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泛覽群籍到攻讀經(jīng)典：庭教記略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以來，沉寂多年的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在中國大陸興盛起來，議論迭出，著述紛呈，有人稱之“文化熱”。后來，又有此“熱”現(xiàn)已 轉(zhuǎn)“冷”之說。然而，作為躬逢其盛的參加者，我似乎沒有感到忽“熱”忽“冷”的起伏跌宕，只是覺 得，這項切關(guān)緊要的研究工作在不正常地蕭條 30 年之后，近 10 余年來始而復蘇，繼而向縱深拓展，目前方興未艾。此外，就個人經(jīng)歷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與一時之熱潮關(guān)系不大，而可以說是蓄之久遠，發(fā)于天然。

從小學 3 年級到高中畢業(yè)，也即 9 歲至 18 歲間，我隨母親住在她工作的湖北省圖書館。開始兩年，每天放學歸來，便自由徜徉于書籍的海洋。那種縱游書海，與應(yīng)試無涉，沒有被功利心驅(qū)使，唯一的動力是 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

在嗜學者那里，“心游萬仞”“思接千載”的文學女神往往最先降臨。憶昔少年時，令人搖情動魄、形諸舞詠、心馳神往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端疂G》《三國》《西游》《說岳》《說唐》，自然讀得爛熟，梁山好漢的綽號和武功特長一一講來毫不費力；秦瓊賣馬、岳飛槍挑小梁王之類故事更使十二三歲的孩子沉醉；曹操得天時、孫權(quán)得地利、劉備得人和，也津津樂道，最初的“歷史觀念”大概由此獲得。以初中二年級為端緒，另一扇知識之窗豁然敞開，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文學以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們展開一個又一個廣闊、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帶來無限遐思。至今我仍能鮮明如昨地憶起莎士比亞筆下李爾王的悲壯、奧賽羅的執(zhí)著、哈姆雷特的淵思；至于屠格涅夫描繪的林中狩獵，托爾斯泰鋪陳的俄法戰(zhàn)爭場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寫的彼得堡白夜，巴爾扎克精工細描的巴黎上流社會，狄更斯刻畫的陰暗的倫敦下層，更歷歷在目。盡管以后很少重讀這些大師的作品，但早年從文學名著獲得的對中西文化的體悟，頗有益于后來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興趣是記憶的窗口和蓄電池，也是記憶的篩選器。我于史事、典籍、地理能如數(shù)家珍，但記憶也有不佳之處，電話號碼、門牌號碼等切關(guān)緊要的數(shù)據(jù)老是忘卻；購物回家，夫人問價，一概應(yīng)答不出；更有甚者，朋友相見，有時竟呼喚不出對方姓名，弄得十分尷尬，只得托詞把妻子領(lǐng)出室外，低聲詢問：“此人極熟，他叫什么？”

少年時代我博覽群籍卻未能精讀，正所謂“好讀書而不求甚解”。真正青燈黃卷，攻讀經(jīng)典，默識深思，則始于青年時代，這得感謝父親的庭訓。

先父馮永軒是一位歷史學教授，早年就學武昌高師（武漢大學前身）時從文字學家黃季剛先生學，又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一期，師從梁啟超、王國維等國學大師，以后轉(zhuǎn)徙各地任教。先父性格剛直，寧折勿彎，1958 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時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學時方獲得幾分精神自由。1960 年初，我正值高中畢業(yè)前夕，三兄因發(fā)表批評“反右”“反右傾”的言論而被作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問題”顯然杜絕了我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yè)的可能。而恰在此間，又暗自做起了作家夢—— 一個縹緲遙遠的夢。從許多中外作家的經(jīng)驗談中得知，念大學文學系與當作家風馬牛不相及，作家的大學是生活，寫作實踐是駛向目標的風帆。基于以上幾層原因，高中畢業(yè)時我對考大學全然失去興致，同學們備考最緊張的幾個月，我仍然在省圖書館閱讀《悲慘世界》《復活》《白癡》之類，并且出乎一直視我為文科人才的師友們意料之外，錄入武漢師范學院生物系。感謝生物系的課業(yè)較為輕松，使我在涉獵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同時，贏得大量時間，繼續(xù)攻讀文史哲書籍并練習寫作。大學 4 年間，陸續(xù)發(fā)表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記得 21 歲時（1963 年）刊發(fā)的一篇游覽頤和園萬壽山的文章（題為《不要忘記帝國主義》），于寫景間縱論古今，頗得友朋好評。一向喜愛文學的母親，特別將那篇文章從報紙上剪貼下來，并 批語保存。以后我出版書籍數(shù)不在少，也有過殺青付梓之樂，但都無法與 1963 年那篇短文發(fā)表時的激動相比。

與母親常以欣賞目光注視兒子迥相差異，不茍言笑的父親從來沒有夸獎過我，但他可能發(fā)現(xiàn)小兒子確實熱愛文史，正可彌補前面四個兒子紛紛從事其他專業(yè)帶來的遺憾。而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父親剛被摘掉右派帽子，心緒稍稍寬松，便連續(xù)幾個寒暑假，給我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記得每日晨起，父親手不持片紙，不僅逐句吟哦經(jīng)典原文，而且引述程注、朱注等各類注疏，并聯(lián)系古今史事，議論縱橫。我則記錄不輟，偶爾插問，父親又申述鋪陳。如此，由旦及暮，母親端來的飯菜常常涼了又熱，熱了又涼。

由泛覽進而精讀，從浮光掠影于知識圣殿邊緣，到逐步升堂入室，其轉(zhuǎn)折發(fā)生在 1962 年至 1965 年這段庭訓之間。當時我并未意識到其意義，直至后來走上學術(shù)研究道路，方深覺重要。當然，對中國古典的研讀，畢竟是青年時代才開始，以后又未能持續(xù)堅持，故在對古典的熟悉程度上，遠不能與有“童子功”的老輩學者相比。我們這一代學術(shù)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長處超越老輩，但對本國文化元典的熟悉與體悟方面顯然不足，這是難以出現(xiàn)一流文史大家的原因之一。彌補辦法，除我輩尚需努力外，更要著眼于新的一代。我有一個構(gòu)想：從培養(yǎng)文科尖端人才計，可在少數(shù)重點學校（最好從高小開始）開設(shè)少量班級，除普通課程外，增設(shè)古典課，使學生對文化元典熟讀成誦，再輔之以現(xiàn)代知識和科學思維訓練，從中或許可以涌現(xiàn)杰出文史學者。

“文革”時期，工作單位武漢教師進修學院派仗連綿，逍遙派則每日學習“五十四號文件”（撲克）。我于派仗很快厭倦，對那一據(jù)說是韻味無窮的 “五十四號文件”又興趣索然，于是便躲進一家三口擠居的 11 平方米的宿舍里讀書（1968 年結(jié)婚，分得此小房間，一住多年）；開會學習文件時，也在文件掩護下藏書偷閱。那時可讀的當然只有魯迅書、馬列書，偶爾也有《第三帝國的興亡》等書私下流傳。從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中期，我認真通讀了《魯迅全集》和幾種馬列經(jīng)典。魯迅對社會、人生的深刻剖析，對歷史、文化的獨創(chuàng)見解，以及無與倫比的犀利文筆，都于我恩澤久遠。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法蘭西內(nèi)戰(zhàn)》《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提供了歷史辯證法的生動范本，并使我開始受到理論思維訓練，又對哲學及哲學史發(fā)生興趣。黑格爾把哲學比喻為密納發(fā)的貓頭鷹，黃昏時方起飛。對一個民族來說是這樣，對一個人來說也大抵如此。就我而言，最先發(fā)生興趣的是文學，緊隨的是史學，以后才是哲學。然而這只貓頭鷹給人的教益深刻。如果說，文學提供的是形象，史學提供的是事實，哲學則昭示著規(guī)律。

70 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選擇專業(yè)的機會。少年時的作家夢這時早已淡化，因為自知形象思維非己所長；而哲學固然有誘惑力，但玄虛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決計以冷熱適度、虛實相濟的歷史研究為業(yè)，步龍門扶風后塵，跨入史學之門。由于目睹近 30 年的史學偏于政治史和經(jīng)濟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己對文、史、哲均有涉獵，又稍長于綜合，便選擇總攬諸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史為自己的專攻——那時尚在全國性的“文化熱”興起以前三四年。此外，自己既為鄂籍，自 80 年代初開始擔任湖北省地方志副總纂和武漢市地方志副總纂，于湖北及武漢史志責無旁貸，于是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以辛亥武昌首義史和張之洞為主要研究對象。文化史與地方史便成為我習史、治史的一體兩翼，并有助于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

今日回首反顧，早年的泛覽、青年的庭訓、中年的抉擇，歷歷在目。正是這一切，使我走過一段并不完善卻又趣味盎然的學史、研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