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是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倫敦謝菲德公園的一處地下室公寓里開始寫《浮世畫家》的。那年我二十六歲。我的第一部小說《遠山淡影》即將付印，但當時我并沒有明確的理由相信自己會成為一名專職作家。

那年夏天，我和洛娜回到倫敦（此前我們一直住在加的夫），在大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沒有住所。幾年之前，我們倆都是一個松散的關(guān)系網(wǎng)的成員，這個關(guān)系網(wǎng)里的人年輕、左傾、另類，住在拉德布羅克叢林和哈默史密斯附近的臨時住房里，從事慈善工作或組織各種活動。那年夏天，我們就這樣來到這座城市，無憂無慮，相信在自己找到合適的房子之前，肯定能跟別人暫時合住，現(xiàn)在想來那種自信真是挺奇怪的。還好，并沒有什么事情來挑戰(zhàn)我們的自信，我們很快就在喧鬧繁華的金販道附近找到了一小間出租的地下室。

公寓旁邊是當時尚屬尖端科技的維京唱片公司的錄音棚，我們經(jīng)常看見毛發(fā)濃密的大漢，搬著器材在那座沒有窗戶、墻壁五顏六色的樓房里進進出出。但是樓房的隔音效果堪稱典范，當我背對小小的后花園，坐在我們的小餐桌旁時，我感到這種寫作環(huán)境再理想不過了。

洛娜通勤的時間比我長得多。她在劉易舍姆找到一份地方政府的社會服務(wù)工作，在城市的另一邊上班。我的工作地點就在一箭之遙我成了倫敦西區(qū)古利奈人組織的移民工作者，這是一個深受好評的組織，致力于幫助無家可歸的人。為了公平起見，我們倆制定了一個協(xié)議：每天早晨同時起床，洛娜出門的時候，我準時坐在桌旁，準備完成每天九十分鐘的清晨寫作，然后再去上班。

許多從事著挑戰(zhàn)性工作的作家，都創(chuàng)作出了超凡的杰作。然而我總是無法一心二用，這說來可悲，甚至有點病態(tài)，那幾個星期，我坐在餐桌旁試圖寫作，陽光一點點地灑進地下室，那是我對于業(yè)余寫作所做的唯一嘗試。這種嘗試不能說完全成功。我發(fā)現(xiàn)自己盯著空白的稿紙，拼命克制著想去睡個回籠覺的沖動。（白天的工作很快變得緊張起來，經(jīng)常不得不加班到深夜。）洛娜堅持讓我吃一頓古怪的早餐開始新的一天，早餐由可怕的粗纖維構(gòu)成，再撒上酵母和麥芽粉這種絕密配方，吃得我有時在椅子里直不起腰來，但她的做法于事無補。盡管如此，在那些早晨的寫作中，《浮世畫家》的核心故事框架和中心前提在我腦海里差不多完全成型了。我把它寫成一個十五頁的短篇小說（后由格蘭塔出版社出版，書名是《戰(zhàn)后之夏》）。我寫這個短篇的時候，心里就清楚地知道，我需要一個龐大和復(fù)雜得多的結(jié)構(gòu)，來把我已經(jīng)在想象中看見并受其誘惑的想法，融入小說之中。后來因為工作所迫，我的清晨寫作計劃徹底中斷了。

直到一九八二年的冬天，我才認真地重拾《浮世畫家》的創(chuàng)作。那時《遠山淡影》已經(jīng)出版，它作為第一部小說，自然引起了各種爭議。這本書被美國和好幾個非英語國家引進出版，并使我登上了次年春天揭曉的格蘭塔出版社20位最優(yōu)秀的英國年輕小說家榜單。我的寫作事業(yè)似乎仍然不太穩(wěn)定，但現(xiàn)在我有理由放開手腳了，于是我辭掉了古利奈人組織的工作，成了一名專職作家。

我們搬到了倫敦的東南部，住在一座高高的維多利亞風(fēng)格房屋的頂層，那里位于上西德漢姆地區(qū)，環(huán)境幽靜。我們的廚房沒有水池，因此不得不把臟盤子都堆在一個舊的活動茶幾上，
推到衛(wèi)生間里去。不過，這里離洛娜上班的地方很近，我們不必把鬧鐘設(shè)得那么早了�？膳碌呐浞皆绮鸵餐Ｖ沽�。這座房子的主人是邁克爾和莉諾馬歇爾，他們六十出頭，是一對可愛的老夫婦，住在樓下。很快我們就養(yǎng)成一個習(xí)慣：在上了一天班之后聚集在他們的廚房（那里有水池），跟他們一起喝茶，吃美味的花式蛋糕，輕松地閑聊，我們經(jīng)常聊的有趣話題是圖書、政治、板球、廣告業(yè)，以及英國人的怪癖。（幾年之后，莉諾不幸猝死，我把《長日將盡》這本書獻給了她。）差不多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得到了即將推出的四頻道給我的工作機會，說起來，正是我作為一名電視劇編劇的經(jīng)歷（我最終有兩部單集電視劇在那個頻道播出）對我《浮世畫家》的寫作產(chǎn)生了巨大的，也可以說是逆向的影響。

我發(fā)現(xiàn)自己近乎癡迷地拿我的劇本特別是對話加舞臺提示部分跟我已經(jīng)出版的小說中的章節(jié)做對比，并且問我自己：我的小說跟我的劇本有很大不同嗎？厚厚的一部《遠山淡影》，在我看來跟一個劇本那么類似對話，接著是舞臺提示，接著又是對話。我開始感到沮喪。如果一部小說所提供的體驗，跟觀眾打開電視所獲得的沒有什么差別，那為什么還要寫小說呢？小說作為一種形式，如果不能提供某種獨一無二的、其他形式無法替代的東西，那么它在電影和電視的巨大沖擊下還有什么生存希望呢？（我必須指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當代小說的境遇似乎比今天不景氣得多。）我在謝菲德公園奮力寫作的那些早晨，
對自己想寫的故事有著清晰的想法。但是如今在西德漢姆，我卻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實驗期，嘗試著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講述那個故事。我打定主意，我的新小說絕不是一個散文體的劇本。那么它會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