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jié)選）

盧那察爾斯基一生的著作，門類繁多，范圍廣泛，涉及了哲學、歷史、教育、科學、外交、宗教、建筑、文藝等各個方面。在文藝領域內，撇開他的二十八個劇本、一些詩作和翻譯不談，僅以論著而言，他就在三十年間先后寫了有關本國和西方的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繪畫、雕塑、電影及美學的文章共約兩千種，其中論述托爾斯泰、高爾基和羅曼·羅蘭的各達三十來篇。他不是坐而論道的評論家。他基本上是一個實踐家；行有余力，而后為文，或者說，為文是他的行動的一部分。他的著作大都是在地下工作的余暇，在監(jiān)獄里，在流放地，在亡命國外的時候寫成的；十月革命以后，則是在內戰(zhàn)的烽火中，在繁忙的國務和社會活動之余，利用周末休假的零碎時光，更多的是犧牲正常的睡眠和休息，臨時急就的。在他的作品中，只有少數(shù)文章，而且是短篇文章，才是他親手寫成，其余都是由他口述，請他的親人（十月革命前）或速記員（革命后）筆錄的，其中一部分在發(fā)表前甚至未經他本人過目。這些著作價值高低不一。有的經過幾十年的檢驗，至今仍然保持著生動的現(xiàn)實意義；有的只適用于當時，事過境遷之后已經失效；還有的則即使在當時來說也并不正確。同盧那察爾斯基的政治活動的記錄一樣，他的文藝觀也經歷過一條漫長曲折的發(fā)展道路。

俄國三個主要的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家當中，普列漢諾夫在十月革命前幾年已經停止他的理論活動；沃羅夫斯基的文學工作鼎盛時期是一九○七年至一九一二年，革命后他幾乎完全擱筆，加之早在一九二三年就不幸殉難了；只有盧那察爾斯基一人得以親身參加蘇聯(lián)文藝的理論建設和創(chuàng)作實踐，積下豐富的經驗，并且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盧那察爾斯基追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巨人的腳印，力求把文學現(xiàn)象擺在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擺在具體的時間和社會環(huán)境之內加以考察，同時用階級斗爭作為基本的指針，因而他能在看似迷離混沌的復雜情勢中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性，比較確切地說明作家和作品的歷史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盧那察爾斯基強調社會和階級對文學的制約，卻并不把這種制約加以化。首先，就創(chuàng)作過程來說，文學是客體和主體相融合的結晶。其次，盧那察爾斯基認為，不但處于青春期的資產階級的偉大作家莫里哀和歌德有時能超越本階級的局限，接近當時全民的或全人類的理想，而且人類本來有一些共同的情趣，諸如自然欣賞、愛情陶醉之類。

在有關創(chuàng)作方法的論述中，盧那察爾斯基仍然保持著他的強烈的現(xiàn)實感，同時又顯出了他的廣闊的視野和雄大的氣魄。他贊揚那些從現(xiàn)實出發(fā)，筆鋒所及，處處回答重大的迫切問題的作家，但生活的多樣性決定了作家反映生活的途徑的多樣性，所以現(xiàn)實主義應該是一個廣泛的藝術范疇。只要一種藝術形式具有很大的、內在的、現(xiàn)實主義的確定性，它在外表上無論怎樣不像真實都可以。

在處理文學遺產的時候，盧那察爾斯基歷來堅持批判繼承的原則。

關鍵是，盧那察爾斯基不但善于發(fā)現(xiàn)矛盾，并且善于總觀全局，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所以他對遺產既能毫不留情地批判，又能理直氣壯地繼承。

對作品藝術性的評價是二十年代蘇聯(lián)文藝學中薄弱的一環(huán)，盧那察爾斯基在這里也有不少補偏救弊的勞績。他深刻地縷述和分析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契訶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藝術成就，有時更將同時代的或創(chuàng)作上相近或相反的幾個作家并列在一起，經過對照，使各人的特色益發(fā)顯豁。

盧那察爾斯基本人的寫作手法和風格也很值得一提。他的文學論著，有時信筆鋪排，汪洋恣肆，有時卻大題小做，用寥寥數(shù)千字概括作家及其時代的基本面貌（《安·巴·契訶夫在我們今天》《蕭索時期的天才》《日出和日落之前》等）。不管是長篇還是短論，大都寫得富有戰(zhàn)斗熱情，而不僅僅訴諸讀者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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