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樣嗎？等我回來的時候，會告訴你們的。

[美]蘇珊·桑塔格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結(jié)束了在劉夢溪先生門下的博士學業(yè)，入故宮博物院，幸運地成為故宮的一名研究人員。也是這一年，我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兩本書《紙?zhí)焯谩泛汀缎梁ツ辍�。這是我在進入故宮博物院以前出版的后兩本書。有意思的是，這兩本書都與故宮（紫禁城）有關。前者透過西方人的視角探查中國歷史，尤其是宮廷的歷史；后者透過宮廷的視角觀察革命。在我進入故宮之前，我的寫作，也在一步步向故宮靠近。

這一本《遠路去中國》，正是《紙?zhí)焯谩返男抻啽�。關于此書的寫作動機，我在三聯(lián)版的自序里已經(jīng)講過，此番修訂，補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新發(fā)現(xiàn)的珍稀照片，以增加歷史的現(xiàn)場感。但在這里，我想說的是，透過西方人的視角看待故宮（紫禁城），無疑可以增加我們觀察這座宮殿的維度。因為故宮不只是中國的，也與世界相連。厚重的宮墻，并不能把宮殿隔開，使它自外于世界，淪為一座華麗的孤島。實際上，自元代以后，人類就啟動了全球化的進程，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身份不同，心思各異，卻一頭扎入奔向東方的漫長旅程，而紫禁城，正被他們視為它輝煌的終點。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他們或許還有些形單影只（馬可·波羅與自己的父親、叔父同行）；在利瑪竇的時代，就已成群結(jié)隊；到馬戛爾尼的時代，政府業(yè)已組織公費參訪團；而到綠蒂的時代，已變成有組織的侵略戰(zhàn)爭。他們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宮殿的命運，歷史的發(fā)展邏輯，也如草蛇灰線，隱含其中。至于英國人呤唎，雖然未曾進入過北京紫禁城，但作為參加過太平天國的一個外國人，他曾目睹過南京天王府可以被視為太平天國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風吹草動，亦牽動著北京紫禁城的神經(jīng)。

馬可·波羅曾經(jīng)走進的元朝故宮（紫禁城）已經(jīng)消失，明朝在元朝故宮的基礎上建起新的宮殿，到2020年，就整整六百歲了。六個世紀中，它與世界的聯(lián)系未曾間斷，即使在閉關鎖國的年代，也不曾閉關鎖宮。宮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區(qū)，比如西洋自鳴鐘，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入紫禁城的，萬歷皇帝很快為之沉迷，難以自拔，到雍正、乾隆時代，這些西洋鐘表更是在宮殿里大量繁殖，技術上也日趨復雜，寫字人鐘，甚至可以寫出滿文和蒙文。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洋某國贈送的一套機械系統(tǒng)（機器人），十八個銅鑄伶人竟然可以演出全本《西廂記》，每以鑰匙上弦啟動，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這些角色便從箱子里走出，身段交接、揖進退讓，與劇情完全吻合。

人們對故宮有一個誤解，即：故宮是中國文物的大本營，這不錯，但不夠，因為故宮也收藏著很多外國文物，說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館，也不為過。比如故宮就庋藏著公元78世紀印度、尼泊爾的古佛像，明清兩季大量的西洋科學儀器和鐘表，日本江戶至明治時期的繪畫、書籍、瓷器、琺瑯器、金屬器、漆器、織繡等。這些收藏，是歲月失落在故宮（紫禁城）里的遺物，也證明了這座宮殿的深邃與廣大。

東西方的歷史互相影響和激蕩，這種互為他者的互動關系，故宮（紫禁城）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視角。站在這個視角上看，歷史才能豁然開朗。故宮學的創(chuàng)始者鄭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宮學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我慶幸這本書暗合了故宮學的開放視角，盡管它只是一本寫歷史的隨筆，講述的是宮殿布景下的人與事。

惠特曼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只要適當說出事實，一切羅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正是這句話，為我多年的寫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編輯生涯的1998年，對于我的寫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開始編輯一套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叢書。編這套叢書，使我認識到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幾乎為零，多年來接受的歷史教育，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大而無當?shù)目蚣芎鸵恍┲档脩岩傻慕Y(jié)論，它既不負責提供細節(jié)，也不提供論證過程。歷史只是一個年表，像元素周期表，科學、完整，卻毫無感情，我們與歷史的關系，只能建立在背誦之上，我們無法回到從前的某一個夜晚，傾聽歷史人物內(nèi)心的呼告與吶喊。那么多的歷史書籍看上去更像一個個的抽屜，有著結(jié)實的結(jié)構(gòu)，但拉開它時，里面卻是空的。而我們需要的，是門，但面對抽屜，我們找不到返回歷史的路徑。

在那套叢書里，那些闖入中國歷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險家、傳教士、記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們的書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卻是和我們的記憶與想象大相徑庭的歷史圖景。當我次借助他們的鏡頭看到梳著長辮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圓規(guī)做幾何題，晚清的帝國官員集會的會場上寫著立憲萬歲的大幅標語，才意識到歷史原來是一條如此豐饒的河流，所有的事實都像今天一樣地具體。自中世紀開始（自馬可·波羅開始），西方就有了對古老中國的敘事沖動，到19世紀，更形成強大的東方主義話語。無論這種東方主義是否定的、意識形態(tài)的東方主義，還是肯定的、烏托邦式的東方主義，他們的敘述都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從那一天起，我就決定潛入那條豐沛蓬勃的歷史河流。

我在那時意識到西方史料對于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并開始對海外漢學的研究投入特別的關注，盡管與許多學者相比，這只是一種遲到的覺悟。任何單一的視角都有限制性，而隨著視角增多，事實也會變得立體和豐富。無論對于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如此。觀察那些曾經(jīng)介入中國歷史的西方人的命運，梳理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進而在一個更大的視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視角）考察中國的歷史，在縱向的線索之外，尋找橫向的線索，這個愿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潛滋暗長。這是一次艱難的泅渡，需要跨越兩種歷史之間空曠的中間地帶。我在訪學美國時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學術專著《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與麥克法夸爾、馬若孟、史景遷等漢學家的交流，以及為中央電視臺撰寫一些有關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紀錄片，如《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巖中花樹》等，都是在完成這樣的過程。

如同黃興濤、楊念群在那套叢書的前言中所寫，中國融入世界是一個雙向流動的過程，但這個雙向流動的過程，常常被人忽略。人們看到的是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在各自孤立的前提下發(fā)生和發(fā)展，仿佛兩棵相距遙遠的樹，他們看不到兩棵樹的根系在地下的隱秘連接，看不到汁液在根系內(nèi)部的暗流涌動。在各種歷史教科書上，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迥然分開，互無干系。實際上，這種條塊分割式的歷史敘述，使它們各自的完整性都受到了損害。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確為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文明中國文明的發(fā)生地，中為陸地，四周是海，中間實，四周虛，故而它的文明，是聚攏型的文明；地中海文明的發(fā)生地，中為海洋，四周是陸地，故而它的文明，是發(fā)散型的文明。然而，正是這一虛一實，構(gòu)成了兩種文明天然的聯(lián)系，有學者比喻為陰陽兩極，在兩極互動中，像永不停歇的雙槳，推動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古老中國的成長，這個有時瘋狂、有時溫順的西方伙伴剛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國在一種更大的、全球化的敘事中確立自我的身份，在戲劇化的接觸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熱衷于攝影、考察等實證方法的西方敘事中留存的數(shù)量龐大的歷史證據(jù)，無疑會激發(fā)和喚醒已成逝水落花的歷史記憶。

9·11以后，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全世界引起廣泛共鳴，該理論認為未來世界的沖突主要表現(xiàn)為文明的沖突，不同文明板塊之間必然引發(fā)沖突。如果是這樣，歷史就是在向著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沖刺。對此，我們有必要結(jié)合歷史來重新思考。歷史中，這種文明的沖突固然屢見不鮮，但并沒有導致文明的死亡，相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都是在觀察和借鑒對方的過程中，通過自我懷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不同文明之間并非只有差異，它們的共同點，始終真實地存在著，比如，在世界軸心時代，帝天道作為早期中國相繼出現(xiàn)的終極性詞匯，在后世的文明建構(gòu)中所起的作用，與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靈三位一體性終極實在的功用極其相似。這些文化的特性，是人類的共同性所給予的。而人類的共同性，遠遠大于差異。如周寧所說：超越東方主義的途徑不是在二元對立的格局內(nèi)，從一方轉(zhuǎn)向另一方，從西方轉(zhuǎn)向東方，而是采取一種強調(diào)同一與連續(xù)性的態(tài)度，強調(diào)世界歷史發(fā)展中不同文明互動的關系，強調(diào)不同種族、文明之間的所謂跨文化空間或跨文化公共空間的發(fā)展動力，強調(diào)不同文明之間的分野（Demarcation）不僅是相互對立與排斥的過程，同時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無、互滲融會的過程。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兩種文明的發(fā)展史，同時也是兩種文明互證的歷史。也唯其如此，中西各自歷史才能環(huán)環(huán)相扣地延續(xù)到今天而沒有同歸于盡，讓我們在面對明天的時候感到的不是絕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每一天才能通過我敲動鍵盤的手和血流的節(jié)奏，回到了生者之中。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有幸被列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重點扶持項目，同時得到北京作家協(xié)會、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以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的大力支持，汪家明先生和張荷女士都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謝。

在后校閱這部書稿的日子里，北京在春天到達的時候居然下了一場久違的雪。看麗日下的雪景，回想多年來從事的自己喜愛的事情，內(nèi)心感到澄明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