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

出一本匯集22個話題的集子，是我先前沒有想到的。話題常是應時而作，為報刊而設(shè)。而出集子，把這些在各自話語情境里東游西蕩的板塊，結(jié)集成一幅有“完整”感的文學地圖，則近乎奢侈。

再說，這年頭頗受歡迎的是那些讀來輕松有趣的文字。這一篇篇對話（含 6篇綜述），卻仿若一次次思想的歷險，記錄的既不是東拉西扯的閑談，也不是遍布八卦的趣談，而是自以為多少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的會談。雖有讓人放松之時，但更多是引人進入思索情境的緊張，即便有時說得一派天真，卻看著“一本正經(jīng)”，就算不惹人討厭，也是不怎么討喜的。何況，話題當時看著應景，世易時移也就“速朽”了。如今信息爆炸，眼前的事都顧不過來，誰還會惦念那過了時的舊景呢？

然而此時，我卻欣慰于這些板塊終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欣慰于它們各自歸位后傳遞出來的那份氣象與莊嚴，也欣慰于從中感受到唯有一本集子而非單獨的一個篇章所能承載的分量和重量。而這般的欣慰，也是源于這一兩年里，我的想法有了某些變化。畢竟我做這些話題，本不是為了應景，所談也多是文學的基本問題，亦如詩人于堅所說，作家這個角色永遠必須面對的“老生常談”。說“老”也罷，道“�！币擦T，卻也可能因不合時宜的“老”與“�！保�倒像是我們看一幅歷經(jīng)時光磨洗的畫，看一遍后仍覺很可玩味，想回去再看個究竟。

再則， 2009年至2020年間發(fā)生了很多文學事件，一樹一樹看過去，猶如繁花綻放，讓人眼花繚亂，卻可曾結(jié)成多少“思想”的果實？如此，即便是微弱的思想的火光，亦當敝帚自珍。譬如帶著“微暗的火”的螢火蟲，在夏日的山間一閃一閃地飛舞，不也頗有可觀之處？這樣想來，有這么一本“文學對話錄”聊以備考，無論是于寫作者，還是于讀者，也不會是沒有意義的吧。

二

我著實被意義難住了。因為自覺有意義，我做了一些話題。也因為覺得沒意義，舍棄了一些話題。還因為太執(zhí)著于意義，也常是提醒自己是不是換個角度看問題，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意義。但意義的大小與有無，難道不是霧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只要我們睜了眼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嗎？

想起幾年前做的一次采訪。在收錄于前一本書《四分之三的沉默：當代文學對話錄》的那篇對話里，我問阿來，在史詩漸行漸遠的小時代里，該怎么理解史詩？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史詩是中國人的一個病。但這是為什么呢？阿來說，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路徑，他會沿著這個路徑，把自己的寫作慢慢推進。作家缺的不是什么空間，缺的是闡述的能力、表達的能力。就他而言，他不覺得文學有那么多值得大家焦慮的問題，他只知道寫一個小說，該怎么把它寫好，把它內(nèi)在的情感深度寫出來。

坦率地說，從事媒體行業(yè)多年，先后做過很多采訪，這是我不用重讀原文就能馬上回想起來的少數(shù)幾句話之一。這么說，是因為我記憶力一向不怎么好，聽過的話，說過的話，不是說忘就忘了，就是事后“過電影”才能慢慢回想起來。等想起來了，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似的問自己，我聽過這話嗎？可不是聽過嘛，怎么都忘了！但過段時間沒準兒又忘了。哪怕是采訪的時候談得特別好，但做完后，讓我想具體談了什么，有些時候怎么也想不起來。也因為這樣，偶爾回看這些年的采訪，會慶幸自己沒那么偷懶，讓它們只是像流水一樣逝去，而是化作了可以留下來慢慢回看的“紙上的行旅”。

話雖如此，阿來這個回答，卻是我不用怎么想，就能從腦海里歡天喜地蹦出來的。我還記得，面對面交流時，就有被一語擊中的感覺�？刹皇锹�，他說得簡直太有道理了！史詩是個什么問題呢？它關(guān)一字一句的寫作什么事？再往遠看，關(guān)于寫作，關(guān)于生活，關(guān)于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我們談的問題還少嗎？談來談去，于事無補，除了滿足一點說話的欲望，還能有什么意義？再進一步說，我們說這個問題、那個問題，要是活著的當下，乃至恒久的將來，都沒法解決這些問題，談來談去又有什么意義呢？

說實在的，對于這些問題我一時回答不上來，即使能答上來，也不會說得像米蘭·昆德拉那樣好。在晚年出的那本薄薄的《慶祝無意義》里，他說：“無意義，我的朋友，這是生存的本質(zhì)。它到處、永遠跟我們形影不離。”他還說，不但要把無意義認出來，還應該學習去愛它。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正讀懂了他的用意，但我能明白他提出了一個太高的要求。我們承受得起無意義嗎？它是那樣輕于鴻毛，又是那樣重如泰山。當認出無意義時，我們能大大方方地走過去，給它一個熱情的擁抱，勇敢地說出我們的愛嗎？或許我們會本能地逃避它，正如逃避虛無。如果無可回避，那何不裝傻當它有意義呢？

我是太執(zhí)著于意義了。意義之有無，可有什么衡量的標準？其實還是取決于我們的主觀看法。我們可以從實用主義的層面來愛意義，因為這個有意義，會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至于玄之又玄的抽象層面的意義，比如那些來無影去無蹤的思想，如果說它有意義，那也只是無意義之意義。去他的愛吧。但倘是以唯物辯證法否定之否定論，在無意義的煉獄里淬煉過的意義，會不會更有意義？如此說來，昆德拉說的慶祝無意義，或許是慶祝無意義之意義。

三

因此之故，即便史詩就像阿來說的“是中國人的一個病”，就算開出個病相報告，于寫作亦無什么意義。這本集子的第七章，卻還是談了被“無意義”的史詩。那是不是說，我們明知無意義，也要制造無意義？

細一琢磨，這個意義與無意義還得兩說。我自然贊同談論史詩這個概念是沒什么意義的，卻不認為談論這個話題沒意義。因為寫史詩，恰恰要求作家必須得有闡述的能力、表達的能力，還有那種內(nèi)在的情感深度。對史詩的追問，恰恰是對寫作終究要面對的基本問題的追問。只是我們很多時候停留于泛泛而問，或不加判斷與辨析就對寫作者發(fā)出責難：

你生活在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里，怎么就寫不出史詩？我們確乎很少進一步追問：我們的史詩訴求里，到底隱含了什么？

但這樣的追問又有什么意義？你追問來追問去，能得出什么確定的結(jié)論嗎？你談論的這個那個問題，對寫作與閱讀能有什么具體的指導嗎？坦率地說，我沒法回答這樣的問題，要得到具體的指導，我們該去讀經(jīng)典作家的傳記、自傳，還有他們傳授寫作經(jīng)驗的“寫作課”，再不濟讀讀由美國傳入的、眼下頗為熱門的“創(chuàng)意寫作課”，或是由一些高�；虿块T編寫的“寫作指導課”。這些書會告訴你，托爾斯泰只在早晨寫作；雨果常常叫仆人把他的衣服偷去，好讓他不能外出，只好待在家里繼續(xù)寫作；巴爾扎克在寫作時總會大量地喝咖啡，并且不加牛奶和糖。這些書也會告訴你，海明威總是在小說里把形容詞刪得精光；福樓拜會在房間里大聲朗讀，聆聽寫下的文字是否像音樂一樣清澈美好；福克納和馬爾克斯懷有一個共同的愿望：在妓院里寫作，上午寂靜無聲，入夜歡聲笑語。

我不否認讀讀這些是有用的，至少是一種激勵，還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我不以為知道這些，就能指導我們的寫作與閱讀。說白了，寫作也好，閱讀也好，更重要的是自己去體會，去領(lǐng)悟，沒有人能幫得了你，你只有找到屬于你自己的方式。相比而言，一些看似抽象的思想或觀念，卻可能實實在在地影響我們的寫作與閱讀。比如，余華曾談到自己曾被辛格的哥哥對辛格的一句教導深深吸引：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我也不確定陳忠實的寫作，是不是受了“人間喜劇”的影響，但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被鄭重其事寫在了《白鹿原》的扉頁上。

如此看來，相比看似神通的寫作秘籍，我對談論“事實與看法”“小說與秘史”等，抱有更多的好感。雖然這樣的談論，最后往往得不出什么結(jié)論。雖然明知在眼下講求實際的時代里，人們最感興趣的是最后有確定答案，哪怕是欺騙性的答案或結(jié)論，而不是那些“在路上”的談論，但我還是偏好難有什么結(jié)論的談論。我總感覺， 20世紀90年代李澤厚先生提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學問與思想的大異其趣。在我的感覺里，學問偏重“術(shù)”，學問家可以端坐于書齋，為著某一個專業(yè)領(lǐng)域，依照某種程序，得出安全可靠的結(jié)論，并很可能會得到及時的現(xiàn)世的回報。而思想偏重“道”，思想家須走出孤島，走向更為廣闊的公共場域，而對現(xiàn)實的介入與干預，對既定事實的反思與思考，很可能非但得不到什么現(xiàn)實的好處，還會陷自己于危險與不安的境地。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 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至今依然有值得讓人懷念的理由，雖然此后整個思想界、學術(shù)界的發(fā)展，似乎只是印證了參與者的一派天真與一廂情愿。反觀如今普遍的世故，天真實在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zhì)。思想的本質(zhì)，固然是為了讓我們變得深奧，但也是為了恢復人類的天真。天真的人，才會無窮無盡地追問關(guān)于這個世界的真理�？刹皇菃�？王安憶形容汪曾祺說“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博爾赫斯贊賞不容于世而歷經(jīng)滄桑的王爾德，道他身上有一種“不可摧毀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