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們中華文獻自古分四大類，名為四部四庫，即經(jīng)、史、子、集是也。經(jīng)史不消多說自明，倒是子與集如何區(qū)別，值得弄個清楚。我引光緒二十三年（1897）嚴復(fù)與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中的幾句話：書之實欲創(chuàng)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偶有所托，不必當于道，過而存之，謂之集�？梢娂�是夠不上哲士賢人之言、沒有足以創(chuàng)教濟世的大道、而只記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見的東西，扔進字紙簍又覺心疼，于是過而存之罷了。

過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讓人臉紅。

我從初中時代十四五歲時喜弄筆墨，積習甚深。在報紙上發(fā)表小文，為時也是很早的，今皆難尋。以后作了考證派，寫些論文，而詩詞隨筆等非論文實亦未曾停筆，所積數(shù)量實在不小，但大抵隨緣信筆，寄興抒懷，根本無意為文也夠不上文的真規(guī)格。信筆漫談的信漫性太強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經(jīng)營締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報》的韓小蕙女士散文創(chuàng)作、編集、評論專家在報上發(fā)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級內(nèi)，與季羨林先生諸前輩平坐抗禮，可真使我汗顏而內(nèi)愧！這實在是她的偏愛與謬許。我很感謝她，人都會因有賞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進入了文壇。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這本集子收錄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寫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賦性散漫，沒有一點兒條理性，破書殘稿亂極了，有些舊文是連記都不記得了，記得的也無法找全了。這就定會遺珠，而編收在此的更難免濫竽之嘆。明眼高人自能鑒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編輯時新寫的，未曾發(fā)表過。

編時原則有二：一是不修飾加工，一一存其歷史本真。例如《黃氏三姊妹》，把二姐與三妹兩個人的芳名都弄顛倒了，以致有饑鳳先生在成都報上為之補糾，我對此另加注，文中則不做改正因為一改就失了真，而人家的糾補也落空了，那是不對的。

第二是盡力校正原刊時的錯字、漏字與被人改壞了的字法句法、文理與音律節(jié)奏漢字文章是要講這些的。我平生所發(fā)文字，刊出時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帶錯刊誤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會哂我不通。但命中注定，辦法不多，常以為恨事。今次乘此機會，應(yīng)該消滅補正那些了吧？

書名取《歲華晴影》，因為我很喜歡歲華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至于晴，我從幼年就與它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一開始自學作七絕詩就有一句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句；后來把詞集題名曰晴窗語業(yè)。近年給報紙寫專欄隨筆又叫作響晴軒硯漬。這番晴意，大約與生長在北國的晴空高爽的氣候里大有關(guān)聯(lián)。

歲華是流轉(zhuǎn)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東風暗換年華就寫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轉(zhuǎn)的逝水年華，所以只能用筆來敘寫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于是它總在清晰與模糊之間，似有如無之際。何況文不逮意，古人早有此嘆了。就連曹雪芹也自稱未學無文，則可見要想為歲華留影，談何容易須學，第二須文，而我之學與文，比之前代文星，那又該用何言何語來自云呢？

再有一點，不怕您見怪：我根本不喜歡胡適之先生平生至極得意的白話文，因為白話實不成文；而強名為文，盡失中華漢字文章之大美至味了，這種想法大約很荒謬吧？而自己也只好寫些白話文，真是自相矛盾，違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嘆。

這樣寫文，它能好得了嗎？

但世上萬事有緣，我這種無學不術(shù)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春瑜先生的謬識，他定要我選編一本文集。這真讓我慚感交加，非常感謝他的至意高情，也益發(fā)自慚文穢。

因雙目俱損，工作艱甚，此一小冊之編整繕錄，亦須女兒助手倫玲出力，出版社責編以及校對、美工等位貢勞者，在此謹表謝忱。

校后記

病目校書，十分吃力，女兒又助校一遍，希望基本上消除了作稿、繕錄、排字……等工序中出現(xiàn)的誤字誤句。校書如掃落葉，古語不虛，難保已無漏網(wǎng)的殘魚，深盼讀者發(fā)現(xiàn)時賜示，以便改正。

在此附帶解說幾處并非誤排的或者說是文義上的事：

掉書襲，掉的本義是搖晃、擺動，引申為顯示、賣弄一類意思。書袋，古時書是卷軸，分用袋裝，叫作帙，俗呼書囊。掉書袋是顯弄書多，與掉進袋里無關(guān)。拙文中有一處故意借用現(xiàn)今掉的另一俗義，不過是一種趣語，請勿誤會。

巴斗，似多寫作笆斗，我引用的是復(fù)印本原字。笆斗，柳條編的農(nóng)具，個頭兒很大，容糧米甚多，故以大顯名。

夠嗆，北方俗語，嗆是吃的打趣語，夠嗆猶言夠受的！，即難以消受苦于承當之意，漢文章，語稱西漢文章兩司馬，謂太史公與司馬相如，皆前漢人也。若漢文章，應(yīng)包兩漢而言，故拙文舉司馬遷、班固為例，不必拘看。

《談笑》篇寫時本意在于借此小例以展示我們漢文的語匯之豐富而愿今之為文者能夠多讀些書而不致文詞十分單薄貧瘠；但文體是半莊半諧的。未料后來選入中學教材書中。近一位教師惠函指教，指出此文的許多文病，如證明了須改表明了，吧后要用？，等等。他是善意的，但經(jīng)他一改卷，文趣全失，話也死板了這是不明文各有體之故，而要規(guī)范化。文字的風格與風趣，只在分寸之間，把它消滅了就不再可讀了。

萬安山訪古剎，據(jù)同游的劉女士（現(xiàn)在日本教學）說，我把時日記得不盡準確。但已無法追查改正。

紅樓升官圖，近北京竟發(fā)現(xiàn)了宮內(nèi)所傳彩繪本，是一位滿族老人之家藏。報紙上稱之為紅樓夢棋。附記于此，讀者或感興趣。

《太平湖夢華錄》中提到一個石羊臥于古城墻與護城河之間的茂草之中。后來方知，西便門外的石羊，乃是北京九門古文物的一項名品，我們所見的，即此無疑了。

《雪芹遺物》中所敘舊硯，鐫有千山老芹之疑識。假若此疑不是偽造，則必又有人據(jù)此考證曹雪芹祖籍了。按曹寅詩集曾署千山，實為當時漢人身隸滿洲包衣旗籍（旗奴）的避諱含糊之設(shè)詞隱語，并非實指某一地點，正如也署長白滿洲，其義無異。已有學者指出，從古之遼陽籍人氏，絕無自稱本貫為千山之例，豈可以此二字為實際地名？其說是。拙文是隨筆，原不涉論文之事，但恐因此又生是非糾纏，故略為解說于此。

周汝昌

丙子重陽佳節(jié)前

編后綴語

這本書，初版于1997年初，至今已經(jīng)過去了25個年頭。如今蒙作家出版社厚意再次印制精美圖書，不勝感慨系之。

那是1996年，父親收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春瑜先生的來函，告知東方出版中心擬推出一套《當代中國學者隨筆叢書》，因常讀父親文章，以為年高事繁，卻能寫出大量隨筆，表示贊嘆；還說父親的隨筆，深受讀者的喜愛，因此希望能將文章選編，收入這套叢書中。父親十分感謝王先生的這一番厚愛至意，就答應(yīng)了下來。而這一任務(wù)，他的目力已難做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當然這是責無旁貸的樂為之事。

父親的美名是紅學家，罩在他這紅學家頭上的，是一頂考證派的帽子。父親為此遍嘗了嘲罵與譏諷。他對紅學的貢獻，自有公論，不是二三人所能左右的。父親的詩學、紅學，在十幾歲時就埋下了深深的種子，待根深葉茂，挺拔高大，直插云霄時，什么桂冠對他來說已經(jīng)不重要了。

然而不為人知的是，他在研紅之外，還寫了大量的信筆漫談，寄興抒懷的文章。五十年代，他就為《人民日報》《文匯報》寫過一些這類文章，還寫了一些例如《學書雜語》《退谷》《板橋逸文》等短篇文章，后刊載于《春游瑣談》一書中。六十年代，他又為《光明日報》《大公報》《中國婦女》等撰過文章。1962年陸續(xù)發(fā)表在《天津晚報》上的一組《沽灣瑣話》，可以說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多產(chǎn)時期。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三家村時，嚇得他把瑣話交出來接受審查，萬幸沒有當成黑話。

進入八十年代，父親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出版了幾部專著，在極為艱難的目力下及繁冗雜事之中，寫了幾百萬字的學術(shù)論文，還為幾家報紙、雜志分別開辟了《響晴軒硯漬》和《七十二沽人語》等專欄。九十年代，又寫出了一批很受讀者注目的隨筆文章。

父親的這類文章數(shù)量很大，每一篇都是對中華文化的闡釋、熱愛，更離不開對紅學的執(zhí)著。 我從一個先睹為快的讀者來看父親的這些雜文，有一特點，即真正是名副其實的信筆，文章是從他筆下流出的，寫得很快，很自如，不苦思冥索，更不打磨造作，如行云流水，而無八股氣。這樣行文，是他的主客觀條件造成的習慣，也許不免一個率字：不精不細，但好處就在一個真字上。有一位朋友曾特言：過去之文是功力，近來之文是升華，父親則說：豈敢當此！

我還清楚地記得1996年年末，父親突然得了一場大病，來勢兇猛而重，高燒不退。1997年1月28日，我們?nèi)〉健稓q華晴影》，送到父親手邊時，他很高興，還寫下一首詩：

丙子臘二十為五九第三日病始愈值滬寄《歲華晴影》文集亦到因賦詩紀之

五九六九河邊柳，大化生機浩蕩春。

我獨病中吟好句，誰能枕上作閑人。

民間藥物皆神圣，故里年光想煥新。

欣喜歲華晴影麗，刊成吉日賀良辰。

初版書原是作為父親八十壽辰的慶典禮品。如今手捧這本精美圖書，父親的靈心神筆，他的喜樂哀怒，他的海納百川……流連回轉(zhuǎn)，難以逝去。

父親逝世十周年，我把《歲華晴影》放在墓前，作為好的紀念。

感謝作家出版社，感謝責編劉瀟瀟、單文怡兩位女士，感謝為本書貢力之全體同仁。

周倫玲

壬寅二月十二花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