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參考了很多史料, 既豐富又嚴謹。取材主要是中學歷史、語文教材涉及的歷史人物和事件, 閱讀后對于人物的了解更為立體化, 對于事件的把握更完整清晰, 可貫通課堂所學內(nèi)容, 補充、豐富學生的中國古代史和文言文知識, 開闊中學生的視野。
從公元前233年秦國攻打韓國到公元前221年齊國滅亡,秦國剿滅六國只用了區(qū)區(qū)十余年時間。當然,這是建立在秦國從孝公以來數(shù)代國君兩百余年的艱苦經(jīng)營基礎上的。然而秦國平均兩年多就滅一個國家,其速度之快,進展之猛仍然是令人咋舌的。至此,周朝的分封局面已成為歷史,而大一統(tǒng)的巨大王國成為了以后所有統(tǒng)治者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標。
司馬遷在遭受了腐刑之后,徹底對高高在上的王權(quán)失去了信心,他堅定地相信,真正永恒的價值不是未央宮高高的臺階之上的龍顏大悅,也不在高官們佩戴印綬的意氣揚揚,更不是任安勸告自己的所謂處事謹慎推賢進士,而是超越自己生命,乃至于超越自己所處時代的永恒與不朽。
本冊是整套書的第一冊,其內(nèi)容從百家爭鳴起,到漢成帝執(zhí)政結(jié)束,
講述了百家爭鳴、三家分晉、荊軻刺秦、秦統(tǒng)一中國、楚漢爭霸、劉長
造反、七國之亂、武帝擊匈奴、巫蠱之禍、霍光專權(quán)等歷史事件,以及
孔子、莊子、聶政、慶忌、荊軻、項羽、劉邦、周亞夫、李廣、衛(wèi)青、
霍去病、霍光、趙飛燕、董賢等歷史人物的故事。本冊的資料主要來自:
《史記》(司馬遷撰,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1版)
《漢書》(班固撰,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
《資治通鑒》(司馬光撰,中華書局2013年12月第1版)
《通鑒紀事本末》(袁樞撰,中華書局2015年8月第1版)
《哈佛中國史·秦與漢早期中華帝國》(卜正民主編,中信出版社
2016 年10月第1版)
《劍橋中國秦漢史》(崔瑞德、魯惟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2 月第1版)
兩千年前的思想大爆炸
提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人們腦海中第一個浮現(xiàn)出來的印象可能都是無數(shù)諸侯國之間的兵荒馬亂,爾虞我詐,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霸主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提起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許多人想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叱咤風云、鞭撻宇內(nèi)的名將霸君。實際上,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還誕生出了中國最有名的思想大爆炸之一。無數(shù)思想家紛紛開宗立派,在世間傳播自己的學說,一時間呈現(xiàn)出了百家爭鳴的熱鬧態(tài)勢。而就是這樣百家爭鳴的形勢,還給后來的漢朝提出了一個大難題。
漢朝在創(chuàng)立初期,就始終被一個巨大的思想問題困擾著——憑什么做皇帝的就只能是劉家人?而不是能是張家、韓家或者是蕭家?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劉邦獨有的。因為在漢朝以前,統(tǒng)治天下的君主無一不是世襲傳承的王公貴族,人們相信DNA遠甚于相信能力水平,貴族們帶有與生俱來的威嚴與地位,由他們統(tǒng)治天下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當劉邦看到秦始皇出巡說出那句“彼可取而代之”,其實意味著他是當時內(nèi)心篤信王侯將相的確有種的百姓中為數(shù)不多的一個異類,這是他取得皇位的思想基礎,也是他當皇帝后想要極力避免的忤逆不敬的思想。
與那些顯赫的世襲諸侯相比,劉邦地痞小混混的出身顯然是不占有優(yōu)勢的,他就如同萬花叢中的那一抹綠般格外惹眼,做皇帝的正統(tǒng)性已經(jīng)低了貴族們一頭。
當然,對于老百姓來說,只要能有安穩(wěn)的生活,無論是劉家人還是李家人當皇帝都不重要。劉邦真正的威脅,還是來自那些曾經(jīng)追隨他一起南征北戰(zhàn)的將領們。這些將領都深知劉邦的底細,在老百姓眼里劉邦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但是在這些人眼里,劉邦還是那個出生于沛縣的小混混。既然劉邦這樣的布衣平民都可以白手起家,最后坐上天子之位,那么他們似乎也沒有理由不能將劉邦取而代之,更別說他們許多人的才能甚至還在劉邦之上。
于是,漢朝初年,許多劉邦分封的諸侯接連造反。當劉邦平定英布之亂時,劉邦朝著謀反的英布大聲問道:“你何苦要造反呢?”沒想到英布一點也不遮掩,厚著臉皮說道:“我就是想做皇帝罷了。”
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劉邦聽到這話后的反應怎么樣,但估計臉色也不會有多好看。英布這話傳出了更危險的信號,就是劉邦這個皇帝在一些人的眼里可能早已毫無任何威信了。既然英布開了想做皇帝的先例,那以后肯定還會有人前仆后繼地想要當皇帝。雖然劉邦費盡心思讓叔孫通制定了天子的禮儀,讓劉邦好好過了把皇帝癮,然而這對于解決劉邦所面臨的問題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性作用。甚至于,這樣無比尊貴的禮儀還會讓許多人也想過把癮,從而更加堅定將劉邦取而代之的決心。劉邦必須想辦法證明自己有著某種優(yōu)越性,來讓天下人都相信他才是命中注定的天選之子。
面對著這樣的問題,劉邦的辦法是將那些與自己異姓的諸侯王全部換成了與自己同姓的劉家人。也許是劉邦基于“血濃于水”的原則,認為自家人總是會比外人更加可信。實際上這樣只是聊以自慰,在功名利祿的誘惑下,血緣關系的羈絆根本算不上什么。
更何況在經(jīng)歷了不知道多少代后,這些所謂的同姓子弟可能只會有一個名義上的同族關系,實際上互相之間的關系八竿子都打不著了。劉邦即使再沒有文化,應該也不至于想不到這一點。因此,劉邦分封同姓王的舉動更像一個權(quán)宜之計,改造整個漢朝人民思想的大任只能留給他的子孫后代了。
在劉邦之后,漢初的皇帝們基本上都奉行了道家的黃老之術,對國家實施無為而治。只不過,這和劉邦分封同姓王的行為一樣,不過是暫時維持社會安穩(wěn)的舉動罷了。人民在生活穩(wěn)定的時候,自然不會起兵造反。但是如果社會環(huán)境動蕩,百姓還是揭竿而起的,秦朝就是前車之鑒。只有當所有人民都自發(fā)地認為劉氏是不可撼動的真命天子,才能真正實現(xiàn)對人民的長久統(tǒng)治。
又經(jīng)歷了文景兩代皇帝后,這個重任最終落到了漢武帝的肩膀上。此時中國的思想環(huán)境雖然經(jīng)過了秦朝焚書坑儒的打擊,但也在漢初清靜無為的環(huán)境中逐步復蘇。漢武帝所要做的,就是從這些學派中選出一個最符合這個最終目的的學派,將其作為整個帝國的思想標桿。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他可以有什么樣的選擇。
漢初時期,影響力最大的學派是儒、道兩家,除此之外,還有陰陽家、縱橫家、法家等諸多有名望的學派,這些學派大多發(fā)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大概是由于人類在初步建立起可以安身的文明后,便開始有了探究所處的這個世界的欲望,這段時間也正好是全人類的精神思想大爆發(fā)時期。在希臘,有蘇格拉底等人的哲學辯論;在印度,有釋迦牟尼的菩提悟道;而在中國,就有著群星璀璨的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