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實是20世紀初文史學界知名的教授、學者，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的主要發(fā)起人，生前已有“著述等身，及門弟子遍于海內，允為當代國學大師”之譽�！吨袊膶W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是顧實在東南大學講學時編纂的講義，該書雖以日本久保天隨的《中國文學史》為底本改寫而成，但在大體沿用其體例與內容的同時，能夠將原作中漢學的“他者”視角置換為國學的“本位”視角，解釋、糾正原作對中國文學的誤讀與偏見，強調中國文學有獨特的傳統與價值。遺憾的是，隨著新文化陣營在文學史陣地的后來居上，顧實被歸為“學衡”一派，其文學史也被視作“販自日本”的代表而被“估價”為“一團糟”，其學術價值被抹殺殆盡。事實上，以顧實為代表的早期學人，雖然失去了獨立撰寫本國文學史的先機，但他們在向日本“拿來”的同時，并未放棄對本國文學傳統的探索。在應對國學古今轉型與中西對接這一世紀難題時，他們給出的方案仍值得當下參考與借鑒。顧實的特別之處在于，他是一位既有舊學根柢，又得西學熏育（旅日五載）的國學理論家與實踐家，對國學國際化、文學科學化等問題有專門、深入的探討，相關主張在其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大綱》中也有體現。以此切入，可以給予顧實文學史以更公道的“估價”；以此為例，也有助于重新認識顧實等早期學人處理“拿來”的經驗與貢獻。
　　一、“國學”與“漢學”：本位與他者的雙向關照
　　19世紀末，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引起日本漢學界與中國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但兩國立場大有不同。日本之所以熱衷于編纂中國的文學史，正如黃霖先生所說，是傳統文化淵源與西方文化引進相結合的產物，又是對中國古代文學既熱情贊嘆又重新認識的結果。這其中的“重新認識”，基于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畢竟明治維新之前，中國一直作為日本的“文物之祖”，但隨著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列強眼中的弱者，中國文學成為可以被批評的“他者”。日本漢學家著述的文學史，雖然提供了以西釋中的先例，有助于拓寬中國文學研究的視角與思路，但其中夾雜的客觀誤讀與主觀偏見，影響到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詮釋與評價。而中國本土的文學史書寫，除了應對新式學堂的需要，還有“知恥后勇”的愛國精神為驅動，國內新舊兩派的學者盡管觀點不同，但他們借助文學史來探索中國的文學傳統、應對“外學內充”的文化危機的初心是一致的，即便早期文學史大多“販自日本”，但已呈現出值得關注的本位意識。以顧實的《中國文學史大綱》為例，將其與久保天隨的《中國文學史》細致比對，可以清晰照見國學家與漢學家立場與視角的差異。
　　顧實（1877？-1956）是近代有名的國學理論家與實踐家，他早年就讀于龍城書院，壯年游學于日本，歸國后受聘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知名院校。在南師與東大期間（1918-1925），顧實與陳鐘凡等人發(fā)起國學研究會，創(chuàng)辦了《國學叢刊》《國學輯林》等刊物，發(fā)表了多篇文論。由顧實起草的《國學叢刊發(fā)刊辭》《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中國國學研究會募捐啟（代論）》等文章，集中體現了顧實的國學主張與研究計劃。顧實有強烈的文化危機意識，他認為在“五洲棣通、六種震動”的現實面前，必須重視國學對于國家的重要性，提出“學融中外”“識窮古今”的主張，不拘泥于中西體用的問題，而是將中西對舉，希望實現國學與西學的并駕齊驅、此往彼來。以通達的眼光去思考國學的現代化與國際化，成為顧實治學的特色。比顧實同時期稍早的久保天隨，是近代日本漢學界的知名學者，在漢詩創(chuàng)作與漢學特別是戲曲研究上有名于時，代表作有《澎湖游草》《日本儒學史》《近世儒學史》等。他的文學史曾作為早稻田大學的授課講義，后經謝雪樵翻譯后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葛遵禮曾刪減此書，作為中等學堂教學用，頗有影響。
　　顧實之所以選擇久保天隨的文學史為底本，有幾點因素可以參考。首先，該書條目清晰，按朝代更迭及文學發(fā)展將中國文學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上古文學，自太古以宋于秦；第二期中古文學，自漢初至于隋末；第三期中世文學，自唐迄宋；第四期近世文學，自元及“現代”之清。各時段先總論、再分體裁論述，重要的作家列專章闡釋等，適宜用作教材、講義；其次，該書標榜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立場評述文學。此前的末松謙澄《中國古文學略史》（1882）是先秦文學的斷代史，古城貞吉《中國文學史》（1897）是體系完備的通史，但內容更側重傳統學問，給予先秦諸子、唐宋儒學很大篇幅，而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則棄置不論。