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總序

近四十年來海外漢學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其翻譯著作之多，研究展開之迅速，成果之豐碩，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領域是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以比擬的。據(jù)國家圖書館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資料中心尹漢超副研究館員的初步統(tǒng)計，四十年來學界翻譯、研究、介紹海外漢學研究的著作達3600部之多。盡管如此，在海外漢學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和整理上我們仍需努力，對于海外漢學名著的翻譯一直是一項基礎、根本的學術工作。在我們身邊很難再有像錢鐘書先生那樣的天才，精通多國語言，融通中外學術，所以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把世界各國漢學的名著一本一本地翻譯出來，這樣才會對歐美漢學史有一個整體的、全面的認知。二十多年來我就是憑借著這種理念，組織翻譯了一批西方漢學早期漢學的經(jīng)典著作。

盡管《劍橋中國史》《劍橋中國文學史》等大部頭的著作已出版，關于儒學與道學的海外漢學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對世界各國的海外漢學名著的翻譯仍有欠缺，尤其是非英語國家的漢學研究名著亟待翻譯。特別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的中國研究，我們應給予高度關注。因為僅僅靠英語世界的漢學成果，我們是繪不出一個完整的世界漢學歷史全圖的。我們應明白中國學術的進步是需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我們應站在中國學術的全局，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國的漢學名著翻譯成中文出版。我們應鼓勵更多的熟悉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瑞典語、印地語、波斯語等各種語言的學者投入到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研究中來，并像已故的馮承鈞、耿昇先生那樣，獻身于基礎漢學著作的翻譯。我們向所有安于寂寞、獻身學術、從事漢學名著翻譯的學者致敬。這次我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合作，就是希望在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上再翻新篇。

四十年來，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進展與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與發(fā)展緊密相連，這充分說明海外漢學這一域外的中國知識和中國當代知識的進展以及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這樣的傳統(tǒng)是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成立開始的，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jīng)過》中明確地指出：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學者在解釋吳宓這一思想時說：近代以來，國學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吳宓的提法代表了當時多數(shù)學者的用法。后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研實踐也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明確國學研究的對象即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則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這表明，老清華國學研究院以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本色，但從一開始就不是守舊的，而是追求創(chuàng)新和卓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傳統(tǒng)的學術形態(tài)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fā)展。本土之國學與海外漢學互動是近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重要特點，這樣的傳統(tǒng)在近四十年的漢學研究中也充分體現(xiàn)了出來。

漢學的存在標志著中國的學術已經(jīng)是世界性的學術，漢學研究的成果已經(jīng)不再僅僅作為一門外學，像外國文學、外國哲學、外國歷史那樣，僅僅作為一種知識產(chǎn)品豐富我們對世界學術的認識。自晚清以來，中國歷史的自然發(fā)展因西方國家的入侵而打斷，同時，中國文化與知識的敘述也不能再在經(jīng)史子集這樣的框架中表達，從四部到七科，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和表達形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西方漢學，此時作為西學進入我們的知識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漢學的歷史，我們就說不清中國近代的歷史，并無法開啟今天的學術重建。

在這個意義上，海外漢學不僅僅在海外，而且同時內在于我們近代學術史和當代的學術史之中。為此，我將海外漢學研究說成是一種內外兼修之學，意在表達它作為一個學術體系和知識系統(tǒng)，對中國學術具有內在參考性。

梁啟超在百年之前就提出在中國研究中國 在亞洲研究中國 在世界研究中國三種方法。四十年來對海外漢學的研究使我們體會到：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我們展開域外中國學研究，展開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本出發(fā)點；開放與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們對待域外漢學家的基本文化態(tài)度；求真與務實的批判精神是我們審視西方漢學的基本學術立場。

張西平

2021年1月16日

法文序

白樂日（19051963）是現(xiàn)代西方重要的中國史專家之一。他出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然而當時的匈牙利和奧地利皆未開展?jié)h語教學，于是他便前往德國學習，并在德國成長為漢學家。在柏林大學，白樂日完成了既新穎又翔實的博士論文，內容是關于唐朝的經(jīng)濟史 （Beitrge zur Wirtschaftsges Chichte der Tang-Zeit，公元618906年，柏林，19311933年，共227頁）。之所以選擇唐朝是因為它的地位關鍵，其時處六朝（公元3世紀至6世紀）之后，宋朝（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之前。白樂日把前者稱為中世紀，而把后者視為中國現(xiàn)代時間的開端。這是次，至少是西方漢學史上次真正涉足中國的經(jīng)濟史，并選擇了古代中國的鼎盛時期之一。那時，中華帝國是世界文明璀璨的中心。從唐朝史的重要研究開始，白樂日一方面繼續(xù)研究中世紀，另一方面也把目光轉向了現(xiàn)代時間，后者是其晚年的研究對象。

然而，大約在15年的時間里，白樂日敏銳地感受到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響，這打亂了他關于中國以及中國史的研究。希特勒上臺后，白樂日便離開德國，前往法國定居，并在不久后加入法國國籍。二戰(zhàn)伊始，他受困于法國限制敵對國僑民的法律；在法國被德國占領的時期，作為著名的反納粹人士，他同時受到了德國當局和法國維希政府的威脅。他躲到凱爾西的一個小村莊里，以養(yǎng)鵝為生。戰(zhàn)爭結束后，飽受生活折磨后的消極悲觀情緒讓他謹小慎微，長期遠離巴黎。直至1948年，他才發(fā)表了關于漢末危機的系列研究。這也是他早用法文發(fā)表的論文。之所以研究公元2世紀至3世紀陷入分裂的中國，是因為當時歐洲和世界的狀態(tài)與之相似，激起了他強烈的共鳴。1949年，他進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開始編撰關于中世紀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的兩卷本著作（萊頓出版社，1954年，共448頁），受到學界的關注。不久，他便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獲得教職，在剛剛成立的社會與經(jīng)濟科學分部教授中國史。此后，他著作漸豐，和國內外學界的交往日益頻繁，加入了許多學會，也參加了一系列的研討會，重新致力于激活和復興漢學研究。白樂日主持了宋史指南研究計劃，這項國際合作的重要研究一直持續(xù)至今。1957年，他前往日本訪學，并次因心臟病被送往醫(yī)院，病因是他為了彌補二戰(zhàn)中損失的時間而長期勞累。終，年僅58歲的白樂日因心臟病離世，留下大量尚未完成的研究。其中一篇論文在本書中首次面世。另一篇關于漢末至12世紀中國制度史的精彩概述也剛剛收錄進遺著《古代中國的歷史和制度》（法國大學出版社，1967年，共計322頁。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為白樂日所著）。該書中從上古至漢朝的部分由另一位偉大的中國史專家馬伯樂（18831945）撰寫。馬伯樂曾是白樂日的老師，在世時是上古至漢朝時段（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中國史研究領域重要的漢學家。

然而，這段歷史似乎并未得到白樂日的青睞，這也許是因為相關文獻情況不足以支撐經(jīng)濟和社會方面的研究。而這兩個方面正是白樂日研究中國史的重點。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很感興趣，尤其受到馬克斯·韋伯的影響。盡管后者在白樂日赴德前已經(jīng)去世，但仍然啟發(fā)了白樂日的研究方向和內容。白樂日在漢學研究中所探索的，正是通過比較數(shù)據(jù)，從而在更大基礎上坐實他青年時代提出的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這些問題深深地困擾白樂日的祖國，也占據(jù)他的全部學術研究。本書將呈現(xiàn)白樂日比較研究中對主題和對象之間關系的思考，以及主題如何在對象中展現(xiàn)其問題，并提供不同的參考意義。白樂日以自己的方式展現(xiàn)了中國史家的名言，大意為歷史是今日之鏡。因此，他的所有著述都體現(xiàn)了其個人鮮活的甚至是熱情的風格，以及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賦。這位眼界高遠的歷史學家科研思維活躍，創(chuàng)新能力突出，文化底蘊豐富。此外，他還是極為嚴謹?shù)牟�學之士，學術研究和批評方法成熟。白樂日認為，文獻雖然只是方法，但是絕不可輕視。其研究目的在于找到一個大型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經(jīng)濟基礎。而且，他認為該社會和美洲社會同等重要，從中得出經(jīng)驗教訓，有益于解決棘手的現(xiàn)實問題。1954年，白樂日寫道：在美蘇的世紀之后，將會是屬于中國的21世紀。后來發(fā)生的事件證明了這一預測。白樂日沒有預見到1966年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恰恰是反對官僚制度和科舉制度的。而白樂日卻錯誤地認為它們是中國永恒性的特征，對于新中國政府而言依然有效。

白樂日去世后，耶魯大學曾以英文精心出版了一本他的論文集。法國公眾也許會閱讀這些既普遍又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研究成果，但是它們大多數(shù)只刊載于學者專用的出版物中。本書所選的文章與美國出版的論文集不同，其中增加了白樂日去世當年在倫敦大學所做的三場講座的法文稿。伽利瑪出版社為本書擬定的書名并不違背作者試圖闡明的思想，當談論不復存在的士大夫儒家國家之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時，我無意中已經(jīng)涉及了極權主義和官僚制度之社會的諸多問題，盡管它目前尚不存在，或正形成于世界的某個地方。

戴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