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江人宋子皋晚年時，常常到村寨去拾糞，培育芒果樹苗，無償送給鄰居們栽種，希望周圍的人永遠有吃不完的芒果。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爾說：“詩人是商品時代苦苦堅持贈送禮品的人。”從這個角度觀察，宋子皋無疑是一位詩人，他所寫的《勐勐土司世系》也無疑是一部家譜式的史詩：寫史或者虛構(gòu)，他都只是為了將時間塵封的美妙、訓誡和法度，連同他內(nèi)心豐盈的自南與愛，一并作為“芒果苗”或者商品時代的“禮品”，贈送給后來者中間那些有閱讀愿望的、懷舊的人。

　　寫作《茶宮殿——雙江普洱茶記》一書，我明顯受到了《勐勐土司世系》的影響——陳述事件不是為了讓所寫的事件趨于完美，而是要無限接近不可能完美的事件，滿懷善意地去尋找其中那些具有完美性質(zhì)的閃光成分，用它們來建構(gòu)超越了事件本身的精神居所。我們所譜寫的茶文化史和茶人心靈史，大抵都是借茶輕世、輕身，繼而將自己導人禪思、通靈、自慰的無我境界，追求肉身成道，飛升，自在，但對普洱茶來說，這種文化方向和化已化人的方法論，我一直覺得它們未必是合身的，顯得輕佻、虛化，過于戲劇性。它們不但不可能將我們引向妥帖的“精神居所”，反而會因為世事的怪力亂神而將我們和普洱茶引向遠海中的孤島，去無所去，歸無所歸。所以，多年來我更樂意將普洱茶文化從傳統(tǒng)的“茶文化”中單列出來，花費不少的心力與蠻力，在瀾滄江兩岸的茶山中不停地求證普洱茶與布朗族和拉祜族等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神奇關(guān)系——包括經(jīng)他們之手所搭建起來的那條茶樹與神靈之間秘密存在的神話走廊。人、神、茶在山水教堂中所形成的“三位一體”，不在高天或彼岸，是鋪在大地上的，是看得見的，是能指認和相認的，而且他們的四周遍布著史詩、戰(zhàn)亂、逃亡和哀求，輕盈、自洽、悅己的那一部分茶水哲學往往被一再地刪減，占比通常小于零，需要樸素的語言及物的審美觀和自然的思想邏輯去發(fā)現(xiàn)、建設(shè)，另起青峰，自成廟堂。與不少一襲白衣在干山之上問茶的人有別，我很難把時間迷宮里的人、憂郁的神靈和曠野上的茶樹分開來談論，他們的靈與靈、肉與肉早已扭結(jié)在了一塊兒，像路邊上的三面佛但又并不意味著過去、現(xiàn)在、將來，三張大臉似乎都對著過去，像丟失了經(jīng)書的白象止步于地平線。所以，關(guān)于茶山的寫作，在繼《普洱茶記》《八山記》和《茶神在山上》三書之后，我又一次將視線投向了雙江的茶山風云和茶民族命運，把“普洱茶文化”極端化地理解成一種向后看的重生的邊地文明。因為我覺得，對雙江茶乃至整個云南普洱茶體制而言，呈現(xiàn)其文化性質(zhì)的“過去”與創(chuàng)造其商業(yè)性質(zhì)的“未來”相比，兩者是同等重要的——正如冰島茶可以在短時間內(nèi)用黃金締造自己的品牌王國，但是這個王國的圍墻外面，那一座罕廷法時代修建的佛寺和佛寺周邊培育的茶樹苗是不應該被忘記的。忘記不一定是背叛，但忘記一定意味著失敬和失去。人們都知道，這些年來，普洱茶由沉寂走向復興，途中所承受的千般擠壓和構(gòu)陷，原因都是由于文化元素的缺席與脆弱，如果我們?nèi)匀幻つ康剌p文化背景和文化品質(zhì)的提升而重茶品的單向攀登，道路仍然還會遍布著風險。我把更多的筆墨投向茶山歷史而非茶品推薦，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至于有關(guān)雙江普洱茶對個體生命的影響與意義，也就是世俗茶文化的那一部分內(nèi)容，我沒有納入此書的寫作范疇，正如宋子皋先生在寫史的時候——為了強化土司王國過去時光中的美學氣質(zhì)和個人的審美愿望而省略了不少血腥的殺伐。抱歉的是，因為對雙江的歷史、茶山文化和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此書僅僅勾勒了雙江茶宮殿的一角，未能全面地呈現(xiàn)它，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填空機會。我初步認識的雙江長闊高深，它似乎已經(jīng)喚醒了我的言語、欲望和幻覺，讓我產(chǎn)生了諸多寫作探險的愿望，此書的寫作我視其為開始而不是結(jié)束。

　　當然，此書的寫作，難言是為了向人贈送“芒果苗”或“禮品”，反而是我承恩頗多——參考了《勐勐土司世系》《雙江縣志》《雙江文史資料·傣族專輯》《雙江傣族簡史》《雙江地名志》《茶祖居住的地方一一云南雙江》《雙江拉祜族歷史與文化》《雙江布朗族文化大辭典》等書籍，特向其作者們致敬、致謝！同時馬健雄、俸春華、陶玉明和虞富蓮諸位先生的文章對我的寫作提供了極大的資料性和觀念性幫助，在此一并致謝！本書開篇的四幅茶山圖片由吳永達先生攝影，為本書增色不少，特向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