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導讀:《漢語入門》的底本與編纂考論
盧夢雅
河北獻縣天主教神父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生于法國阿爾薩斯地區(qū)斯特拉斯堡市。其父在斯特拉斯堡大學醫(yī)學系任教,戴遂良也受訓于醫(yī)科,1881 年加入耶穌會,1887 年被派遣到直隸東南教區(qū)任教職,負責衛(wèi)生和醫(yī)療。在與中國教區(qū)老百姓的近距離接觸中,戴遂良產生了對中國民間思想文化的濃厚興趣。1893年,他開始研究漢學,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國民俗、佛教、道教相關.,1933 年卒于河北獻縣,畢生致力于中國語言與文化的輯譯和推廣。
1856 年,天主教獻縣教區(qū)建立。至1928 年,獻縣教區(qū)有教徒136487人,僅次于北京教區(qū)。該教區(qū)素有文化傳教與學術傳教的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里創(chuàng)辦了至少739 所鄉(xiāng)村教會小學,另有中心公教學校5 所、要理學校9 所、女傳教學校4 所、男傳教學校6 所、法文學校3所,以及著名的慕華中學和天津工商大學(河北大學的前身)。
戴遂良所在的張莊天主教堂始建于1861 年,統轄直隸東南三十六縣天主教務。張莊教堂內的印書館勝世堂先后出版了教徒、教會學生和傳教士的日課經本、教史手冊、教義說明、教義辯解等(譯)著作,涉及語言、文字、政治、歷史、社會等方面。至1940 年,勝世堂出版了十五種漢文著作和九十八種中西合璧著作,是天主教在華的主要出版印刷機構。戴遂良的中法文對照版著作多次在這里再版印刷,廣泛使用于教會學校,影響甚大。
使戴遂良聲名鵲起的是18921908 年出版的十二卷系列教程《漢語漢文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 ),該教程在出版過程中獲得了法國漢學獎儒蓮獎。在編寫過程中,戴遂良搜集了大量民間故事,不斷補充和再版這一系列漢語教程,力求以民間故事為基礎,揭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教化當地教民。這些故事又分為口頭故事和書面故事:口頭故事以河北方言編寫出來,主要收入其教程的前六卷;書面故事選自中國歷代文學和歷史文獻,主要收入
后六卷教程。
該教程至六卷名為《漢語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包括卷《河間府方言》.(前附有《河間府介紹》),第二至三卷《要理問答》和《布道教義》.,第四卷《民間道德與習俗》, 第五、六卷(合為一冊)《民間敘事》.。此六卷的編寫思路,是將中西方教化性的經典文本或民間見聞改編為河北方言故事,既輯錄了北方口語,介紹了河間府方言,又富含獻縣地區(qū)民俗。卷講解了獻縣地區(qū)口語發(fā)音、語法和慣用語,是一本內容豐富的漢語口語閱讀課本,包含大量的民間詞匯、句段、篇章;第二至三卷是天主教義,從福音書里擇選了一些教化文章,用方言改寫,并用方言編寫了教義問答及全年各個節(jié)日和主日的講道內容;第四卷《民間道德與習俗》包括道德勸誡和民間習俗輯錄;第五、六卷《民間敘事》用方言改編了六十三個民間故事,文本來自《傳家寶集》《笑林廣記》《聊齋志異》《今古奇觀》等。
隨后幾年,戴遂良又補充編寫了書面語教程,包括第七至十卷哲學思想相關、第十一卷歷史相關和第十二卷漢字與詞匯相關。而后,他將這些初稿整理再版,命名《漢文入門》(Rudiments de style chinois ),包括《歷史文獻集》三卷、《哲學文獻集》一卷、《漢字與詞匯》一卷以及《漢文文法》一卷。
《歷史文獻集》以《史記》《資治通鑒綱目》和《綱鑒易知錄》等史學文獻為素材;《哲學文獻集》從小說、經書等古代文獻中摘取了一些有關哲學和道德的片段,展示了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漢字》分為四部分:首先回顧了漢字發(fā)展史(包括比較中歐字典分類異同);接著介紹了一百七十七個部首并分別例舉多個漢字及詳解;隨后便是附錄上古圖像,對漢字銘文進行由字到篇的介紹;后按照聲旁整理了一個檢索文檔。該書是西方學者對漢字字源問題的首次全面研究成果。
戴遂良表示這一研究是為了指出拉克伯里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錯誤,
他希望通過該書,特別是1916年版增寫的附錄,說明古漢字與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毫無關系。該書與顧賽芬神父的《法漢辭典:漢語常用的慣用語》《古漢語辭典》實為今天七卷本《利氏漢法辭典》(2010)的前身。
1903年,考狄(Henri Cordier)在《通報》介紹了《漢語漢文入門》的七至十二卷,文中寫道:他本人謙稱為普及讀物,而我們稱之為偉大的著作,這些教程盡管不專門為歐洲民眾所撰(為其他教會神父所撰筆者按),卻無形中成為歐洲讀者的福祉。1904 年,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在《通報》發(fā)表書評,高度贊揚《歷史文獻集》,認為該書是傳播中國歷史的極大貢獻,書中的見解比一般著作更為準確.。1906 年,沙畹在《通報》就《哲學文獻集》發(fā)表書評,稱作者目的是提取適合我們了解中國人精神和性格的大量中國書面文學……這些卷宗將對歐洲人認識中國人靈魂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
隨后,戴遂良又陸續(xù)出版了《近世中國民間故事》(1909,Folklore chinois moderne )、《中國宗教信仰及哲學觀點通史》(1917,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depuis lorigine jusqunos jours )、《歷代中國:至三國》(1920,La Chine travers les ges, première et deuxième périodes : jusquen 220 après J. C.) 等,還編譯了反映當時中國狀況的《現代中國》(La Chine moderne), 19211932 年共出版十卷。實際上,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民俗和民間文學的調查、呈現和闡釋,作為早期漢學的一部分,一方面直接關乎西方人的中國想象的建構,另一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民俗學和民間文學傳統的形成,影響了中國人對本土傳統的自我想象。因此,這些著述的引進,無論是對民俗學學科的自我認識,還是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對以戴遂良為代表的早期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建立過程中所發(fā)揮的鋪墊作用,國內學者應當給予足夠重視,這也是本書整理出版的初衷。
一、《漢語入門》概況
河北獻縣耶穌會出版的漢語教材《漢語入門》因榮獲1905 年的法國漢學儒蓮獎而聲名鵲起.。該教材共六卷,是十二卷《漢語漢文入門》的口語部分,其構成為:卷《河間府介紹》和《河間府方言》,后者包括河北方言語音、語法、詞匯和例句;第二至三卷《要理問答》和《布道要義》,為白話天主教義;第四卷《民間道德與習俗》和第五、六卷《民間敘事》是教材的文化閱讀部分,具有突出的民間性,內容分別為民間觀念習俗和六十三個通俗故事。以上這些內容使《漢語入門》成為一部自成體系的河北方言民俗教程。后三卷為羅馬注音、漢語和法文對照,豎排繁體有句讀,每頁課文下面有兩行注釋:行是羅馬注音,對應上面豎列文字中帶兒化音的漢字;第二行是詞語解釋,如對子為人等這些可能對漢語學習者造成閱讀障礙的詞,作者在法文譯文中保
留了這些慣用語的注音(例如Toéi-ze,wei jnn)而非法文翻譯,旨在展現正宗漢語口語的范例,使該卷中毫無引用先生們的文字。
此三卷收入本書時為閱讀方便起見,轉寫為橫排簡體。法國專業(yè)漢學對作者戴遂良其他的宗教歷史類著述評價不高.,卻把儒蓮獎頒給了這樣一部方言民俗教材,可見西方世界在20 世紀初
仍然渴求深入了解中國民間的語言與文化。法蘭西文學院在介紹《漢語入門》時表示:這套書不僅讓歐洲人了解中國人的口語,還帶來了遠東當代的民間信仰和觀念。
法國教育部專員評論道:如此的民間故事、如此的對話、如此的中國敘事,對我而言是這一民族心理的一大亮點。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稱:即便是不通漢語者,也可以忽略漢字部分,對《民間道德與習俗》或《民間敘事》饒有興致,值得再版。
因此,把當地的民間社會與文化介紹給歐洲,讓歐洲人了解中國河北民眾的真正思想和習俗是這套教材的漢學價值所在。
《漢語入門》也為作者在天主教會贏得了聲譽。1905 年底獲得法國漢學儒蓮獎后,耶穌會江南教區(qū)教務期刊《中國記述》贊譽和介紹了該作,并附戴遂良與其中國助手合影一張。報道稱,盡管《漢語入門》題目不起眼,卻在沙畹的提名下榮獲了法蘭西銘文學院頒發(fā)的儒蓮獎,
該獎旨在獎勵有關中國的著作,并宣稱作者完成了現代漢學的恢宏著作之一……教會同行們應致以熱烈祝賀。.《漢語入門》不僅受到上級賞識,也收獲了來自同行的贊譽。安徽教區(qū)的貝利古(Perrigaud) 神父表示:江北地區(qū)的所有神父都很喜歡戴遂良的教材,他使用的不再是書房先生的語言,而是活生生的語言,只要給學校的學生念上幾段,他們就會變得聚精會神,然后喜笑顏開,因為他們聽到了熟悉的表達;甘肅教區(qū)的戴拉克(Terlaak )神父坦言:我抱著極大興趣反復閱讀這些作品,我非常喜歡戴遂良神父的語言,如此簡單,如此地道;內蒙古教區(qū)的阿貝爾(Abels)神父贊許道:這些用通俗語言寫成的書籍對于我們北方地區(qū)是極大貢獻。
戴遂良對自己編寫的方言教材深以為傲,他稱:由于基督教義的不斷出版,所有教士都可以學習到布道術語,但這與河間府的語言不一樣。
除本書以外,沒有其他書籍能夠為河間府方言注音,這些發(fā)音極具地方特色。的確,《漢語入門》以其實用性、學術性、社會性和宗教性,在晚清諸多基督教會對外漢語教材中脫穎而出。這套教材同時達到了語言教學、傳播教義、民間教化和向歐洲展示河北民間文化等多種目的,具有方言詞典、俗諺集、風俗志、勸善書、布道書等多重功能,容納了民間文化和基督教會傳統,旁證了民間文化在學術和宗教溝通中的基礎作用,在晚清時期的多重歷史語境下誕生和發(fā)展,成為中西溝通交流的歷史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