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尼古拉二世是20世紀歷史上一個極富爭議的人物。他的仰慕者堅定地認為他是一位體貼的丈夫與慈愛的父親，盡全力保護俄國免受革命潮流的沖擊。而他的統(tǒng)治*終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被革命派推翻，他和家人也在一年后遇害。他的反對者則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們眼中，尼古拉二世是一個頑固反動的暴君，他破壞了俄國的穩(wěn)定，俄國本有機會避免后面幾十年里發(fā)生的災難，而正是他摧毀了這些機會。在我看來，偏信任何一方都是不對的。事實上，雙方對他的描述都正確，他是一個復雜且矛盾的人和統(tǒng)治者。
在這本書中，我著手探察尼古拉在被推翻后的十六個月里的經(jīng)歷。在那期間，他先后被關押在沙皇村、托博爾斯克，直至*后的葉卡捷琳堡，幾乎沒有獲釋的可能。他很少向大臣吐露自己的心跡，也一直有說一套做一套的惡名。然而被迫退位后，除了在試圖寬慰一同遭受關押的妻子與孩子時，其他時候他便沒什么必要再繼續(xù)矯飾以迷惑他人了。這段歷史已經(jīng)廣為流傳，通常人們都會自然而然重點渲染末代沙皇一家于1918年7月在烏拉爾的地下室中被處死的恐怖片段，也會不太確定地提到有一兩名成員從屠殺現(xiàn)場逃了出去。我不禁想，英語文學界的一部分人居然會相信一支全副武裝、紀律嚴明的行刑隊在密閉的地下室里能做出這樣驚人的疏忽之舉，他們幾乎有反社會的傾向了。但是，我們?nèi)詰�當對歷史證據(jù)進行仔細勘查，大部分證據(jù)長期以來都可供勘驗，我在本書中愿盡力一試。
1917年，很多人在討論是否應將尼古拉平安地流放到英國。盡管他的表兄喬治五世并不反對這個想法，但在當時俄國政治阻礙重重的情況下，這個想法又有多少現(xiàn)實可行性呢？1918年4月，尼古拉從托博爾斯克轉移到葉卡捷琳堡，這是他人生的*后一段旅途，在這段長久以來存在著謎團的旅途中又發(fā)生了什么？
我們當然需要參考新舊文獻，采取全新的視角考察尼古拉及其家人在1918年7月17日的殞命，但這之前的數(shù)月時間同樣值得注意。在關押期間，尼古拉有充足的時間去回顧1894年以來自己的統(tǒng)治。即使如此，我們還是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的日記和記錄下來的對話鮮少涉及他的思考。除了他寫給自己的東西和與他人的對話外，還有一個信息源被習慣性地忽略了，那就是他在囚禁期間為了打發(fā)時間而閱讀的一大批文學和歷史作品。在他一生中，時常會有關于他的政治目的的爭議，而他的閱讀書目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窗口，一窺其內(nèi)心世界。將他去世前十六個月的日記、言談記錄和閱讀書目放在一起研究，我們就得到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以考察他是否曾對自己當政時的決定后悔過。它們能告訴我們，他到底希望成為一位怎樣的統(tǒng)治者，他是否像人們所說的，真的是一個頑固不化的獨裁者和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只在脅迫下才做出政治讓步。
它們也能顯明尼古拉對1917年至1918年的革命形勢的看法以及他對俄國遠景的展望。他試圖去理解局勢，但局勢已不受他控制，*終他不得不接受不可預料的改變。除了他的隨從，他還和另外三個人交換過意見。一個是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他代表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統(tǒng)治俄國的臨時政府，負責照顧尼古拉。而另外兩個人則與這位即將載入史冊的前沙皇有過更為親密的交談。他們是瓦西里·潘克拉托夫和瓦西里·雅科夫列夫。潘克拉托夫是社會革命黨人，而雅科夫列夫是布爾什維克，他們是在托博爾斯克負責關押羅曼諾夫一家的接任官員。他們與這位前沙皇之間的對話是否對他的滿腹臆斷產(chǎn)生了影響呢？
本書還將重點探討關押地周圍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環(huán)境。這也是一個沒有在歷史文獻中得到足夠關注的話題。托博爾斯克和葉卡捷琳堡的布爾什維克對于如何處置羅曼諾夫一家各有主張，他們與蘇維埃政府之間關系緊張。托博爾斯克被來自其他地區(qū)的赤衛(wèi)軍攻占，他們認為將羅曼諾夫一家安全關押起來的做法是失敗的，并試圖修正。葉卡捷琳堡由布爾什維克領導，其中有幾人希望不管上級同意不同意都應將尼古拉處死。
*終的決定是，將被蘇維埃關押的前沙皇同他的家庭成員一起處決。從20世紀90年代起，俄國研究者一直在擴大文獻研究范圍，試圖弄清楚究竟是誰下的命令，原因又是什么。我希望將這些資料與我在莫斯科和加利福尼亞找到的資料匯總，以查明究竟為何會發(fā)生這次處決，他們又是在什么時候，在哪里，以及如何實施的。學者們經(jīng)常研究莫斯科和葉卡捷琳堡之間的通信，但這仍不足以解釋發(fā)生的一切。我希望全面考察在執(zhí)行處決之前幾周葉卡捷琳堡，還有同樣重要的莫斯科兩地的軍事與安全形勢。莫斯科與柏林之間的關系同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以上問題便是我寫作此書的基礎。
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始于我偶然讀到了一些有關尼古拉二世人生*后幾個月的罕見文獻。2013年夏天，我在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借閱圖書，這是我延續(xù)幾年的習慣。助理檔案管理員琳達·伯納德問我是否有興趣看一看檔案柜里有關羅曼諾夫家族的內(nèi)容。這其中包括尼古拉二世的退位文件。一年后，負責俄國檔案項目的洛拉·索羅卡向我提及*近剛剛收錄了一些資料，即阿格涅斯·M. 季捷里赫斯的藏品，從1918年至1920年的調(diào)查到羅曼諾夫一家被處決，都有所涉及。那時，我發(fā)現(xiàn)胡佛也有一盒曾被稱作沙皇文檔的資料，所謂沙皇有幾名家人逃出了葉卡捷琳堡的說法這一觀點長期以來無人質(zhì)疑便是基于這些資料。事實上，這些資料所揭示的恰恰與這一說法相反。這些資料構成了我研究的主要框架，另外我還發(fā)現(xiàn)了大量有關羅曼諾夫家族其他成員的新資料。
1917年二月革命后，尼古拉的想法與經(jīng)歷能夠為我們提供很多信息，讓我們了解俄國在20世紀初的二十年里發(fā)生了什么。在人生的*后十六個月中，這位謙遜、固執(zhí)、不夠稱職的前沙皇在自己的祖國遭遇了個人悲劇，也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給俄國帶來了災難。尼古拉在十月革命爆發(fā)后的年便被處決了，因此他并不知道隨后的大恐慌發(fā)展到了怎樣可怕的地步。但他從囚禁宅邸那扇緊閉的門后面看到的、得知的一切，于他而言已經(jīng)足夠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