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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聚焦松江地區(qū), 立足江南文化, 從衣食住行、歲時節(jié)日、生老病死、祝壽嫁娶、行商游學等多方面探討松江地區(qū)文化的形態(tài)和形成這一文化的成因。本書探討的時間范圍截至新中國建立之前; 空間范圍為明清時的松江府。

前言
朱恒夫
中國由于幅員遼闊，各地的生產(chǎn)方式、地理環(huán)境、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宗族組織等的不同，造成文化上較大的差異。按文化的質(zhì)地來劃分，可以分成七大文化區(qū)域，即京都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關(guān)外文化、海派文化與江南文化。
每一個文化區(qū)域都有自己的特色，概括地說，京都文化是農(nóng)業(yè)文化的代表，它重視傳統(tǒng)，強調(diào)等級；中原區(qū)域歷來飽受戰(zhàn)亂，宗族的生活方式與管理制度常常因戰(zhàn)爭的破壞而中斷，使得該地區(qū)民眾多勇武善戰(zhàn)、不易管束；巴山蜀水因物產(chǎn)豐富，人民較少饑餓之苦，多耽于安樂，天性開朗；嶺南的百姓因土地貧瘠，生活艱難，因而食品范圍寬泛，亦多不甚留戀鄉(xiāng)土；關(guān)外地曠人稀，人們?yōu)榍笃桨才c保衛(wèi)勞動果實，相互多稱兄道弟，以抱團御敵；海派文化形成較晚，出現(xiàn)在西方列強強割沿海城市的一些地方為租界之后，如香港、廣州、澳門、廈門、寧波、上海、青島、煙臺、天津、大連以及哈爾濱等城市，這些通商口岸以商業(yè)貿(mào)易的經(jīng)濟活動為主要的生活方式，亦受西方文化浸染，漸漸呈現(xiàn)出金錢至上、契約必守的文化形態(tài)。
而江南文化與這些區(qū)域的文化相比，特色更為鮮明。
江南，字面意義為江之南面，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長江以南。它的范疇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在六朝之前，江南指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嶺、武夷山脈以北，即之湘贛浙滬全境與鄂皖蘇長江以南地區(qū)。
我們所熟知的“江東”與“江西”的區(qū)域概念，早期都涵蓋在“江南”之中。因長江在安徽境內(nèi)向東北方向斜流，而以此段江為界確定東西和左右。江東指安徽蕪湖以下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qū)，即今蘇南、浙江北部及皖南部分地區(qū)以及今江西贛東北的地方；江西則是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區(qū)——所謂吳頭楚尾，粵戶閩庭。項羽兵敗，臨江而不肯過，言道：“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江東”“江西”的概念即為此。唐宋時，人們將“江南”的區(qū)域縮小至皖南、蘇南和浙江的杭嘉湖地區(qū)，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中之“江南”就是此概念。近代以來，則縮小到長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指長江和錢塘江在入海處沖積而成的三角洲平原，包括江蘇省東南部和上海市、浙江省東北部，面積約５萬平方千米。
但是，上述的是江南的地理區(qū)域概念，它和江南的文化區(qū)域概念不一樣。以人們約定俗成的江南文化區(qū)域概念而論，除了長江三角洲外，還包括南京、揚州、南通、寧波等地。揚州、南通雖然在長江之北，但是，它們在文化特質(zhì)方面和江南的核心區(qū)域蘇州幾無不同。揚州的園林近似于蘇州的園林，蘇州的昆曲在揚州有很大的市場，揚州的手工藝品和蘇州的手工藝品是同樣的風格，故從古到今，人們都把揚州看作“江南”。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很明確地將揚州認作江南。清代詞人納蘭容若在其《憶江南》中，也是視揚州為江南的：“江南好，佳麗數(shù)維揚。自是瓊花偏得月，那應(yīng)金粉不兼香，誰與話清涼？”南通原是海涂，成陸較晚，它的大多數(shù)人是從江南遷移過來的，所以，南通許多人說吳語、唱吳歌、行吳俗，食品更是與吳地無異，因此，南通應(yīng)劃入江南文化區(qū)域。可以這樣說，劃分文化區(qū)域的標準，不在于地理、方言，而在于有相同的生產(chǎn)方式、相同的風俗、相同的生活習慣、相同的人生理想、相同的倫理觀念、相同的審美趣味，因為這些質(zhì)素能夠構(gòu)成有別于他地的文化特質(zhì)。
江南文化的特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積淀與演變過程后形成的。其演變的催化劑，則是不斷吸收的外來先進文化。
江南文化的根基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考古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江南的人們就大量使用耒耜來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由發(fā)掘出來的150噸之多的已經(jīng)炭化的囤積稻米來看，那時的吃飯問題就基本得到了解決。到了馬家渡與馬橋文化階段，北方山東地區(qū)的岳石文化和中原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開始融入江南的文化，江南文化主動地接收相對先進的北方文化的影響。而從周代開始，北方文化不斷地匯入江南，使得江南文化不斷前進�；仡櫵臍v程，約有六個階梯。
一是泰伯建立勾吳國家，奠定了江南文化的基礎(chǔ)。泰伯、仲雍為周太王之子，為避王室權(quán)力之爭，來到江南，建國勾吳。他們定都梅里，建筑城郭，興修水利，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使江南的文化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到了壽夢的時代，文化水平已經(jīng)相當?shù)母吡�。比如王子季札出使魯國，在欣賞了周樂之后，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絕的見識，分析了禮樂之教的深遠蘊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勢，語驚四座，使眾人為之青目。聽到《唐》，他感覺到了思接千載的陶唐氏遺風；聽到《大雅》，他在樂曲深廣的氣魄里，聽到了文王之德。當《魏》歌四起，那“大而寬，儉而易”的盟主之志，輝映著以德輔行的文德之教。季札的音樂修養(yǎng)折射出了當時江南的文化水平。
二是秦漢統(tǒng)一全國，北方文化深入江南。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滅楚。二十五年，秦將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以吳縣（今江蘇蘇州）為郡之首府�？ゎI(lǐng)春秋時的吳、越兩國之地，大致相當于今江蘇長江以南、安徽東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的地區(qū)。漢初，會稽郡又稱吳郡。由于全國大一統(tǒng)，南北文化交流暢通。西漢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將大量中原百姓遷居會稽郡。隨著北方人口的遷入，北方的文化亦洶涌而入，教育普遍開展，開始陸續(xù)出現(xiàn)影響全國的文化名人，如陸賈、嚴助、朱買臣、嚴光、王充、趙曄，等等。
三是西晉末年北方士族南遷，江南文化掀起第一次高潮�！赌鲜贰肪�72有這樣的記載：“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勝。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能夠避難南方者，大都是士紳儒士。大家所熟知的東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的“蘭亭雅集”，其參加者王羲之、謝安、謝萬、孫綽、王凝之、王徽之、王獻之等多是逃難江左的北方人。他們都是文化的精英人物，定居南方之后，自然會發(fā)揮文化的傳播與建設(shè)作用。不久，江南的文化就有了卓著的成績。我們僅以鎮(zhèn)江一地為例，就能讓人驚嘆不已。葛洪（約281—341）在煉丹的試驗中，了解到了汞和硫磺相互轉(zhuǎn)化合成硫化汞的事實，認識了鉛的化學變化特性，了解了鐵與銅鹽進行金屬置換的作用，以及煉丹與醫(yī)藥學的密切關(guān)系，為世界化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任南徐州（治今江蘇鎮(zhèn)江）從事史的祖沖之（429—500），在前輩數(shù)學家劉徽割圓術(shù)的基礎(chǔ)上，計算出圓周率的過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為8位有效數(shù)字（準確到小數(shù)點后７位數(shù)字，即 3.1415926＜π＜3.1415927），世界一千多年；他還把數(shù)學方面的成就應(yīng)用到歷法研究上，制訂出新的歷法《大明歷》。齊梁時人劉勰（約465—約532）所撰寫的《文心雕龍》，被公認為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文學理論專著，標志著文學理論這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梁武帝蕭衍的長子蕭統(tǒng)（501—531）編纂的《昭明文選》，收集了100多位文人的詩歌與文章，時間跨度有七八百年，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南朝宋劉義慶（403—444）會同門生所編纂的《世說新語》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后世影響很大，為后世戲曲、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如元代關(guān)漢卿的《玉鏡臺》、羅貫中《三國演義》中的“望梅止渴”和七步詩等，都取材于《世說新語》。梁代中葉徐陵（507—583）編成的《玉臺新詠》是繼《詩經(jīng)》《楚辭》之后又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詩歌總集，語言通俗明白，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學資料，如《孔雀東南飛》《陌上�！泛筒苤驳摹稐墜D詩》、庾信的《七夕詩》等。這一時期鎮(zhèn)江的石刻藝術(shù)在中國和世界雕塑史上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所雕刻的石獸矯健靈動，精美動人。它們給人以完美的三維空間感，無論從什么角度看，都能獲得實體感覺；整體與局部比例十分和諧，雕刻線條遒勁洗練，節(jié)奏非常明快。
四是大運河連接南北，江南文化得以追上北方文化。隋朝開鑿了大運河，使南北交通空前便捷，有力地推動了江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到了唐代，全國經(jīng)濟中心南移，江南的中心——蘇州經(jīng)濟日趨繁榮，文化也隨之發(fā)展，蘇州不僅山明水秀，物華天寶，且人才濟濟，人文薈萃，詩人李白、杜甫、張繼、杜牧、杜荀鶴等都曾駐足蘇州，韋應(yīng)物、白居易、劉禹錫等曾任職于此。蘇州本地亦出現(xiàn)了名聞全國的詩人，如崔國輔、張旭、顧況、張籍、陸龜蒙等。唐大歷十三年（778年），蘇州升為江南的雄州。據(jù)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元和時蘇州有100880戶，以唐時一戶五六人計，則蘇州人口已達50萬以上。詩人杜荀鶴在《送人游吳》的詩中描述了蘇州這樣的景象：“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xiāng)思在漁歌�！币蚪�(jīng)濟富饒，文化發(fā)達，隋唐時即有歌曲《望江南》（或稱《江南好》《憶江南》），表達了人們對江南的向往之情，代表作則是白居易作詞的《江南好》：“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五是南宋遷都杭州，使中國文化中心南移。杭州在北宋時已經(jīng)建設(shè)成了大都市，由柳永《望海潮》中的描述可以想見其繁華程度：“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北彼螠缤鲋螅Ⅰv蹕杭州，時稱為“臨安”。因成為國都，不僅北方的百姓紛紛遷移至此，南方其他地區(qū)的人也來此居住，于是，人口驟然增加，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250萬人左右。都市擴展了，形成了龐大的市民階層，而應(yīng)這一階層精神需要的市民文化便應(yīng)運而生。歌舞百戲，品種繁多，且技藝高超。據(jù)時人耐得翁《都城紀勝》一書記載，當時杭州的表演藝術(shù)極為發(fā)達，瓦舍中以說為主的有說話、小說、講史、說經(jīng)；以唱為主的有唱賺、覆賺、鼓子詞、諸宮調(diào)、陶真、涯詞、合生、商謎、小唱、嘌唱、叫聲、耍令、唱京詞、唱撥不斷、學像生、學鄉(xiāng)談、說藥等，還有踩高蹺、耍和尚、舞鮑老、胡旋舞以及相撲、幻術(shù)、傀儡戲、影戲等。南宋之初或稍前誕生于浙江溫州的戲劇，因唱南曲又名“南曲戲文”，其發(fā)展、盛行則在都城杭州，流傳下來的代表性劇目為《張協(xié)狀元》等。
六是因明清江南教育大發(fā)展，文化從此全國。從明初開始，江南除了府學、縣學之外，還有書院、社學、義塾與私塾等，學�？芍^星羅棋布，當然，蘇、錫、常、松、杭、嘉、湖的教育普及率更高一些。就是許多女性也享受著教育。清初的錢謙益編寫的《列朝詩集小傳》，在“閏集”中共收明代女性詩人123名，其中江南的才女就有40余名。清代嘉慶年間，許夔臣編輯《香咳集》，共收女詩人100名，其中江南女詩人即有20多名。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女子一定是像《紅樓夢》中的薛寶釵、林黛玉那樣的大家閨秀，其實，江南許多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在明清時一樣地讀書識字。吳江的《同里志》記載了該鎮(zhèn)許多女性詩人，其中有一人能說明江南的教育狀況：“汪玉軫，字宜秋，陳昌言室。家赤貧，夫外出五年，撐拄家務(wù)，撫養(yǎng)五兒，俱以針黼供給，而有才如此，著有《宜秋詩鈔》�！币粋€經(jīng)濟赤貧，靠給人做針線活而撫育五個兒子的家庭婦女，居然會作詩，還結(jié)集成一本詩歌著作。若她生活的地方?jīng)]有濃郁的讀書風氣，沒有能給女子提供讀書的條件，沒有寬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這種事例是不會出現(xiàn)的。女子如此，男人讀書就更沒有多少問題了。江南在明清兩代的教育成績，我們可以通過科考的狀況來了解。今據(jù)明清進士題名錄統(tǒng)計，明清兩代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首科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末科，共舉行殿試201科，外加博學鴻詞科，不計翻譯科、滿洲進士科，共錄取進士51681人，其中明代為24866人，清代為26815人，江南共考取進士7877人，占全國的15.24％，其中明代為3864人，占全國的15.54％，清代為4013人，占全國的14.97％�？傮w而言，明清兩代每7個進士，就有一個以上出自江南。這么高的比例，毫無疑問在全國獨占鰲頭。教育是文化的基石，有了的教育，自然就有先進的文化。明清的小說家至少有三分之二出自江南，而產(chǎn)生于江南的昆曲則傳播四方，雄踞劇壇達二百五十年之久。
那么，江南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呢？概括地說，有下列三點。一是認準目標，堅韌不拔。江南文化剛露出端倪時，孔子就認識到江南人有不同于北方人的性格：“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意思是南方人不憑勇力做事，對于無道之人，他們不會用以牙還牙、以惡制惡的方式回應(yīng)對方，而是以寬厚謙遜的君子之風去感化和消融對方。南方的人強在有君子之道。北方風氣剛勁，人們以兵革為床席，不怕死，以勇武之力勝人。其實，這樣的認識也不夠。江南人的秉性主體上是以柔克剛，但是也有好武斗狠的一面。先秦之時，能夠制造出精良的的地方是江南，“干將莫邪”的故事和當代出土后仍鋒利無比的越王勾踐劍就說明了這一點。如果彼時的江南人不喜舞刀弄劍，就不可能有人研制出精良的。軍事家孫武雖為北方人，但是讓他成就一番事業(yè)的卻是吳國。清軍入關(guān)之后的情形，也能說明江南人不畏死亡的品性。清軍入關(guān)之后，所向披靡，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席卷了北方，然而到了江南，卻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揚州、江陰、昆山、嘉定等地，合城軍民，誓死守城，尤其是嘉定，清軍共屠城三次，每一次被殺男女老幼都在萬人以上，但是嘉定人決不屈服。清軍所到之處，強制推行“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的剃發(fā)令，唯有江南許多士紳“頭可斷，發(fā)決不可剃”�！芭P薪嘗膽”的故事也表現(xiàn)了江南人堅忍不拔的精神：亡國之君勾踐已經(jīng)囚禁為奴，然而他能在無望中求希望，為了雪恥復國的偉大目標，作不惜一切的努力。
二是虛懷若谷，善于學習。由上述可知，一直到東晉之前，江南大部分地區(qū)仍屬蠻荒之地。之所以能夠在后來不斷地前進，就在于它有著寬廣的襟懷。江南人不因泰伯是北方人而把他視為入侵者，相反，由于他帶著先進的文化，而自覺歸附者有千萬家之多，使得他在不動刀的情況下就能夠建立起一個國家；兩宋之際，江南的民間小戲虛心向南來的汴京雜劇學習，南北演唱藝術(shù)交匯融合，孕育出了后來遍及大半個中國的“南戲”。就是近代，在西方文明來到中國時，也只有江南人迅速接納了西方的科技與文化，早開辦了西式的工業(yè)、金融業(yè)、城市服務(wù)業(yè)以及報紙、電臺等傳媒業(yè)。
三是浪漫情懷，富于想象。這從文藝作品中能體現(xiàn)出來。北方的文學作品多是生活的寫照，而江南的文學作品則多融入濃郁的情感。若將南北民歌做一比較，就一目了然。“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彪m境界開闊，音調(diào)雄壯，但也就是草原風光的白描而已。而吳歌《子夜歌》的內(nèi)容則完全不一樣：“夜長不得眠，轉(zhuǎn)側(cè)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北憩F(xiàn)了戀愛男女濃郁而痛苦的思情。南北方的戲曲劇目亦有這樣的差別。北方的劇目多表現(xiàn)帝王將相的政治生活與金戈鐵馬的戰(zhàn)爭故事，如“三國戲”、《楊家將》、《精忠記》等，而江南的則多是愛情故事，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紅樓夢》等。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江南文化的三大特色實際上就是江南人的特色。那么這些特色與江南人所在的地理環(huán)境有沒有關(guān)系呢？有的。江南地理突出之處就是水多，故稱江南為“水鄉(xiāng)”。詩人墨客吟詠江南的風光，無不表現(xiàn)其水。王安石在其《題西太一宮壁》中謂“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水造就了魚米之鄉(xiāng)，為了保衛(wèi)天堂家園，江南人敢于拼斗；水能克剛，培育了江南人“君子之強”的性格；水聯(lián)通了外部世界，使得江南人視野開闊，開拓進��；水的蕩漾流動，養(yǎng)成了江南人浪漫的情懷。松江，是江南的核心地區(qū)。春秋時，地屬吳。戰(zhàn)國初吳亡屬越，中期后屬楚。秦時屬會稽郡，東漢永建四年（129年）后，隸屬吳郡。唐天寶十載（751年），吳郡太守趙居貞奏請劃昆山南境、嘉興東境、海鹽北境，置華亭縣（華亭是歷史上由拳縣東境的一個亭，故址在今松江境內(nèi)）。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華亭縣屬嘉興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華亭縣為華亭府，領(lǐng)華亭縣。一年后，華亭府改名松江府（松江名稱以境內(nèi)有吳松江得名，原稱“淞江”，宋時稱吳松江，元時稱吳淞江，后名松江）。至元二十九年，分華亭縣東北境置上�？h，屬松江府。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分華亭、上海兩縣部分土地，建青浦縣。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分華亭縣西北部建婁縣，隸松江府。雍正二年（1724年），兩江總督查弼納以蘇、松縣大難治，奏請分縣，分華亭縣東南境白沙鄉(xiāng)和云間鄉(xiāng)建奉賢縣；分婁縣的胥浦鄉(xiāng)及華亭縣西南一部分建金山縣。次年核準，雍正四年正式分治。1912年，撤松江府，華亭、婁縣合并為華亭縣，歸江蘇省管轄。1914年，華亭縣改稱松江縣，江蘇省劃分為5個道，松江縣隸滬海道（道尹公署設(shè)于上海）。1927年，撤道，仍歸江蘇省管轄。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松江縣仍由江蘇省管轄。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松江。時蘇南行政公署設(shè)松江專區(qū)，專署駐松江，松江為其轄縣。
1953年恢復江蘇省建制后，松江專區(qū)隸江蘇省。1958年3月，江蘇省松江專區(qū)撤銷，松江縣劃歸蘇州專區(qū)。11月，松江縣劃歸上海市。1998年2月，國務(wù)院批準撤縣設(shè)區(qū)，松江縣改為上海市松江區(qū)。
松江，因其廣富林出土了新石器時代和周、漢、宋、元等時期的大量文物，被稱為“上海之根”。
松江憑借天時地利而經(jīng)濟發(fā)達、交通便利、人煙輻輳，地靈便會出人杰，自古以來，許多松江人對中華民族的政治、思想、經(jīng)濟、藝術(shù)、民俗等多方面的發(fā)展，都起過積極的推進作用，如政治家顧雍、陸遜、徐階；文學家陸機、陸云、陳繼儒、錢福、顧清；藝術(shù)家趙孟、沈度、董其昌、張南垣、張照、俞粟廬、施蟄存、程十發(fā)；能工巧匠朱克柔、黃道婆、丁娘子；學問家陶宗儀、朱舜水、陳永康；醫(yī)學家王宏翰、張又萇、夏仲芳；教育家何東、平海瀾、馬相伯；新聞出版家史量才、張?zhí)N初、陳景韓，等等。更有陳子龍、夏完淳等民族英雄，其精神光照千秋。
之松江，依然是人文薈萃之地。為弘揚“江南文化”、挖掘人文資源、推進本土文化建設(shè)，它成立了“人文松江創(chuàng)作研究院”。至目前為止，該院在陸軍先生的領(lǐng)導下，創(chuàng)作方面，已經(jīng)完成或正在進行著的是松江歷史名人題材系列劇目——《春申君》《陸機》《黃道婆》《徐階》《董其昌》的創(chuàng)演工作，有的已經(jīng)公演，社會反響熱烈；研究方面，編纂了《松江人文大辭典》《松江簡史》《松江文學史》《松江書法史》《松江繪畫史》《松江戲劇史》《松江詩歌史》等“一典六史”。本書也是“人文松江創(chuàng)作研究院”的一個項目，旨在對松江文化做專題性的研究。
可以這樣說，無論是往昔的松江，還是之松江，它都是江南文化的一個樣本，一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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