北方強敵遼國所占領土，西邊夏國偶有騷擾之外，其他力所能及的統(tǒng)一問題都在他任內基本解決。經歷戰(zhàn)爭，人們渴望休養(yǎng)，他總結唐末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戰(zhàn)亂經年的教訓，順時應勢地制定推行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發(fā)展生產、廣征圖書、擴大科舉、重用文人。后面北宋七位繼承者，都是他的親子親孫、孝子賢孫，他們繼承他的衣缽，推行他的國策，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一以貫之，這才最終

形成了文化的空前繁榮。

然而“全則必缺，極則必反”，文化的繁榮一方面涂飾了盛世的畫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奢靡享樂之風，繼位者刻舟求劍，天真的以為定一策而能建萬世之安，非但不能與時俱進，反而在報喜不報憂的盛世謊言中迷醉，拘泥成法，因

循茍且，承平累日，不知變通，冗官、冗員、冗兵、冗費日重，建國短短四五十年，便累積成如范仲淹所謂“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等一系列社會弊病，北方雖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遼軍依然兵不解甲，馬不卸鞍；西邊的夏國乘機崛起，騷擾不斷；國內則官吏橫暴，寇盜四起，老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內外交困，險象頻發(fā)，宋王朝岌岌可危。在此險極關頭，先有仁宗以范仲淹開啟“慶歷新政”，后有神宗用王安石主持“熙寧變法”，希望通過這種官僚體制改革和利益調整，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誰知下藥雖不算猛，用心卻太急，求果愈切，阻力愈大，在既得利益者的極力反對和合力圍攻之下，改革既匆匆，結束亦草草，兩次改革如出一轍。

改革失敗，一切反彈，舊病未愈，新疾又生，而最突出的，是因改革而產生的新舊黨爭。自“慶歷新政”以來，改革仿佛是士大夫升遷的那根撬棍，許多人通過支持或反對改革而一步登天，借黨爭上位者大有人在，他們屢試不爽，且樂此不疲，交相傾軋，水火不容，使本已疾病纏身的北宋漸漸由痼疾演變成絕癥，隨著金兵南下，屠戮中原，“靖康之變”那慘絕人寰的悲劇便毫無意外的發(fā)生了，實堪浩嘆。對此，當國者或不自知，忠藎之士卻痛感為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因謂之“靖康之恥”。

北宋自太祖開國，傳至欽宗，共歷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年而亡。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亮點，就是北宋幾乎從未發(fā)生過皇子之爭和宗室之亂，除了一個所謂的“八

賢王”在歷史的傳說中若隱若現(xiàn)之外，其他宗室貴胄參政者名不見經傳，更無后宮、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殘害忠良等歷代頻頻上演的禍患，在宋王朝臺前秉政當國、指點江山的，都是那批秉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濟世救民情懷的書生文人，可以說他們才是有宋一代真正掌握施政實權的中流砥柱。

擇要而言，這種結果的成因之一，便是北宋皇帝極其愛才，尤以仁宗為最。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講資歷、不論家世、不念舊惡、不怕張狂、不禁言語，只

講學識、才華、人品，簡單說就是只要品學，不問來路。正因為他內心有這樣一把尺度，新人如雨后春筍般薈萃一時，而且君子多、小人少，才子多、呆子少，直臣多、弄臣少。

北宋文氣盛而血氣淡。在這極盛文氣的催生下，涌現(xiàn)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晏殊、歐陽修、曾鞏、蘇軾、黃庭堅、秦觀等師生相隨，范質、趙普、寇準、呂端、李沆、呂蒙正、范仲淹、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等名相迭出，還涌現(xiàn)了一大批崖岸自高、剛正不阿的諍士，石介、包拯、趙抃等怒吼于前，錢勰、劉安世、

陳禾等死諫于后，流光如箭，難掩其凜然正氣，世易時移，仍見其傲骨嶙峋，真可謂巨公輩出、繁星璀璨。而且，正是這群槃槃大才和鴻儒碩彥的影響引導，最終將華夏民族之文化推向了歷史和世界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