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記（代自序）

當代中國作家，當然也包括詩人，他個人的寫作史往往就是他的進城史。我想這一點都不奇怪。如今人們倒是喜歡說鄉(xiāng)愁、聽牧歌、看李子柒的視頻、去體驗農家樂，然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國家都在進城，誰能夠逆洪流而置身于外？

不過，每個人進城的方式、時間都不一樣，更何況這世上的城，大城、小城，不一而足。托我去世已經快二十年的老父親他老人家那時候青春英俊，正在安徽西南部的一座縣城的局里上班的福庇，離四歲還差兩個月的時候，大清早，天剛放亮，睡眼惺忪中，我被忙碌的大人親切叫起來，從巢湖邊上的含山縣鄉(xiāng)下出發(fā)，先坐汽車到巢縣，再坐火車到省城，又坐汽車，后側坐在一輛載重自行車的前橫檔上，進了一座叫作宿松的城，在一個大院門口被放下來，怯怯地跟著大人進了去。縣城叫城關鎮(zhèn)，簡陋，一橫一豎兩條街，但什么都不缺，從快樂地討飯的叫花子到威嚴的縣革委會。多年以后，我總是回想起那兒的青松樓飯店，城關供銷社無聊的后院，午后寂靜而又略顯荒涼的五七大學，上吊的國營油條鋪子里看門的瘦老頭，實驗小學門口賣兩分錢一大塊洋生姜的癟嘴老婆子，好看的圓臉女同學，縣中學大操場上衣著單薄的女兒指著父親鼻子聲討的批斗會，發(fā)跡不久家里的飯廳當中高懸膳食可儉四個毛筆書寫的新鮮大字的凃老八……他們在有一天，忽然就齊齊地都醒了過來，混雜一起，喊叫著蜂擁著往我青春的腦殼子里擠。

無可奈何又無可爭辯的，這些人、物、事在后來幾乎構成了我全部寫作的基石，生糙、自然，帶有那個時代全部的無辜，詮釋了一個外縣男孩在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無助、慌亂、驚異和隨后的歡樂。多年以后，待我寫作的生澀期過去，這些人與事又變臉一般，幻化出另外種種相，順從地，有時候甚至是刻意地，迎合墨水和碳粉，在鋼筆下或者電腦打印機不緊不慢地吐出來的紙上，逐漸顯影。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我忽然悲哀地發(fā)現(xiàn)，它們已經被動地淪落成了某種把戲，如此而已。

我得承認，在我的青年時期，是圍城的感受成為我個人寫作的起點。這種感受一方面帶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春期特有的矯揉造作；另一方面，我想也意味著年輕的心靈正在急切地開張。時髦的20世紀80年代末期忽然大熱并大賣的《圍城》，又恰好為此作了為生動的人生場景的鋪排。那段時期，中央電視臺每晚都會在黃金時段播出《圍城》，開場白好像是陳道明，他用充滿磁性的聲音說：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婚姻也罷，事業(yè)也罷，整個生活都似在一個圍城之中，人永遠逃不出這圍城所給予的束縛和磨礪……

在青春的展開期，逃脫和沖出成為嚴峻挑戰(zhàn)，事關存在，還是毀滅。為主要的是，這當中的吊詭對于我們這一代寫作者來說，有關城市與遠方的記憶和想象，首先跳躍性地從圍城開始。也就是說，當我們當中的大多數(shù)人還蟄居在鄉(xiāng)下，或者奮勇地在進城的路上，卻并不妨礙如同聽講古一般趣味盎然地想象著城城里的人，以及城里的生活，仿佛歷史在這里顯示了某種奇妙的春秋大夢式的斷點續(xù)傳懵懵懂懂的我們，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擠在一起看著電視里面的《霍元甲》《上海灘》，小說中的張恨水、張愛玲和來自中國臺灣的瓊瑤、三毛，以及半通不通的弗洛伊德、尼采，它們奇異地和我們尚處于前現(xiàn)代階段的生活錯接、并置，瞬間造就了幾乎可以直接命名為后現(xiàn)代的心靈奇觀腳上的鞋、身上的衣是破的，身子已然邁進繽紛的臺北冬季或者想象中打打殺殺的民國年間的上海，靈魂則和遠方臆想中的文明做著初步而淺近的交流。腳下，除此小城之外，隱隱然另有無數(shù)座鮮活有趣的城，想來都豐富多彩。非但如此，當時年輕的我甚至敏銳地發(fā)覺，一定另有一座很形而上的城，高懸于頭頂之上，離生活很近，又很遠。

這覺醒給我?guī)�來很大的樂趣，也帶來很大的惆悵。我一邊在想象中骨碌碌地城里城外地打探、穿越、勘驗，幾乎不把它翻個底朝天誓不罷休，一邊又更加嫌惡身邊這座叫作宿松的縣城，一邊則思忖：怎么才能盡快進到那城中去呢？

說這個話的時候，二十二歲的我、曾經做過我的財經應用文老師兼班主任的吳忌、劉鵬程以及和在今年新冠疫情時節(jié)因為癌癥已然作古的鄧聲恒，四個人，正躺在安慶港附近的江防大堤上面，有一句無一句地閑扯著。夜已經很深，江面上不時傳來幾聲汽笛。如果那時候恰好有江豚，它們幽藍的眼珠會不會遠遠浮游著，航標燈一樣挑逗我們茫然的眼神呢？那是國慶節(jié)三天假期當中的一天，已經忘記了是誰提議，反正是被詩歌與遠方激勵得渾身發(fā)抖的我們，一拍即合，坐上客車去找安慶的沈天鴻，他是空間距離上除桐城的陳所巨外離我們近、聲名也盛的詩人。鵬程那時候正以唯美的、鄉(xiāng)村的抒情散章，沖擊著同時也迷惑著我；吳忌除了關注日常，目光顯然投射得要遠一些，正在構思組詩《大中國寓言》，此前我已經先睹為快地看過其中的部分詩章。但說實話，這些都不能讓我滿意。在我隱隱的心中，這些文字美則美矣，深則深矣，與此在的生活究竟何干？說來巧，在報社，沈天鴻那天正好值班，我們得以敘談了小半天�，F(xiàn)在，江防大堤上面，鄧聲恒正在暢敘他據(jù)說很討女同學喜歡的師大往事；我眼望忙碌的、因為夜色而模糊的行人、汽車，心想沈天鴻的詩歌看起來與此時此地粗糙的生活的關聯(lián)也不大啊，比如他的《秋水》，但為何語句當中就能溢出一種難以言表的吸引，恍若在與此在因一種巨大的磁力，咬合在一起，悶聲悶氣？

百思不得其解。江水滔滔。鄧聲恒的話題已經滑過好幾個臺階了，此刻他正老到地說：從右邊拐過去，走進一條巷子，再往下，就是安慶棉紡廠。說的時候，語氣輕佻而又曖昧，宛若那些穿著制服、蒙上口罩的女工正在身邊穿梭，跳舞一般紡著紗。1992年的棉紡廠，紡紗機沙沙如雨，經濟蒸蒸日上。這些我們都聽得見，也看得到。不過，等到天亮時分，我們四個人因為一夜幾乎未眠，又一同昏昏沉沉地坐上班車，回宿松去了。

就這樣，仿佛在一瞬間，鄉(xiāng)下，包括縣城，曾經的一切都讓人覺得那么不可忍受。我急切想洗去泥土氣，好包裝出更大的斯文。是的，就是斯文，那是我很小的時候幾乎是天然萌生出的向往。對于很早就已經離開鄉(xiāng)下、進了小城的我來說，日益增長的感受是縣城具有著與鄉(xiāng)村無幾區(qū)別的泥土氣，是縣城熱氣哄哄的人情味道、處事規(guī)則，甚至包括它笨拙又假里假氣的浪漫，蘸著滿滿的粗俗和簡陋。這與我心目中的遠方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現(xiàn)在回想起來，究其實質，不過是我作為一個個體的人，對于國家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一份青春氣的信托，也是對于所謂的現(xiàn)代性并無切實根據(jù)的玄想，畢竟紙上得來終覺淺。但事實上確實如此，在當時，整個國家、一個時代都在進城。

青年人熱血易上頭，神搖目眩。從安慶回來后，我決定去遠方，我要投奔圍城。在合肥，鄉(xiāng)黨祝鳳鳴熱情地招待我，一起逛了這城市里幾乎所有的書店。有的書店既小又偏僻，而且灰塵四落，但讓人振奮。在某家書店里，我次結識里爾克；而在另外一家書店里，我窺視著卡瓦菲斯和奧頓，兼及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J.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新華社老舊的辦公大樓里面，青年陳先發(fā)神色徐徐地和我與祝鳳鳴說著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來源，說著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前世和通靈故事，仿佛無數(shù)只墨西哥無尾蝙蝠此刻正在樓道里翻飛。此刻，這城市里熱鬧中的安靜氣息深深地吸引了我。

跌跌撞撞，有時結伴而走，有時孤身一人。青年歌德的魏瑪小城里，在那兒，我曾嘗試和墨菲斯特做簡短的交流，尤其是興奮地談及令人神往的永恒的女性，但估計彼此都不知所云；卡夫卡看似堅不可摧又暮氣沉沉的城堡門口，就著馬鈴薯塊和苦艾酒，我和苦悶的土地測量員K深入討論過一只甲殼蟲的體重與爬行速度的反比關系，但終不甚了了，誰也說服不了誰……終究彼城非此城。斯時，祝鳳鳴正在拍攝紀錄片《我的小學》，陳先發(fā)則隱秘地寫作他的《黑池壩筆記》，張巖松還在炒股，再等幾年，他將重攜他的后現(xiàn)代寫作凌厲歸來。我新結識的朋友張勁松，此前在福建的一座城市里經商，幡然悔悟，回到故鄉(xiāng)縣城，說要接著寫詩。

時光荏苒，等到我終在一座城市里坐定，感受它略含霾味的呼吸，已經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此時，很多人都在興高采烈地謀劃出城、回歸鄉(xiāng)下。經濟拋給社會一個巨大的反諷式的媚眼，讓人感覺到這世上無一物不是不可承受的輕。回想這么多年來，整整一代人偽裝出一副蝴蝶的斑斕模樣，從田野出發(fā)，不斷進城，繼而出城，確實壯觀，令人感慨。只是無論進和出，都何曾出自本心？面對時代的寬容責問，至少我個人的寫作是可疑的。

回望含山或者宿松，我迷失了太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