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視野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叢書:兩宋民族戰(zhàn)爭本事小說戲曲故事演變
定 價:37.8 元
- 作者:張春曉 著
- 出版時間:2013/4/1
- ISBN:9787566803962
- 出 版 社:暨南大學出版社
- 中圖法分類:I207.41
- 頁碼:244
- 紙張:膠版紙
- 版次:1
- 開本:16開
《跨文化視野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叢書:兩宋民族戰(zhàn)爭本事小說戲曲故事演變》梳理了中國劍俠小說的發(fā)展歷程,對劍俠小說的概念、劍與劍術文化、劍俠形象、情節(jié)模式與時空設置,以及自唐代至當代中國劍俠小說的演變歷程一一作了回顧和闡述,史料翔實,立論公允,為作者多年來研究武俠小說的又一力作。
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是具有歷史積淀的優(yōu)勢學科,前輩學者湯擎民、陳蘆荻、鄭孟彤、艾治平、李文初、洪柏昭、王景霓等教授對本學科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學科于1983年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2003年,由鄧喬彬教授領銜的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現(xiàn)為暨南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之一。
本學科梯隊結構合理,成員主要是30-50多歲的中青年博士,年富力強,呈現(xiàn)出年輕化、高學歷、高職稱的特點。本學科科研成果突出,近五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級項目15項,其中鄧喬彬教授、程國賦教授主持的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獲評為優(yōu)秀等級;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史》、《文學遺產(chǎn)》、《文藝理論研究》等權威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近30篇,出版學術著作10余部。
學科成員注重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視文獻學、文藝學與古代文學相結合,有意識地在文化學的視野中探討古代文學,目前已形成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詩詞學研究、儒釋道與古代文學研究、古代文學學術史研究等特色鮮明的研究方向,在學術界產(chǎn)生較大影響。
為了進一步發(fā)揮學科特色,形成團隊優(yōu)勢,體現(xiàn)學校“搭大平臺,組大團隊,拿大項目,出大成果”的發(fā)展思路,2008年,學校成立“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由程國賦教授擔任中心主任,王進駒教授擔任中心副主任。目前,中心已形成三個較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即中國古代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與文化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
張春曉,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yè),獲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曾任教于西藏大學語文系、南京大學中文系,哈佛大學東亞系}方問學者,目前執(zhí)教于暨南大學文學院。著有《東瀛悲歌》,編有《沈祖棻全集》、《大家國學·程千帆卷》。
總序
緒論
第一章 從歷史到傳奇:兩宋民族戰(zhàn)爭本事小說戲曲故事演變的基本面貌
第一節(jié) 楊家將故事的演變
第二節(jié) 狄青故事的演變
第三節(jié) 岳飛故事的演變
第二章 兩宋民族戰(zhàn)爭本事小說戲曲故事演變的基本趨勢
第一節(jié) 從民族斗爭到忠奸斗爭
第二節(jié) 從人力到神力
第三節(jié) 從男性群像到女性群像
第三章 故事演變中的民族認同意識對異族領袖形象的重塑
第一節(jié) 蕭太后
第二節(jié) 金兀術
第四章 故事演變中的民族認同意識對家庭人物關系的轉變
第一節(jié) 四郎探母故事的官方重塑和民間接受
第二節(jié) 狄青故事聯(lián)姻元素的類型化和嬗變
第五章 英雄之死:故事演變中的民族認同意識對情節(jié)主題的改造
第一節(jié) 楊令公之死
第二節(jié) 狄青之死
第三節(jié) 岳飛之死
第六章 故事演變中民族認同意識的特點及其原因
第一節(jié) 政治性要求
第二節(jié) 社會文化性要求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故事文本中的女將雖日益增多,但其姿態(tài)較前代女將的爽朗粗獷已有明顯不同,重美貌,寫多情,男女人物關系之間更多的是才子佳人的情愛口吻,故事中不過是將他們的身份轉而為武將,改換一種戀愛場所罷了。
其次是婚姻性質的變異。異族聯(lián)姻是楊家將故事中異軍突起的情節(jié)。楊家將故事的早期,即元明雜劇中只是交代四郎下落不明,直到明代小說中四郎方與遼國瓊娥公主聯(lián)姻,且將西夏黃瓊公主、百花公主相繼配予楊六郎和楊文廣。聯(lián)姻,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加速民族融合。在滿足娛樂消費之余,這種民間創(chuàng)作可以理解為:明代在結束了蒙元統(tǒng)治后,對于類同漢蒙關系的宋遼關系的民族認同,不再是從前自卑抵觸的情緒,不再是真正意義上彼此仇視的異族概念,而是以一種主動并占據(jù)上風的姿態(tài),認可通過姻親可以成為一家。男人與女人的婚姻關系,本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占有與征服。自古以來,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和親,多是將漢唐公主許配給難以征服的異邦,以為睦鄰。此際獨反其道而行,以楊家將與異族公主的頻頻聯(lián)姻標明了明代大漢族主義的自信與優(yōu)越感。
然而在楊家將小說的后半部及岳飛故事的清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雖然更多地運用了陣前招親的模式,但婚姻中的女性如竇錦姑、杜月英、鮑飛云等三女身份已經(jīng)從異族敵對力量轉為漢族土匪路霸,則其男女結親的意義業(yè)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文學中用異族婚姻形式來削弱民族矛盾的直接性,是出于對民族矛盾尚且心存憂患的轉換意識,而當婚姻的形式漸趨變成才子佳人式的多情男女,則意味著這些故事中以異族婚姻意圖弱化的民族矛盾至此已不再為人關注。在這些小說的后半部,充斥了民間的娛樂精神,繼文學用異族婚姻形式將國事轉為家事之后,再次將婚姻轉化成男歡女愛的表達,從而徹底地以民族認同意識消解了民族矛盾的文學留痕。
清代統(tǒng)治者對漢族男子強行實施剃發(fā)令,唯女子漢裝服飾不變,某種程度上女性更能完整地代表非奴性的漢族精神,此時與十二寡婦征西相關的戲劇名目突然增多,或是將民族精神更多地借助楊門女將故事在象征層面上進行演繹。女性形象集體出現(xiàn)于明清,特別是兩宋民族戰(zhàn)爭本事小說后段。女性往往以勝過男子能力的形象出現(xiàn),但在共同的故事模式中,女性形象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帶來的本質特征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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