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類犯罪辯護及代理的幾個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詐騙類犯罪在全國刑事犯罪案件中占有極高的比重，也是刑辯業(yè)務比較集中的一個罪名。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下發(fā)《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對金融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非法占有目的”對詐騙類犯罪的定罪意義幾無爭議。但是，詐騙類犯罪主觀非法占有故意的事實認定、證據(jù)規(guī)格、推定原則等實務問題仍然存在諸多爭議，引起與民事欺詐、經(jīng)濟糾紛界限不清的問題。實務中對此類爭議案件的主觀要素大量依靠刑事推定、法官的內(nèi)心確認，定罪標準混亂，引起控辯的尖銳分歧。 圍繞這一分歧，立法機關、司法解釋機關、理論界、司法和辯護實務界都有比較多的專門論述。應當肯定的是，近幾年的辯護工作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司法機關對一些確實存在疑難的爭議突出的案件的處理，態(tài)度更趨于慎重，證據(jù)規(guī)格更加嚴格，對辯護人意見的重視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無罪判決或者無罪化處理的案件大量涌現(xiàn)。筆者收集到的近五年來的合同詐騙無罪案件就逾50件，可見合同詐騙類案無罪率之高。 一、“刑民交叉”的概念問題 所謂“交叉”，一般是指方向不同的幾條線或條狀物互相穿過部分重合的間隔穿插�；�于“交叉”的書面意義，“刑民交叉”似乎是一個案件既具有刑事犯罪性質(zhì)，也具有民事糾紛性質(zhì)，在某一點或某一部分有所重合。而我們?nèi)粘Ｊ褂玫摹靶堂窠徊妗�，一般意義上是指一個案件有刑事犯罪性質(zhì)和民事糾紛性質(zhì)的定性爭議，難以界定究竟是屬于刑事犯罪，還是屬于民事糾紛。我們知道，刑事犯罪對法益侵害達到了犯罪程度，因而超出了民事爭議的范疇進入刑事犯罪的領域，已經(jīng)發(fā)生了質(zhì)變�？梢浴跋刃毯竺瘛�，可以“刑民并行”，甚至不排除“先民后刑”，但絕對不能“以民代刑”。換言之，如果一個案件屬于刑事犯罪的范疇，那么就只能在刑事犯罪的領域去研究和解讀。 二、刑、民的界分——非法占有故意的認定標準 根據(j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于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于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認定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是關鍵。 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簽訂合同時，也可以存在于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判斷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應當根據(jù)其是否符合刑法所規(guī)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缎谭ā返诙�百二十四條列舉了四種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jù)或者其他虛假的產(chǎn)權證明作擔保的； 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chǎn)后逃匿的。 結(jié)合司法實踐，除了上述四種情況之外，具有以下情況的也可認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 1.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又與其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騙簽合同所獲得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歸還前次欠款的； 2.起初確實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采取欺騙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獲取周轉(zhuǎn)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故意久拖不還的； 3.收到對方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后，不按合同約定內(nèi)容履行合同，如組織約定貨源、提供約定服務等，而是用于炒股或其他風險投資的； 4.通過簽訂合同獲取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后，揮霍浪費，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5.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努力設法創(chuàng)造履約條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對方經(jīng)濟損失的。 以上是應然層面的法律規(guī)定。事實上，非法占有目的是存在于行為人內(nèi)心的思想，司法中準確地證明行為人的內(nèi)心真實意思并不現(xiàn)實。詐騙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這一屬性使得對它的證明無法達到絕對可靠和絕對真實的程度（高銘暄《詐騙罪的主觀目的認定》）。而刑事推定、司法官的內(nèi)心確信減輕了控方的證明責任，增加了辯方的證明難度，在詐騙類犯罪中被普遍應用于對主觀責任的證明過程中。對于刑事推定的概念的具體應用，實務界也掌握得不是很清晰。實際上刑事推定要建立在大量、確鑿的基礎事實之上，基礎事實的證據(jù)規(guī)格、證明標準是不能降低的，否則刑事推定就是建立在沙石之上。刑事推定、內(nèi)心確信的質(zhì)量還依賴于法官和檢察官的業(yè)務素質(zhì)，這也可能使得辯方難以信服缺乏有效論證的推定結(jié)果（判決）。 根據(jù)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結(jié)合在經(jīng)濟活動中發(fā)生糾紛的事實本身的復雜性，在具體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時必須依據(jù)行為人的行為特征、其自身的條件以及其他已存在的客觀情況進行綜合分析。 三、行為人非法占有目的不足及認定 被害人（單位）明知，沒有陷入錯誤認識，沒有證據(jù)證實被告人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我們的一起無罪案件，（2013）樟刑初字第89號，在本文中編為案例一。在這一案件中，我們立足控方證據(jù)，緊緊圍繞控方不持異議的，騙取農(nóng)機補償款的被害單位——農(nóng)機站，為完成積極獲取國家補貼資金的工作任務而認可、支持被告人甲采取以28名農(nóng)戶名義申領補貼資金這一事實，深入論證了代表國家審核補貼申請、發(fā)放補貼款的被害單位積極促成了補貼的申領和發(fā)放，不存在一方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另一方因受騙而陷入錯誤認識的問題，不符合詐騙犯罪的特征。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是在所謂被害單位的積極授意下進行，資金也確實用于補貼對象，只是應要求變通了申領方式。被告人在蒙冤二年半后終獲無罪釋放。 為合同履行提供擔保的。比如案例二，被害人是小額貸款公司，被告人乙向其提供了廠房、土地的使用權作為貸款抵押，取得了貸款，后因經(jīng)營問題無法歸還貸款，小額貸款公司以被告人乙在辦理貸款過程中提供了虛假賬目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后訴至人民法院。本案中，因抵押物客觀真實存在，雖抵押權的實現(xiàn)存在一定困難但并非不可能，行為人乙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也沒有致使被害人承受實際損失。辯護意見獲得采納，起訴書指控的5000余萬元詐騙犯罪事實未予認定，最后僅以偽造公司企業(yè)印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提供足額抵押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被正式確立下來。 雙方有長期的業(yè)務合作或者資金關系，互相對對方的資金狀況非常清楚，被害人是否陷入錯誤認識事實不清的。比如案例三，被告人丙與“被害人”李某有長達十余年的長期、穩(wěn)定的資金拆借關系，累計已借款幾千萬元，此前均能按期歸還。后因李某身患重癥，急于索回借款，并要求丙提供抵押物。丙于是將自己新購門市房一套，作價300萬元與其簽訂了抵押合同。由于該門市房的所有權證尚未頒發(fā)，行為人偽造了一本內(nèi)容為真、形式為假的房產(chǎn)證交給被害人，并且提供了真實的擔保人作為補充擔保。隨后被害人也了解到房產(chǎn)證系偽造的事實。一年后，被告人丙為解決其經(jīng)營困境，將其所有的門市又抵押給第三人，用作借款擔保。李某知情后報案。本案中，李某與被告人丙之間有長期的資金往來關系，對行為人的資金狀況、經(jīng)營現(xiàn)狀及還款能力均有所了解和預期。在其后的借款合同履行期間，丙應李某的要求追加提供門市進行擔保，雖然提供了假房產(chǎn)證，但房產(chǎn)證證明內(nèi)容和抵押合同仍然成立（未經(jīng)法定登記而未生效）。至此，沒有詐騙的問題。至于丙將真實房產(chǎn)證二次抵押，根據(jù)行為與責任同在的原理，也不能倒推借款時或者提供擔保時就產(chǎn)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且二次抵押也不足以損害李某的擔保利益。更何況，行為人還提供了人保。 資金用于購買保值增值、風險小或基本沒有風險的不動產(chǎn)或金銀等財產(chǎn)，并且沒有轉(zhuǎn)移、隱匿行為的。比如案例四，丁與王某之間是十幾年的朋友關系，雙方各自經(jīng)營公司。后丁準備投資某項目，邀請王某進行保底投資（提供資金，享受固定比例的高額回報，但不承擔風險，名為投資實為借貸），被害人王某派駐了財務總監(jiān)到丁的公司進行考查，在對項目進行充分了解后，便給丁打款3000萬元。后因各種原因，項目未能如期開展，該款在推進項目過程中使用了一千余萬元，丁購房使用了一千余萬元，歸還個人欠款及向他人出借款項幾百萬元。王某遂報案。本案中，第一，從雙方長期的朋友關系、王某投資前的充分了解、磋商過程可見，王某的投資本身不存在被丁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資金的問題；第二，從項目的開展過程來看，行為人確實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于推進項目，表明其積極履行合同的意愿；第三，雖然丁有用涉案款項購房的事實，但其始終辯解買房是為了王某的投資款保值增值，且其始終主張以房抵債。至于其歸還個人小額借款及消費的行為，所占比重極小，也不能體現(xiàn)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有證據(jù)證明有還款的意愿、能力的。比如案例五，戊屬于中小城市的“富二代”，父母比較溺愛，其所有的揮霍行為都會由其父母埋單。后為了改變戊的揮霍習慣，其父母開始斷絕其資金來源。于是戊通過不斷地租賃車輛，再以車輛抵押換錢的方式，獲得錢財用于歸還前次車輛抵押貸款、贖回車輛再歸還租賃公司，以及用于揮霍。其父母仍然幫助其償還了大部分的貸款，將車輛歸還租車行。終有一次，父母警告戊不會再為其代為償還貸款。戊既不相信，也無法約束自己，且戊與趙某有一筆債權，于是認為自己還有這筆債權足以保障貸款的歸還。后戊不能歸還貸款，車輛被扣，租賃公司報警案發(fā)。經(jīng)查，戊在案發(fā)前確曾多次向趙某索要債權，但趙某拒絕歸還�？紤]到成長背景、戊對趙某債權的真實性和索債事實的存在，法院認定其不具有歸還車輛及貸款的主觀目的，證據(jù)尚不確實，事實存在疑問。 對于詐騙案件，需要論證的一般都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問題。證據(jù)的不確實、推定的依據(jù)不充分、有相反的證據(jù)，等等。由于詐騙類犯罪往往發(fā)生在紛繁復雜的經(jīng)濟糾紛當中，經(jīng)濟活動的這種長期性、復雜性，有些公安機關辦案人員采取掐頭去尾的辦法，只截取在相互交織、聯(lián)系的多個事實、多個背景、長長鎖鏈中的一個片斷——具備“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特征的事實片斷，靠口供確定非法占有目的，或者干脆靠推定、內(nèi)心確信來認定非法占有目的，而人為割裂該節(jié)事實的前因、背景、人物和經(jīng)濟活動之間的復雜關系。 在辦理這類案件的過程中，立足基本事實，進行充分的擴展還原是必要的，將抽離的拼圖放回他歸屬的版塊當中去，才能充分地論證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種僅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片斷事實，就推斷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做法是客觀歸罪，“以刑代民”，對當事人甚至當事人的企業(yè)、事業(yè)的打擊是毀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