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體問題
十七世紀，艾薩克牛頓發(fā)現的萬有引力定律指出，兩個物體之間的引力與其質量的乘積成正比，與兩者間直線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實際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于任意兩個物體，比如地球和月亮，它們之間固定路徑的測量只有一個解，而這個解就取決于物體自身的大小以及兩者之間的距離。眾所周知，這類二體問題的解既簡單又完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

然而，假使在該系統(tǒng)中哪怕再增加一個物體，相應的解便不再唯一了。事實上，三個或三個以上物體的最佳解，只能是個近視值。即便用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來求解，我們也只能把這個近視值做到非常精確而已。譬如說，要計算阿波羅號飛船從佛羅里達東岸到月球靜海的運行軌道，由于要考慮地球、月球、太陽以及飛船本身的質量（毋庸說其他行星、彗星、恒星等所施加的細微影響），這樣的計算就比測量毛氈桌面上的十幾個桌球的運動軌跡要難得多。所以說，能得到近似解就已經令人相當滿意了。

從數量上來看，將古典時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轉化為中世紀歐洲的力量，是遠多于阿波羅 11 號飛船所承受的引力的。因此，從某些方面來說，任何試圖精確說明其中的作用力的史書，都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這里所謂的力量包括（排名不分先后）：地中海及周邊地區(qū)的地理與氣候狀況；羅馬帝國從意大利本土到小亞細亞的東遷；帝國東移引發(fā)的以哥特人為主的大量人口西遷，即從黑海地區(qū)遷往意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島；西遷民眾與后續(xù)涌進遷入地的來自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弓箭手之間的沖突（他們的出現帶來了一系列的軍事革新，直接催生了歐洲中世紀的裝甲配鐙騎兵）。此外，還有一些同樣重要的、直接影響地中海民眾思想的作用力，包括：數百年來不斷完善的柏拉圖哲學，尤其是該哲學在晚古時期的新發(fā)展，即新柏拉圖主義；彌賽亞基督教和注定會與之俱來的教義爭端；以及在這兩個傳統(tǒng)上創(chuàng)立的、頗具影響力的教育機制的發(fā)展，包括從中走出來擔任政府高官的學生們。

還有些作用力是由個人施加的：戴克里先進行了軍事改革，君士坦丁奉基督教為國教，庫思老阿努希爾萬（意為不朽的靈魂）大帝重振了波斯帝國及其國教祆教，所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另有一些作用力以最不可思議的方式施加了影響，比如從中國竊取繅絲秘術的影響之一便是羅馬和波斯帝國都放開了對阿拉伯半島的掌控。它們離開半島十年之后，世界上最后一個一神教的創(chuàng)立者在麥加誕生，他的軍隊也將摧毀波斯帝國并征服羅馬帝國的大部分疆域。

二體系統(tǒng)，或者至少可以說，在僅包含兩個帶有明顯引力的物體的系統(tǒng)中，任一物體的軌道路徑都是規(guī)則的橢圓形。因此，如果知道某個物體在某一特定時刻的位置與速度，便可以得出該物體在隨后任意時刻的位置。而三體問題（也可以叫它三千體問題）就是另一碼事了。就像在六世紀的地中海地區(qū)這個三千體系統(tǒng)中，給定兩個具體的時刻，其一是羅馬與波斯帝國、柏拉圖與基督、雅典與耶路撒冷主宰下的世界；其二是伊斯蘭和基督教世界、穆罕默德與阿奎那、巴格達與科隆主導下的世界。即便我們知道某個特定物體在這兩個時刻的狀態(tài)，也很難說明該物體從其中一個時刻過渡到另一個時刻的活動路徑是怎樣的。

雖然我們無法精確地回溯這段歷史過程，但有些近似值的準確度還是會高于其他值的，否則修史這種事便沒有意義了。我們不必爭論是否有某個單一的事件催生了歐洲民族國家，亦能認識到這些國家的構建時刻值得我們去認真審視。這一時刻所謂承前啟后，指的就是這樣的時刻了從歷史角度來說，對應的應該就是在描繪古典世界的書籍中，最后一章所說的那個世紀；或者反之，在講述中世紀世界的史書中，寫在第一章的那個時刻。就在這個世紀、這一時刻，最后一位名副其實的羅馬大帝開始了收復意大利、西班牙與北非地區(qū)的霸業(yè)；他全力調和基督教主教管區(qū)內的教會分裂活動；他利用東、西地中海世界輝煌成就中的美學造詣和智慧資本，構造出了世上最偉大的建筑和法律體系。

也就在這一時刻，在這位皇帝的宏圖偉業(yè)登峰造極、如日中天的時刻，世界卻遭遇了歷史上的第一場大流行病。

當然，時間上的巧合并不能證明是大流行病導致了羅馬的衰落或歐洲的誕生；如上所述，三千體問題的不確定性使得這種論調在根本上就站不住腳。然而，查士丁尼大瘟疫這場以皇帝之名稱呼的大流行病確實帶走了至少兩千五百萬人的生命；它使得城市人口的數量銳減。就在查士丁尼的軍隊已將地中海西部地區(qū)的疆土收歸皇權控制之際，就在短短數十年后，穆罕默德的信眾便將涌出阿拉伯半島，攻占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利比亞、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西班牙之際，這場瘟疫卻降低了幾代人的出生率。因此，如果想要描繪現代歐洲的發(fā)展道路，卻又否認查士丁尼大帝和這場瘟疫的影響，這種做法就好比要向土衛(wèi)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而又無視木星的引力影響（專業(yè)術語稱作攝動）一樣，其難度可想而知。

天文學家早已證明了引力攝動是非常有用的東西，其中最著名的例證發(fā)生在 1846 年。當時，人們就把可見行星天王星的軌道震顫歸因為不可見行星冥王星的引力質量的影響。在人類歷史領域，情況也如出一轍。假如在相同的時間點上，存在著兩個歷史境地相似的國家，但這兩個國家之后的發(fā)展道路卻又大相徑庭，那么這種情形的出現，就值得我們去探索那些影響巨大而又尚不明晰的引力質量。請諸位試想曾經的羅馬與中國。

公元前 221 年與公元前 31 年，秦始皇和奧古斯都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創(chuàng)建了兩大帝國。到公元四世紀時，這兩大帝國都處于長期的分裂狀態(tài)，面臨著所謂的蠻夷侵擾；帝國的疆域、財富乃至正統(tǒng)性等方面，都遭受了嚴重的削弱。迫于嚴峻的形勢，兩大帝國的統(tǒng)治者都在公元六世紀時不約而同地展開了規(guī)劃完備的失地收復運動。

當然，上述帝國的兩位皇帝也都做到了，至少在最初的階段都取得了成功。中國這邊，兩百年前一度落入蠻夷之手的中國北方地區(qū)，即史學家所謂的十六國，再次回歸到隋文帝楊堅的中央皇權統(tǒng)治之下。相對應地，查士丁尼大帝也從小亞細亞半島上的首都，這個看似不可能統(tǒng)攝時稱羅馬帝國的地方起師動眾，先后擊敗了汪達爾人、東哥特人與西哥特人，奪回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地區(qū)。

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重歸一統(tǒng)的大戲，雖說前幾幕頗為相似，但收場卻相差甚遠。承襲楊隋政權的大唐帝國，直到公元十世紀時，都統(tǒng)治著中國的全幅疆域。而在相同的歷史階段里，查士丁尼的繼任者們不但無法維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皇權統(tǒng)治，同時也失去了對埃及、敘利亞、巴爾干半島、北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管控。大唐帝王統(tǒng)轄的是中國全境，而徒有其名的羅馬帝國皇帝，卻只宰治著希臘和君士坦丁堡而已。如今，歐洲諸國憑借著科技與軍事上面的抱負，取代了超級強國羅馬帝國，統(tǒng)管著這片區(qū)域。

為什么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成幾個語言不同的王國？當然，從地理區(qū)域、科技發(fā)展、宗教歷史方面來看，中歐之間的差異不啻天淵。其中，大部分的差異都遠遠超出了本書的范圍。在羅馬分裂與中國統(tǒng)一的時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最簡單的解釋便是伊斯蘭哈里發(fā)政權的崛起，迫使基督教世界（也即當時的歐洲）不得不與之劃清界限。（不過，據傳亨利路易斯孟肯曾說過：每一個復雜的問題，都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這是錯誤的認知。）但即便面對前途無量的強大敵人，也不足以讓歐洲團結統(tǒng)一起來，更無法阻止西班牙、英國與法國尋求各自獨立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說，致使各國割裂獨立的力量一定是更加強大的。由此，我們顯然能夠推出，共同的主權比共同的敵人更能有效地促進統(tǒng)一；而那個共同主權，也即羅馬帝國的缺失，便會導致歐洲各地依照自身的本土特征而非統(tǒng)一的整體特征來界定自己。

這種自我界定的做法一直延續(xù)到了現在。如今，被稱為歐洲的現代政治實體正在嘗試建立通行整片大陸的法律憲章（但是截至本書撰寫之時，這種嘗試仍舊收效甚微）。所以說，這種政治實體和地理概念一樣，都是想象的產物。事實上，政治實體的想象程度更高；歐洲的地理疆域始終困擾著希羅多德以來的歷史學家。在對查士丁尼王朝所做的歷史記錄之中，普羅科匹厄斯曾經嘗試在至少三個不同的地方，用地理邊界來定義歐洲的疆域……但他也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在劃定其東部邊界時遭遇了挫折。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來說，以直布羅陀海峽為界，劃分歐洲與非洲（普羅科匹厄斯稱其為利比亞）的做法，顯然是可以接受的。而以尼羅河作為非洲和亞洲的界河，至少也能算有理有據（雖說埃及人數千年來一直在河流兩岸生活的情況使得這種劃分方式顯得多少有些問題）。但是，無論從地理還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想要設定歐洲與亞洲的分界線都是頗為棘手的；普羅科匹厄斯選擇的界線是兩條注入黑海的河流：塔納伊斯河（頓河）與法希斯河（里奧尼河）。之所以會選擇法希斯河，不僅是因為這條河流的地形，還因為它出現在最早的歐亞沖突的神話當中。這個神話就是特洛伊戰(zhàn)爭的序章，即伊阿宋王子尋找金羊毛的故事。如今那些竭力爭取機會，想將土耳其和烏克蘭并入歐盟的政府官員們，不過是蕭規(guī)曹隨，效法那些去世了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學家而已。

即便是對普羅科匹厄斯及其同時代的人而言，千年以來，歐羅巴洲都是一個含糊的概念。歐羅巴一詞最早出自神話：歐羅巴公主住在其父統(tǒng)轄的蘇爾王國，宙斯將她從家中擄走后，便在歐洲大陸的海岸邊強暴并拋棄了她。（在希羅多德的筆下，綁架歐羅巴公主的則是克里特島的商人，他們想把她獻給國王阿斯忒里俄斯。）后來更有神話將歐洲定義為一個與亞洲人發(fā)生武裝沖突的民族，在維吉爾的史詩中，這些沖突始于溫泉關，以埃涅阿斯離開亞洲建立羅馬為高潮，而他所建立的羅馬反過來又促進了歐洲的形成。

神話里的歐洲和希臘羅馬世界中的歐洲，指的都是地中海區(qū)域。在費爾南布羅代爾、黑格爾和亨利皮雷納等歷史學家看來，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亨利還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書中最先提出，古典時代的終結，是以七世紀的伊斯蘭入侵為標志的……他所謂的入侵，便是本書所述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后果。如今回溯起來，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時，一個地中海超級大國經歷長達千年的轉變，轉化為北歐洲民族國家群的過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在自己的國界內至高無上，享有所謂的主權，因其地理、語言和共同的血統(tǒng)而有別于他國這種政治實體的概念，差不多算得是歐洲獨創(chuàng)了。但是，只要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政治結構是羅馬帝國，那么這種民族國家就不會（也不可能）形成，因為其成員資格并不取決于出生地或生身父母，而是取決于該國是否臣服于羅馬帝國的權威和法律。

將羅馬與歐洲聯(lián)系起來的線索有千百條之多，而本書便旨在描寫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嘗試用這些連接著歐洲與其羅馬帝國前身的線索，編織出一幅掛毯，藉此再現特定的歷史時刻下的情景。本書中的有些線索是說技術的，有些是說軍事的，有些是說地理的。它們涵蓋了進化微生物學、建筑學、動物生態(tài)學、法學、神學，甚至是商業(yè)領域。我們沿循這些線索中的任何一條，都能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

然而，沿循這些線索要比整理、編織它們輕松得多。在我看來，任何歷史記載的目標都是為了呈現一幅包含著已知與未知內容的圖畫圖畫中所展示的時刻，既與讀者所處的時空相似，又有著根本的不同。在描述查士丁尼的世界時，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得考慮影響晚期羅馬帝國的力量（人口與氣候等客觀情況，從軍事到思想上的創(chuàng)新等人為因素），還要考慮晚期帝國對承襲它的歐洲國家所施加的力量。想要客觀公正地分析好這兩種力量，我們就得理解查士丁尼出生時的歷史環(huán)境，了解他留給后世的遺產，以及他的一生當中所經歷的傳奇與偶發(fā)事件。

為詮釋好相應的內容，本書在結構上分為四個部分，作為編織掛毯的經紗與緯紗。第一部分名為皇帝，講述的是當時新定的基督教帝國從羅馬東遷至君士坦丁堡，進而導致了蠻族的西遷。這兩場遷徙均以巴爾干半島為中心，而這座半島便是君士坦丁大帝、戴克里先與查士丁尼的出生地。第二部分：榮耀，描寫了查士丁尼的勝利及其對中世紀歐洲國家、法律、建筑的影響，以此說明查士丁尼作為征服者、法學家與建設者所做的貢獻。第三部分：細菌，帶出了晚古時期的這場大戲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腺鼠疫，并介紹了該瘟疫的演變和駭人影響。第四部分：大流行病，追蹤了瘟疫的蔓延路徑，描寫了其在波斯、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傳播情形，同時還用相當的筆墨介紹了瘟疫雖未出現但仍深受其害的地方：中國和阿拉伯半島。

本書始于這樣一個信念：在每位受教育者的知識體系中占據相當部分的歐洲歷史，是一部偶發(fā)性的、會視情況而變的歷史，它是有可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走向的。在本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筆者所了解到的任何內容都沒有準確地闡釋出這些可能的走向會把歐洲帶往何處，但卻從中學到了新的一課，那就是我們應當換個角度去審視歐洲出現之前的羅馬帝國。尤其是查士丁尼的統(tǒng)治，更是展現了羅馬在用兵與治國方面的天才；或許從教育層面來說，這段歷史還是一個鮮活的實例，展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力量所取得的軍事勝利，如何被地方叛亂所瓦解。但在某種意義上，羅馬帝國最令人欽佩的品質卻出人意料，那便是：羅馬的開放性。

回溯歷史，我們發(fā)現羅馬是一個社會流動性很高的地方，就這一點來說，并沒有什么值得驚訝的。在本書所描寫的時段，羅馬帝國的統(tǒng)治者是一位農民出身的皇帝與一位曾經淪落風塵的皇后，兩人都沒到過羅馬，甚至連意大利也沒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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