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世說新語別裁詳解》與東晉袁宏《名士傳》之關(guān)系

本書是《世說新語》的一個選本。

全書分為四卷，依次為：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賢卷、中朝名士卷以及東晉名士卷。前三卷的框架與名單，是從東晉袁宏的《名士傳》借鑒過來的。第四卷，是我對《名士傳》的續(xù)編；袁宏為東晉人，當(dāng)年來不及編寫。

《世說新語》文學(xué)門第九十四則記載了袁宏寫成《名士傳》時的情景：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原來，袁宏《名士傳》脫稿后，去見謝安；謝安得悉此事，笑說：我曾經(jīng)跟一些人講述江北故事，本來只是隨口說說，鬧著玩的，沒想到彥伯（袁宏的字）這么認真，竟然記下來寫成書了。所謂江北事，指曹魏末年以及西晉一朝的故事；彼時京師是洛陽，在長江以北，故稱。換言之，袁宏的資料來源主要是謝安的口述。謝安在出山之前，潛心研究過曹魏、西晉的諸多名士，熟悉他們的思想和故事，在朋友聚會時娓娓道來，講得津津有味，吸引了諸多聽眾，其中，為熱心的聽眾就是袁宏。這就是《名士傳》的由來。

袁宏的《名士傳》今已失傳。南朝梁劉孝標(biāo)為《世說新語》做注，特別將《名士傳》收錄的名單列了出來：（袁）宏 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 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wèi)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換言之，《名士傳》分為三卷，依次是卷一 正始名士，卷二竹林名士，卷三中朝名士。估計到 了劉孝標(biāo)的時代，《名士傳》尚然在世，劉孝標(biāo)就是看到此書才 會注釋得那么具體而詳細。而本書前三卷的框架和名單即淵源 于此（至于本書第四卷的入選名單及其緣由，敬請參見該卷的導(dǎo)讀部分）。

書名里的別裁二字，意為原文全依《世說新語》而另作編排。編排的方式從袁宏而來，創(chuàng)意是他的，具體的選擇和解釋是我的。這樣別裁的選本，目前尚未見到，也算是一種嘗試。

《世說新語》共分三十六個門類，一個人物的故事每每散落在不同的門類之中，檢讀不易，難以形成關(guān)于某個人物的整體印象，于知人論世有所不利。如果將某個人物的故事，大體依照其生平經(jīng)歷，重做整合，參以正史，結(jié)合劉孝標(biāo)注文的一些重要信息，詳細闡釋或辨析，未嘗不是一種新的讀法。書中的每一條釋讀，以及每一個人物全部故事之后的編選者言，均試圖亦文亦史，文史結(jié)合，以期知人論世。如此一來，可能會增強本書的可讀性和趣味性。至于釋讀里的一些個人看法或商榷意見，本著實事求是之心，以獻一得之愚。書名里的詳解二字，大體是向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 劉義慶《世說新語》的成書背景與編寫心態(tài)

如今，出版《世說新語》，一般將著作權(quán)歸于南朝宋劉義慶。依據(jù)是《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權(quán)威書目在著錄此書時均有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字樣；乃至于到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一直沒有第二種說法，歷代官修、私修的目錄書皆相沿不變。

劉義慶（403444），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侄子。他的生父劉道憐（長沙景王），是劉裕的弟弟。劉義慶后來過繼給無子的劉道規(guī)（臨川烈武王）；劉道規(guī)是劉裕小的弟弟，本是劉義慶的叔叔。劉道規(guī)較早去世，劉義慶作為繼子，由南郡公轉(zhuǎn)而承襲臨川王的封號，還是宋武帝劉裕在世時候的事情。

身為南朝宋的皇室成員，劉義慶的一生沒有大風(fēng)大浪。盡管當(dāng)時的政治風(fēng)云詭譎多變，動輒得咎，殺戮成風(fēng)，但劉義慶十分謹(jǐn)慎，生活簡樸，為人謙虛，不惹是生非，甚至在元嘉八年（431）乞求外鎮(zhèn)，即離開朝廷，到地方上去做官。這時 他已經(jīng)二十九歲，正處于仕途的上升期；而當(dāng)時的皇帝宋文帝劉義隆（是其堂弟）還挽留他繼續(xù)在朝中任職，可劉義慶一再 懇求皇帝解除其尚書仆射職務(wù)；劉義隆是勸他不過才后同意的。次年，劉義慶結(jié)束了他的京尹時期（義熙十三年至元嘉九年，即417432年，劉義慶十五歲至三十歲），出任荊州刺史 （元嘉九年至元嘉十六年，即432439年），長達約八年的時間，即其三十歲至三十七歲是在荊州度過的。其后，他先轉(zhuǎn)任江州刺史（江州府治在今江西的九江市，一說在今南昌市；時間是元嘉十六年至元嘉十七年，即439440年），再轉(zhuǎn)任南兗州刺史（南兗州府治在今江蘇揚州市；時間是元嘉十七年至元 嘉二十一年，即440444年）。據(jù)記載，劉義慶于元嘉二十一年薨于京邑，即今南京，時年四十二歲。估計是他病重時由 揚州轉(zhuǎn)往京師（今南京）救治，直至去世。

有點麻煩的是，《宋書·劉義慶傳》沒有提及劉義慶編寫 《世說新語》一事，那么，他在何時何地完成這項工作，是一人完成還是成于眾手，這成了學(xué)術(shù)界的懸案；還有，他在何種心態(tài)之下去從事編寫，也是值得探討的。

先談?wù)劸幱诤螘r何地，以及是否成于眾手的問題。

學(xué)術(shù)界有一種較為權(quán)威的看法，認為《世說新語》的編寫時間是元嘉十六年（439），劉義慶出任江州刺史期間，而地點就是江州府治（楊勇《世說新語書名、卷帙、版本考》，《楊勇學(xué)術(shù)論文集》，中華書局，2006年，第448頁）。這一說法的 主要依據(jù)是劉義慶身邊有一群文士，如著名詩人鮑照，還有當(dāng)時以辭章之美著稱的袁淑、陸展、何長瑜等，他們是在江州與劉義慶相遇相識，并受到劉義慶的器重。此說啟示我們注意，《世說新語》一書可能不是劉義慶一個人編寫的，更有可能是書出眾手，是一個集體完成的項目。關(guān)于這一點，魯迅先生 《中國小說史略》早有論及，但措辭比較謹(jǐn)慎，說書或成于眾手，未可知也，沒有使用論斷的語氣。

問題是，劉義慶在江州的時間較短，大概不滿一年就到揚州轉(zhuǎn)任南兗州刺史去了。而《世說新語》一書，涉及為數(shù)眾多的人物、豐富繁雜的文獻，而且部頭頗大、分類細致（多達三十六個門類），抄抄寫寫，拼接歸類，還要盡量避免各類之間的資料重復(fù)，這么大的一個項目要在不足一年里編寫成功，殊非易事。

我認為，時間過于倉促，《世說新語》編成于劉義慶江州刺史任上的可能性不太大。然而，他在江州認識的文士，不一定在他赴任揚州時就與之分開，請注意，《宋書·劉義慶傳》說劉 義慶把鮑照、袁淑等人引為佐史國臣；此句之后接著寫道：太祖（即宋文帝劉義�。┡c義慶書，常加意斟酌。此語不可 忽視，它暗示著一個情形是以前沒有的，即劉義慶自從結(jié)識了 鮑照、袁淑等人之后，身為皇帝的劉義隆在處理某些重要的文書時常常以書信的方式與劉義慶加意斟酌，無他，就是因為劉義慶身邊有若干文筆過硬的人。從寫文章的角度看，若無關(guān)系，就不會在引為佐史國臣之后緊接上太祖與義慶書， 常加意斟酌這句話。如果這樣理解不錯，則可以推斷，引為佐史國臣的鮑照、袁淑等人，具備為朝廷斟酌文書的特殊職分；于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劉義慶身邊的某些文士很有可能在他離開江州之后依然做了臨川王所依賴的文膽。

換言之，魯迅先生書或成于眾手的說法大體還是可以成立的。有人分辯說，查鮑照、袁淑等人的生平，并無關(guān)于他們參與編撰《世說新語》的任何證據(jù)，從而否定書出眾手 說（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1521頁）。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執(zhí)著于去認定非要鮑照、袁淑等人參與不可，哪怕他們真的沒有，也不排除劉義慶身邊 還有其他人幫助完成這部書，《宋書·劉義慶傳》說得很清楚：（劉義慶）招聚文學(xué)之士，近遠必至。既然如此，劉義慶身邊，除了鮑照、袁淑等之外，還大有人在。

接下來的問題依然是何時何地。如果說，劉義慶不太可能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成書于江州，那么，可能的時間和地點又如何推斷呢？我提出如下猜想：《世說新語》可能終編成于劉義慶出任南兗州刺史的任上（這里并不排除此前已經(jīng)在江州 動手編寫的可能性），地點是揚州。理由如下：劉義慶在元嘉十七年冬十月從江州移鎮(zhèn)揚州，次年的五月，宋文帝劉義隆給予劉義慶特別的恩遇，即開府儀同三司，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種朝廷重賜，通俗地說，就是在指定的地方建立專屬府邸，其規(guī)格大致與太尉、司徒、司空等所謂三公相仿，其身份、地位一下子超越了一般的刺史，有了這個所在，就更容易招聚文學(xué)之士了。這一件事，不僅《宋書·劉義慶傳》有記載，《宋書·文帝本紀(jì)》亦鄭重記錄，可見非同小可，于劉義慶本人而言，這是其一生中的高光時刻，為編寫《世說新語》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和條件。還有一點，揚州是劉義慶生命歷程的后一站，從三十八歲到四十二歲，他在揚州度過的時間約有四年，相對安穩(wěn)，編寫并后完成《世說新語》全書是較為從容的。

再談?wù)劸帟�出于何種心態(tài)的問題。既然《宋書·劉義慶傳》沒有提及編寫《世說新語》一事，今傳《世說新語》又無編著者的序跋、凡例，那么，劉義慶出于何種心態(tài)編書真是個不小的問題。我覺得不妨從劉義慶與宋武帝劉裕、宋文帝劉義隆的關(guān)系入手來加以考察，這樣或 許能夠找到進入劉義慶內(nèi)心世界的秘密小徑。

劉義慶從小就得到其伯父劉裕的賞識和器重，劉裕評價劉義慶為此我家豐城也。此話怎解？據(jù)說，西晉永平年 （291），在江西豐城出土了春秋時期楚國干將、莫邪鑄造的雌雄寶劍，豐城于是成了藏寶的代稱，故我家豐城云云，指劉義慶潛力不凡、將成大器，也就是古人所謂藏器待時的另一種說法。而事實上，劉義慶是有意在行事作風(fēng)方面向其伯父學(xué)習(xí)的，比如，他平時生活簡樸，不事張揚，為性簡素， 寡嗜欲……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足為宗室之表（《宋書·劉義慶傳》）。再看劉裕的日常作風(fēng)：清簡寡欲，嚴(yán)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后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內(nèi)外奉禁，莫不節(jié)儉。當(dāng)時，有一位叫袁顗的大臣盛稱宋武帝儉素之德（《宋書·武帝本紀(jì)（下）》）。不要忽略這一點，劉裕、劉義慶節(jié)儉、嚴(yán)整、寡欲的人格修養(yǎng)，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說新語》里為何有不少表示負面評價的類別，如汰侈任誕惑溺等，這些都是劉義慶所要否定的。

劉義慶是宋文帝劉義隆的堂兄，二人相差四歲。他們除了堂兄弟的關(guān)系之外，還有一層更為密切的緣分，即二人年少時 都是由劉道規(guī)一手養(yǎng)大的，甚至劉義隆一度也要過繼給劉道規(guī)，因為禮無二繼，終只確立了劉義慶的繼子身份，劉義隆還本依舊做回劉裕的兒子（排行第三）�？v觀這一對堂兄弟，自從他們變?yōu)榫�臣之后，可以說頗為相得。這里有一點需要稍做辨析，即《宋書·劉義慶傳》說劉義慶少善騎乘， 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fù)跨馬。有論者認為，所謂世路艱難，就是指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種種矛盾，特別是指宋文帝劉義隆的猜忌，使諸王和大臣都懷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故此，劉義慶為了全身遠禍，于是招聚文學(xué)之士，寄情文史，編輯了《世說新語》這樣一部清談之書（周一良《周一良學(xué)術(shù)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731頁）。我不能完全同意這一觀點。

劉義隆猜忌成性、殺人無數(shù)，是事實，但是說劉義慶因此 就不過問政治，只是想躲到地方上寄情文史，不符合實情。 依據(jù)是，元嘉十二年（435），劉義慶時任荊州刺史，宋文帝普使內(nèi)外群官舉士，即要求朝廷內(nèi)外的官員舉薦人才，劉義慶上表推舉了若干人，并稱這些人的品行高潔，或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或才學(xué)明敏，操介清修，或秉真履約，愛敬淳深，如此及時而熱心地響應(yīng)，不能說他是置身于朝廷政治之外的。而《世說新語》里一些表示正面評價的類別，如 德行方正雅量等，都是劉義慶所要肯定的。

再說，劉義慶乞求外鎮(zhèn)，想離開京師，雖不能說沒有政治考量，但更多地與他本人的迷信心理有關(guān)。元嘉八年（431）， 因為太白星犯右執(zhí)法，他才提出要到地方上去的（《宋書·劉義慶傳》）�！妒勒f新語》里也記錄了曹魏時期何晏等人、東晉時期王導(dǎo)等人的迷信心理，其間是否也有一定的相關(guān)性呢？

回到劉義慶與劉義隆的關(guān)系問題上來，可以看到的是，他們經(jīng)常有書信來往，一直沒有出現(xiàn)沖突，保持著正常的君臣關(guān)系，甚至到了元嘉十八年（441），即劉義慶去世前三年，劉義隆還特意賜劉義慶開府儀同三司；劉義慶病重后由揚州回到京師救治，很有可能還是出于劉義隆的關(guān)照。我們不能因為劉義隆有嚴(yán)重的性格缺陷就想當(dāng)然地以為劉義慶跟他的關(guān)系非常緊張，以至于推斷劉義慶編寫《世說新語》是為了避禍。

另外，在梳理劉義慶與劉裕、劉義隆的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世說新語》的內(nèi)容，正面的與負面的并舉，即褒與貶適成對照，別看全書有三十六個類別之多，但就義理層面而言，就是一個正與負的二元結(jié)構(gòu)（正面的價值判斷/負面的價值判斷）。我們或許能從《宋書》的相關(guān)史料里找到一些解讀這個二元結(jié)構(gòu)的線索。

劉義慶畢竟是劉宋皇室成員，劉裕、劉義隆均待他不薄，他不會對劉裕、劉義隆的為政思想和東晉敗亡論置若罔聞，他的政治立場不會與之有異。劉裕即將登基時，禪位的晉恭帝發(fā)布詔書，其中承認晉道陵遲，仍世多故（《宋書·武 帝本紀(jì)中》），換言之，東晉政權(quán)在治國理政上出現(xiàn)很多問題，產(chǎn)生一連串危機，這可以說是劉宋政權(quán)要取而代之的邏輯起點。劉義慶不會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時時思考。

劉裕登基后，一方面，禮貌性表示晉朝款誠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自己就把政權(quán)接過來了；另一方面，劉裕在登大位時也說得明白：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導(dǎo)致宗祀湮滅（《宋書·武帝本紀(jì)下》），對東晉政權(quán)的政治作了反思和論斷，這就是劉裕的東晉敗亡論，為劉宋政權(quán)的東晉論述定下基調(diào)。可見，思辨東晉四維不振的原因是當(dāng)時的重要課題。劉義慶不會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時時留意。

到了劉義隆掌權(quán)，敗亡的東晉依然是統(tǒng)治者要天下人引以為鑒的對象，故而要求臣下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宋書·文帝本紀(jì)》）。值得注意的是，劉宋統(tǒng)治者對于晉朝尤其是東晉人物，心態(tài)是復(fù)雜的，比如，對東晉謝氏家族后人謝混（謝安的孫子），劉裕發(fā)現(xiàn)他依附異己勢力，迅速鏟除，毫不手軟；對同是東晉謝氏家族后人的謝靈運（謝玄的孫子），劉義隆雖曾經(jīng)表示賞識，但后還是以謀反之名將他殺了�？闪硪环矫�，為了顯示劉宋政權(quán)與東晉政權(quán)的承繼關(guān)系（劉裕曾經(jīng)還是東晉的臣子），又不能對東晉人物一概否定，于是，就有了劉裕上臺后的一個很特別的舉措：以奉晉故丞相王導(dǎo)、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宋書·武帝本紀(jì)下》）換言之，劉宋政權(quán)對于此前一個朝代的政治是持基本否定態(tài)度的，對于此前一個朝代的人物卻不敢輕易否定。但無論如何，均有是非判斷。這是《世說新語》義理層面存在是與非二元結(jié)構(gòu)的深層原因。劉義慶在這一點上與劉裕、劉義隆保持基本一致。

有一個小人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劉義慶對于文采風(fēng)流、生性輕浮的人是持何種心態(tài)。這個人叫何長瑜，是謝靈運的好朋友�！端螘�·劉義慶傳》記載：劉義慶在任江州刺史時，他的身邊就有東海何長瑜。換言之，何氏曾經(jīng)是劉義慶的 膽之一。另據(jù)《宋書·謝靈運傳》，何長瑜任劉義慶幕僚期間，曾以輕薄的口吻嘲笑同僚陸展等人，惹得義慶大怒，上報朝廷，將何氏打發(fā)到嶺南去，成為流人。等到劉義慶去世之時，何氏仍在嶺南，沒有北歸。這等于說，劉義慶到死也不愿再見此人（以劉義慶的權(quán)勢，讓何氏返回并非難事）。其決絕如此。比對何氏與謝靈運二人，頗多相似之處：同樣具有文學(xué)才能（何氏曾是謝靈運族弟、南朝著名文學(xué)家謝惠連的 師），同樣風(fēng)流倜儻，同樣偏激輕浮。何氏先依附謝靈運；謝靈運死后（謝卒于元嘉十年，433年），大概于元嘉十六年 （439），何氏成為劉義慶的助手。按說，謝靈運故事甚多（僅 《宋書·謝靈運傳》就記載不少），曾幾何時，熟悉謝靈運的何氏就在身邊，劉義慶不會不了解謝的諸多往事。如果劉義慶是喜歡謝靈運的，他完全可以將更多謝靈運的故事編入書中，可是，《世說新語》里，謝靈運的故事僅有一則，而且是負面的 （見言語門〇八則，講謝靈運的舉止很造作）。劉義慶對謝靈運的評價不言而喻。

其實，若論言行舉止，謝靈運與謝玄、謝安乃至于王導(dǎo)、王衍等，可謂風(fēng)神互接、一脈相承；而王導(dǎo)、王衍等又與竹林七賢、正始名士等精神相通，善于清談就成了他們共同的標(biāo)簽。據(jù)《宋書·謝靈運傳》，謝靈運的性格是多面的，如他性奢豪，車服鮮麗，這與謝玄講究服飾是近似的；他喜歡肆意游遨，這與謝安的東山之樂是近似的；他對于公務(wù)粗枝大葉，無所用心，這與大大咧咧的謝萬（謝安之弟）是近似的。《世說新語》里謝氏家族的類似故事也甚多。因此，劉宋政權(quán)尤其是宋文帝劉義隆在使用謝靈運的問題上是極有保留的，《宋書·謝靈運傳》寫得明白：靈運為性偏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yīng)實相許。換言之，謝靈運的輕浮性格很不利于他的仕途發(fā)展，他是被朝廷控制使用的，真正具有實權(quán)的事情不會安排他去做。其中，多愆禮度四字是其要害， 指違背常情禮法、舉止失度；反觀《世說新語》，里面多愆 禮度的故事所在多有，這能不引起我們的格外注意嗎？

劉義慶對謝靈運的否定態(tài)度，使我們得以管中窺豹，重新審視其編寫心態(tài)。可以說，劉義慶對于魏晉風(fēng)流是時刻在反思著的，雖不能說一概否定（他作為愛好文義的人，且喜歡與文學(xué)之士打交道，對于素雅、機智、辯才等，還是能夠賞識的，如同宋文帝劉義隆也要側(cè)重于利用謝靈運的文義一樣），但也不是盲目欣賞，更不是以之作為名士養(yǎng)成的教科書。只要思考《世說新語》全書為何有一個內(nèi)在的正負二元結(jié)構(gòu)，就會明白這是一部充滿著反思意味的大書，內(nèi)含著劉宋政權(quán)的東晉論述。

這就是我在介紹《世說新語》的成書背景和編寫心態(tài)時想揭示的一點。

• 關(guān)于《世說新語別裁詳解》的幾句贅語

《世說新語》的文本性質(zhì)是一部漢魏至東晉末年名士們的言行碎片的類編（少數(shù)人物生活至劉宋時代）。

這里強調(diào)是碎片，即希望讀者先要有一個心理準(zhǔn)備，或者說，不妨調(diào)整一下自己的閱讀期待，不宜抱著追連續(xù)性故事的心態(tài)來看，書中的名士言行往往是無頭無尾的，或是零零碎碎的，更有些是字都認識就是不知說什么的。本書的釋義和釋讀力求幫助讀者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

如果孤立地看某個人的單個故事，有時會覺得此人頗有氣質(zhì)，很顯個性；然而，如果把他的故事綜合起來看，尤其是考察其一生的出處行藏、得失成敗，結(jié)論就可能不一樣了。他們的各種故事，可以釋讀出不同的側(cè)面，有可以學(xué)習(xí)的，有值得借鑒的，有應(yīng)該引以為戒的，也會有要進一步反思的，等等。

同時，不必將書里的人物都視為古人楷模，他們的性格豐富復(fù)雜，雅俗兼?zhèn)�；�?yōu)點可謂優(yōu)到極致，缺點甚至壞到不可收拾，本書的編選者言會做一些適當(dāng)?shù)狞c評，以期明辨是非得失。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主要參考了如下著作：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余嘉錫《世說新語 箋疏》（中華書局，2011年），龔斌《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徐傳武校點《世說新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朱碧蓮《世說新語詳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張永言榮譽主編、蔣宗許等編纂《世說新語大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毛德富、段書偉等譯《世說新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董志翹、馮青《世說新語箋注》（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其中，原文及其標(biāo)點主要依據(jù)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而有所訂正，人名檢索得益于徐傳武校點《世說新語》所附之人名索引。謹(jǐn)此說明，一并致以衷心感謝！

董上德

2020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